2．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构成不同于乡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乾隆时人杨树本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55］所谓“比户操作”，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这样的记载当然不够理想，失之笼统。当时又缺乏人口职业统计的数字，难以量化分析。到了晚清以降，才有了一些稍微像样的统计数字。嘉庆《珠里小志》就有关于朱家角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它在户数、口数之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朱家角镇镇区（即四栅以内）有1 502户，5 937口，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如果加上店铺主、作坊主（这两个数据没有统计），那么工商人口比重肯定不小。［56］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提供了当时嘉定县各个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一些市镇的工商业人口依然相当可观。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 126，工商业人口是农业人口的2.5倍。［57］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城市化，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中心地的形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盛泽镇、乌青镇、平望镇、朱泾镇、罗店镇、王江泾镇、双林镇、濮院镇等。当时人都认为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有县城、府城的规模，即“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58］。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十分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的模式。饶济凡（Gilbert Rozman）及赵冈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比较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而小城市及市镇的人口只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城市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国的7 100个小型城市，包括不足万人的县城、州城，大部分是市镇。［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