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变与流亡
189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1日，梁启超在日本支持者的带领下踏上东京的土地。当晚，他住在车站附近的三桥旅馆，次日搬至日本支持者准备的早稻田鹤卷町的租处。从此，这位在中国思想近代转变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天才新闻家开始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回国是辛亥革命以后的1912年9月，也就是说，他作为流亡者在日本生活了约14年。在此期间，1899年末之后的一年多，他曾前往夏威夷、东南亚、澳大利亚，1903年几乎整年都在美国，不过这些海外活动都以日本为根据地。
到达东京的时候，正值9月21日戊戌政变过去一个月。发动政变的西太后把光绪帝软禁在西苑的小岛上，以皇太后之尊第三次执政。西苑位于宫城（紫禁城）的西侧，是一所极大的庭院。西太后在那以后的十年间一直是清朝政权的最高掌权者，1908年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她在把溥仪推上帝位之后驾崩。溥仪时年三岁，三年后因辛亥革命而退位，是世人皆知的末代皇帝宣统。
中国历史上，坐上皇帝宝座的女性只有唐朝初期建立“周”的武则天。西太后则是让皇帝位居宝座，自己隐身在帘子背后处理政务，即“垂帘听政”。
梁启超在政变当天来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接受保护。公使馆地处天安门东南一公里左右，当时负责接待的是代替归国公使矢野文雄的代理公使林权助。9月26日，日方惊险躲开清朝官兵的警戒，把梁转移到停泊在天津海域的日本军舰大岛舰上。半个月后，待接班的军舰来到天津，大岛舰于10月11日离开停泊点，五天后到达广岛县宫岛，又过了五天，梁启超才抵达东京。
被称作“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对清政府而言是光绪帝为改革王朝政治开展的一大改革事业，始自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定国是诏》。当时主流思想认为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败给了重生为立宪国家的日本，这一认识促使皇帝决心维新。6月16日，皇帝召见不断上奏痛陈必须变法的康有为，提拔他为自己的亲信。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参与了维新事业。虽然身份不高，但他在7月3日受到皇帝召见，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的下属机构“译书局”的负责人。就在他恪守职责，努力完善翻译洋书的条件时，遭逢政变。但是，在此之前，他已在《时务报》等报刊上十分活跃，享有高举新思想大旗鼓吹改革之政论家的盛名。《时务报》是维新派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旬刊，以“启发民智、开风气、助变法”为宗旨，论调新颖，风靡一时。
政变摧毁了梁启超的一切。软禁光绪帝的西太后首先要去抓捕康有为，未果，因为康有为恰好在政变的前一日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在英国的保护下，康有为从上海前往香港，开始了流亡生涯，最后在宫崎寅藏（滔天）的帮助下来到日本。
在日本公使馆及军舰内的生活，完全切断了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的联系，是其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活动体验。梁启超在大岛舰内开始的第一项政治行动，是9月27日写信给伊藤博文、林权助，请求他们援救光绪帝。伊藤辞去首相后访问清朝，当时正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内。虽然在梁看来，要求援救光绪帝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并不特别理解向邻国请愿寻求针对本国政府的对策意味着什么。
补充一句，梁启超在请愿书的文末提到了从宽处理还在狱中的同志谭嗣同，但是西太后在政变仅一个星期之后，于9月28日极为特殊地未经审判便在北京的繁华街道公开处死了谭等六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戊戌维新是皇帝开展的，如果审判就必须审议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这恐将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六人是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位担任皇帝秘书职的人，以及替死鬼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政变后公然批评西太后掌权的杨深秀。
1875年驾崩的同治帝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没有子嗣，西太后选的继承人光绪帝是同治帝的堂弟。在父子继承的清朝，这一举措前所未有，是西太后为了保持继续干政的“太后”地位而提出的无理要求。面对年仅4岁登基的光绪帝，她利用太后的地位“垂帘听政”，直到1887年皇帝17岁时才允许其亲政。不过十余年后，又再次“垂帘听政”。杨深秀的奏折戳痛了太后最不愿触及的要害。政变后，其他多数人被处以流放、免职等处罚，只有上述六人被处死。
话说回来，9月4日光绪帝曾以妨碍维新派上奏之罪罢免了礼部尚书、侍郎等六人，次日提拔谭嗣同等四人为秘书职“军机章京”，巩固了开展维新的体制。“军机”指军机处，是直属皇帝掌管军事、行政的最高机构。该机构有几名军机大臣，再下面只有秘书职“章京”，故军机章京的地位非常特别。
礼部乃直属皇帝的中央官厅，为“六部”之一。六部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官厅，吏部管人事，户部管财政，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工部管建设，是一个虽然不十分完善，但也包括了当今三权中的行政、司法两权的机构，起源自古老的唐代。所以到了近代，制定宪法，组织国会，建立反映国民意愿的立法部门就成为执政者面临的课题。
礼部是负责实施科举的重要官厅。众所周知，科举是为皇帝统治选拔官员的考试。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制定了不限家世，根据个人能力选拔人才的特殊制度，这一点需要被铭记。异民族王朝清朝，在一些重要的职位上同时任命满族与汉族，所以领导由长官各1人、次官各2人，共6人组成。6人同时被拿下，在任何人看来都是震惊保守派的严厉措施。
清朝特殊的官厅是军机处，该机构是雍正帝为有效实施皇帝独裁政治而特设的，所以它的秘书职特别重要。谭嗣同等四人在政变之前的半个月内并没有在推动变法上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维新派各位被提拔任秘书职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保守派确信皇帝是真的要改革朝政了。以西太后之名发动的这场政变从正面粉碎了皇帝的意图。
皇帝与维新派的力量很薄弱，西太后与保守派发动的政变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被处死的六人成为维新变法的象征，不久就被冠以“戊戌六君子”的称号。在儒教看来，正如其别称名教，没有比死后被称作“君子”更为光荣的事情了。因大逆罪而被处死的人竟能被称作“君子”，说明时代风气已然发生巨变。
在日本军舰中生活的20多天，对梁启超深化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军舰中他读了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为其倾倒。他注意到政治小说在宣扬自由民权思想中的效果，后来自己也开始撰写《新中国未来记》等文章。
他为如何在日本活动而苦思冥想，作长诗（乐府）《去国行》。诗中，他称在未报答皇帝之宠爱，未替友人报仇之前就死，非英雄之道，流露出流亡者的心境。
南洲翁为西乡隆盛，月照原为清水寺住持，献身于尊王攘夷运动。西乡与月照在1858年12月，为躲避奉幕府之命前来追杀的萨摩藩侯而跳入鹿儿岛湾自尽。月照死了，西乡活了下来。现在的说法是，死去的月照为促成维新发挥了作用，而活下来的西乡使维新得以成功，讲述的是明治维新版生者与死者分工合作的故事。
西乡隆盛在日本颁布宪法时受特赦，除掉了“逆贼”污名。就在那时他的铜像在上野公园落成，人气变得非常高（揭幕仪式是1898年12月18日）。梁启超对于西南战争的经过了解多少尚不清楚，但他知道西乡与月照的故事。也就是说，梁启超把谭嗣同比作月照，把自己比作西乡，希望以此让日本人了解其在中国“维新”中的作用。补充一句，后叙《新民丛报》上登出的作为模范的世界名人像，第一个日本人就是第7号刊登的西乡（图1）。同一期，还有福泽谕吉的照片，在西乡的下面。
《去国行》刊登在1898年11月1日《日本》的汉诗专栏。《日本》是以陆羯南为中心，宣扬日本主义、国民立宪主义的一份有势力的政论报纸。该报曾非常积极地支持清朝的维新，为扩大支持者的范围，这一时期向日本人介绍流亡者梁启超的心情。其时，汉诗专栏的评论人桂湖邨盛赞称：“蒙难去国，其志悲怆。今读该作，感动怆然，沉痛刺骨。”
图1 西乡隆盛，《新民丛报》第7号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