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世界史的近代始于西方的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19世纪，传统的东亚世界被卷入这场浪潮之中。清朝的知识界最先做出反应，日本紧追其后，时代的变革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对接受不同文明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翻译，为了接受自身本没有的概念，明治日本还创造了大量“近代”汉语。以此为基，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也被广泛接受，近代东亚文明圈由此得以形成。其最大的功臣是富有学识的天才型新闻人梁启超。大家应该铭记，是他使我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通过母语接受高等教育。

毋庸置疑，有史以来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地域、任何民族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此后经历了古代、中世，进入我们现在称为近代的这个时代。这一变化的过程通常被解释为进步及发展的。诚然，对于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电、自来水，甚至是汽车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不可逆的。结果就是地球上的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间增长了4倍以上，现在已经拥有70亿人口。

近代的定义是复杂的，几乎没有一个定论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肯定，但是为了使讨论进行下去，首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毋庸讳言，世界史上的近代，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世界市场与国民经济的时代；在政治上是民权主义的时代，即万国共存与国民国家的时代；在文化上是科学主义的时代，即客观知识与国民教育的时代。换言之，近代是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产物。近代化的洪流源自数世纪以前的西方，逐渐席卷非西方地区直至现在。

若以政治指标去理解人类经历的这种生活环境的变迁，从被看作是里程碑的大事件算起，时至今日，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尚不足400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仅200年有余，意、德统一不过150年上下。对这期间产业构造的变化或许不需要再特别赘述，但是对思想层面的变化，即思考的基础乃至核心变成“民”，其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尽管必须承认，这一思想的变化仍然止于理念，距离现实还需要时间。

关于近代的变迁，虽然也没有定论，但基本都认可把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看作是一个节点。此后70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制造出来的殖民地全部变成“独立”国家。但这并没有给各国带来发展，相反他们被卷入被称作帝国主义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掠夺体系，民众生活更加困难。“9·11”以后，国家政权结构也开始动摇，世界愈发混乱。

我们生活的东亚自古以来一直以优秀独特的文明而自豪，但在19世纪中叶它的地位受到巨大冲击。拥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异质近代文明的西方诸国蜂拥而来。冲击进一步带来社会的凋零，当意识到唯有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才能摆脱困境以后，傲慢的中华帝国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

那时东邻日本仍稍显落后，东亚世界的中心与东边开始动荡。历史上通过吸收中华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把学习的对象改为西方而奋起，中日两国的地位发生逆转。

细说起来，清朝因在1840年开始的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失败，才将目光转向西方文明，而日本转变的契机是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日本虽然最初在信息与知识上依赖清朝，但不久就取得独自的成就并超过了清朝。

虽然有各种衡量标准，但书籍的流通大概是最容易统计的指标。日本有史以来，从5世纪传播的《论语》《千字文》开始，传承了大量的中国书籍，这一点已无需赘言。而18世纪末编纂的可称作中华文明集大成的《四库全书》，虽然收集了约3500种书籍，却只收录了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等寥寥几部日本人的著作。虽然也有从日本传入中华的书籍，但长久以来，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种“中心—周边”的关系。

这种单向的关系从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把学习的对象改为西方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当然，日本学习西方的性质上不免浮于表面，带有轻薄性，对此亦不需再列举夏目漱石等人的批评来证明。但是，这种特点在任何接触异文化的地方都可以见到。

甲午战争时据东京书籍商组合的目录统计，日本出版的书籍已经上万。康有为就是根据这一目录，在1898年出版了《日本书目志》[1]，其中收录了7000多条书目。康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学习用的参考目录，所以该书的出版本身即真实体现了两国地位翻转的情况。

从吸收文明这一角度来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译著，因为翻译需要对应的词汇。其他文明中的事物、概念多为本文明所未有，但却需要用自身的词汇译出。西周、箕作麟祥等一批人翻译西学著作使用的是汉语表达，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汉书、汉语被积极调动起来，用于日本的西学著作翻译。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一行为本身乃建立在亚洲孕育的文明基础之上。那时，古汉书、汉语的核心是儒学，不过需要注意的还有已经中国化、日本化了的佛教，也为翻译西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事先说明，《朱子学》的术语有时还用于指称近世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等，应用非常广泛。兰学虽然是日本吸收西学的重要诱因，但吸收西学的基础依然是汉学。

这种情况下，无论汉书、汉语多么丰富，都不可能有足够对应的词汇。当带有这种“偏差”的词汇固定下来，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些词汇不论是借用、转用，还是新造，以时代性而言，皆为“近代”汉语；以空间性而言，基本都是“和制”汉语。日本以中华文明的成就为基础吸收西方的近代文明，近代世界由此扩展至东亚。“近代东亚文明圈”基本形成。

在把这一初步形成的“近代东亚文明圈”引进中华文明的大本营，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是本书的主人公梁启超。梁启超生于1873年，殁于1929年，其生活跨越了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及昭和初年。自戊戌变法爆发的1898年开始到1912年，十四年间，梁启超作为清政府的通缉犯流亡日本。这时期处于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他努力汲取明治日本积累下来的新知识，为把中国改造为立宪的国民国家而不懈奋斗。

在流亡生活开始以前，1890—1898年间，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从事变法维新的活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年回国，至1920年，他历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深度参与到现实政治中。1920年他从政界隐退，全身心投入到文字工作及教育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章，直至57岁（虚岁）去世。

梁启超天资过人，活动范围极为广泛，仅在他号召的“革命”领域，就涉及学术、思想、经学、史学、文字、文学、诗、曲、小说、音乐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他不但在以上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为开辟图书馆学、新闻学等新领域做出了卓著功绩。

其中，他作为有学识的新闻家的政论活动，尤其在《新民丛报》这类学术政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受人瞩目。它们对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为中国思想史打下了转变范式的基础，梁启超由此成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功臣。

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以后，日本和中国可以用本国母语进行高等教育。这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梁启超文章的影响波及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朝鲜）、越南，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采取的对策却各不相同。

本书将探寻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希望通过分析梁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详细阐释他在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