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元理论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 语言学理论期

如果说忠实、通顺、美感是翻译学在前理论期的主流价值诉求,那么对等(equivalence)便是翻译学在语言学理论期的基本价值导向。从20世纪50年代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开始在翻译学界兴起。一些理论家把对等作为核心理念,试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依据,将翻译理论逻辑化、系统化,甚至科学化。所谓对等,即“两个在各自的语言中具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语篇功能的〈翻译单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所形成的同一的关系”,或“使用某种〈翻译手法〉的结果,即在翻译〈源语〉中的〈固定词组〉时,使用了〈目的语〉中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却表达同样意思的固定词组”(迪里索、利加恩克、科米尔,2004:56—57)。在这股浪潮中,雅各布逊区分了翻译文本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形成一种先驱性的语义对等观[9]。接下来,奈达又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翻译对等学说。作为这一阶段西方翻译理论的关键理念,对等备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学者们的追捧,并由此延伸出各种理论,在20世纪50—70年代风行一时。

(一)雅各布逊的翻译对等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试图以形式逻辑来解决翻译问题,并以此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作为此中先驱,雅各布逊发展出一套翻译的对等观念,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雅各布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初,索绪尔针对语言问题,创建出两个概念——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前者是普遍的语符系统,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存在,后者是具体的个人发声,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形式。在论述前者时,索绪尔又区分出两个概念——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能指代表被言说或书写的信号,而所指代表被能指所指称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强制的约定俗成”(Saussure,1959: 67)。比如“马”这个词语充当能指,用来指代实际生活中的某匹马时,便寻得所指,二者之间强制性约定俗成的关键便建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雅各布逊就该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证,指出语言的实际指代关系依赖理解者对相关语言的熟悉度。他以英语“奶酪”(cheese)一词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在有些文化语境中,人们没有相应的餐饮习惯,因而不熟悉奶酪这一食品,但是通过对于相关语言(解释、诠释、说明等)的熟悉,人们可以建立起“奶酪”一词与具体的概念之间的指向性联系,比如通过熟悉“由压缩凝乳制成的食品”等定义性的语言来了解奶酪究竟为何物,此外,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仙餐”(ambrosia)、“仙酒”(nectar)、“诸神”(gods)等词语,人们尽管没见过实物,也依然可以通过相关语言知晓其意思以及使用语境,进而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指向性联系。

这种指向性联系的建立过程,在雅各布逊看来就是翻译的过程。他没有拘泥于通常的翻译定义,而是将翻译分为三类[10]:(1)语内翻译(或称语词重组),即在同一语言的文字符号内部阐释转换;(2)语际翻译(或称常规翻译),即在不同语言的文字符号之间阐释转换;(3)符际翻译(或称彻变翻译),即以非语言符号系统阐释语言符号。第一类是同一种语言的内部诠释,如古文诠释为现代文;第二类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如从英语译为法语;第三类是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如文字命令转换为旗语。基于该分类,雅各布逊强调翻译达成对等的困难性,比如语内翻译主要通过同义替代完成,但同义替代作为一种规则,并不能达成完全的对等,像“独身主义者”(celibate)和“单身汉”(bachelor)尽管是同义词,却不完全等同,因为独身主义者一定是单身汉,而单身汉不一定是独身主义者;另外语际翻译通常也无法实现完全对等,像英语“cheese”一词与其对应的俄语词“сыр”就不能完美等同,因为在英语中“cheese”是奶酪的统称,而在俄语中只有用了酵母的奶酪才称得上“сыр”。有感于此,雅各布逊将“差异中的对等”(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称为“语言的主要问题”和“语言学的关键问题”(Jakobson,2012:127)。

对于雅各布逊来说,差异中的对等表现在翻译的方方面面。为了克服由差异造成的种种实际困难,达成对等,就需要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检验彼此的可译性,通过语言科学持续审查各种翻译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可译性是能否实现对等的关键,而可译性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种种手段达成。由此,对等概念获得了方法论基础。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布逊列举出下列达成对等的翻译方法[11]

(1)在词语翻译方面,如果译入语表达能力不足,则可以借词、造词、转换语义或委婉表述。譬如在一种诞生不久的西伯利亚文字语言——楚克其语(Chukchee)中,“螺丝钉”被译为“旋转钉”,“钢”被译为“硬铁”,“锡”被译为“薄铁”,“粉笔”被译为“书写肥皂”,“手表”被译为“敲击之心”。即便这类词语有些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如电车的第一个俄语译词的意思就是“电动马车”,飞机的科里亚克语(Koryak)译词的意思是“飞行蒸汽船”,也不会影响正常的交流。

(2)在语法翻译方面,如果原文语言缺乏相应的语法分类,则可以借助词汇手段在翻译中予以补救。譬如旧式俄语词语“бpara”(两兄弟)本身即表示双数,但英语没有这样的语法对应形式。对此,译者利用英语的数字复数形式,将其译为“two brothers”,从而传达出其意思。另外,如果将英语句子“She has two brothers”(她有两个兄弟)译入一种双数形式有别于复数形式的语言中,则需要在译文中交代清楚她到底有两个还是有两个以上的兄弟,或者干脆将决定权交给译文读者,译为“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要是从一种没有复数形式的语言译入英语,译者就须面临两种可能性,即将原文的“兄弟”译为单数形式“brother”或是复数形式“brothers”,甚至还可以将两种可能性都纳入同一译文,译为“She has either one or more than one brother”(她有一个或多个兄弟)。

综上,雅各布逊所谓“差异中的对等”的实质在于:原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造成翻译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又同时可以借助各种手段予以克服,最终实现原文和译文的对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现存的任何语言中,一切的认知经历及其分类都可得以表达”(Jakobson,2012:128)。这是一种辩证的可译性思想。按照芒迪的总结,雅各布逊的翻译观一方面蕴含着语言的普遍主义(linguistic universalism),强调语言之间即便在字面意思理解、意义传达方式上有所差别,也会或多或少存在对于世界的共同思想与经历;另一方面也指出各种语言蕴含着各自的相对性或决定论(linguistic relativity or determinism),因而语言之间的差异会造就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概念[12]。在这种普遍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雅各布逊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可译性[13],进而推出充满辩证色彩的对等翻译观。其对等的概念抹去了传统翻译思想中忠实观念的主观伦理色彩,转而从一种客观视角来探索翻译活动的结构特征与运行规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和强大的动力。

(二)奈达的对等学说

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一生致力于《圣经》翻译。他基于自身的翻译实践,提出以对等为核心的翻译理论,在翻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奈达看来,翻译可以归入科学研究的对象[14]。20世纪60年代,他在《通向翻译科学:尤其以〈圣经〉翻译的原则和流程为参考》(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on)一书中就提出建立“翻译科学”的构想。在前期的研究中,他试图以科学化的眼光来视察和组织翻译活动,因而为其理论带来了浓厚的形式逻辑色彩。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影响下,奈达建构起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句都存在两个层次结构,其中深层结构决定语义阐释,表层结构决定语音阐释。在生成转换语法的框架下,两种深层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规则,可以使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个语言体系,生成相应的表层结构,且新的表层结构符合新的韵律和语素规则。乔姆斯基将此视作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并把代表着深层结构的最基本句法结构称作核心句。奈达汲取了乔姆斯基的这一观点,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翻译科学观。在他看来,生成转换语法十分重要,因为它“首先为译者提供了一种技术,用以分析原文文本的解码过程,其次为译者提供了一套流程,用以描述译文文本中适当语句表达的生成过程”(Nida,1964: 60)。这一“解码—重构”设计形成一个基本的三步翻译机制:译者首先分析原文,将其降解成为最基本的核心句(即深层结构),然后遵循一定的转换规则,将其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随即重构出新的表层结构,进而产生译文。奈达将这样的观点落实到以下图形[15]

基于这样的理念,奈达十分重视核心句,因为它关系到翻译活动的最关键一步——深层结构的转换。对于他来说,核心句是“语言建构其详尽表面结构的基本结构元素”(Nida and Taber,1969: 39)。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核心句的转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奈达那里,这种规则体现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要求。确切来说,奈达将“复制信息”作为翻译的首要任务,宣称:“译者必须为了对等而努力翻译,而不是为了译者的身份而努力翻译……一个尽责的译者会追求最贴近原文的对等翻译。”(Nida and Taber,1969: 12-13)相应地,对于“最贴近原文的对等翻译”的追求也成为其理论的主要导向。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广《圣经》的译者,奈达试图通过上述追求来践行自己的翻译情怀。相应地,他将翻译的交际性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确切来说,他把翻译看作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交际活动,认为译者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克服交流的障碍,最终使交际双方能够彼此理解。为说明这一点,奈达提出“动态对等/形式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formal equivalence)的翻译分类,并做出如下阐述:

形式对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聚焦于信息本身。在这类翻译里,译者在意的是诗与诗、句与句、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倾向于从这样一种形式化的倾向看待翻译,并非常在意这样一点——信息在接受语中应尽可能贴合原语中的差异元素。举个例子,译者不断比较接受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信息,以判断其准确性和正确性的各种标准。

……

相比之下,翻译如不致力于形式对等,就要成就动态对等,其立足之基便应是“对等效果原则”。这里译者的关注重心是原文与译入语之间的动态联系,而非二者之间的信息对比。译入语读者与译文之间的纽带在本质上等同于原语读者与原语之间的关系……动态对等的翻译致力于语言表达的完美自然性,并试图将接受者与其自身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模式相联系;它不再坚持要求接受者为了理解信息去了解原文语境的文化模式。(Nida,1964∶159)

奈达认为,译者可以在翻译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形式对等或者动态对等。就奈达本人而言,他更加偏向动态对等。在他看来,为了实现动态对等,成就所谓的“最贴近原文的对等翻译”,译者往往需要突破形式的限制,对译文进行增删和更改,以满足译入语语境的语言和文化习惯。譬如,《圣经·新约·罗马书》里有个词语叫“holy kiss”(圣吻),在一个不熟悉这一礼节的译入语语境里,形式对等的做法就是将此直接译出,然后加注说明这是古罗马当时的一种礼节,而动态对等则大胆地将原文改头换面,译作“hearty handshake”(诚挚的握手),由此使译入语读者有自然贴切的感觉,并产生类似于原语读者的理解;同样,当译者向因纽特人传达《圣经》中“上帝的羔羊”的形象时,也可以遵循动态对等的原则,将其译作“上帝的海豹”,因为在因纽特人冰天雪地的居住环境中,羔羊的意象非常缺乏,而海豹的意象却可以引起类似的联想。显然,这是一种迎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习惯的理论倾向。在这一倾向下,奈达总结出翻译的四个基本要求[16]:(1)产生意义;(2)传达原文的精神与风格;(3)拥有自然流畅的表达形式;(4)引起与原文相似的读者反应。

在后期的研究中,奈达的翻译思想发生了一定变化。针对学界就动态对等重内容、轻形式的批评,奈达不再强调“动态对等”,而是转向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概念。他以“功能”为核心词,针对直译、外来语引入、形式配对等方面的错误,形成新的弹性策略机制。带着这一翻译理念,奈达不再强调动态的翻译策略,而是将交际的目的——功能推向对等理论的前台,指出:“功能对等首要思考的就是原文接受者和译文接受者理解和欣赏文本的方式的不同”,同时他把功能对等的评价标准放到翻译的充分性之上——“这种功能对等的观点暗示着充分性。功能对等现实的定义可以是‘译文读者可以理解和欣赏原文’……功能对等理想的定义可以是‘译文读者在本质上与原文作者保持同样的理解和欣赏’”(Nida,1993:117-118,2001:86-87)。较之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减弱了形式逻辑色彩,强调了交际的目的,因而更加贴合翻译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于翻译充分性的多层次思考使之在实践中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张力。

(三)对等的各种延伸

奈达的对等理论引起翻译学界的巨大反响,也使对等成为一个重要学术标签。然而,对等并未止步于此。它作为一个关键理念,延伸至众多学者的理论话语之中,构成语言学理论期翻译学界的主要话题。按照威尔斯(Wolfram Wilss)的调查总结,当时除了奈达,还有一大批学者围绕对等展开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如奥尔布莱希特(Jorn Albrecht)的“完全对等”(total equivalence)、耶格尔(G.Jäger)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凯德(Otto Kade)的“内容层面翻译的不变性保存”(retention of translation invariance on the content level)、科勒(Werner Koller)的“文本效果平等”(equality of textual effects)、列维(Jiri Levy')的“幻术师vs.反幻术师翻译”(illusionist vs.anti-illusionist translation)、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ˇ)的“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罗根诺娃(Z.E.Roganova)的“功能不变性”(functional invariance)等[17]。威尔斯进一步总结出各种试图解决对等问题的理论套路[18]:(1)不采用描述性分析,而是选择规约性的陈述方法;(2)做出对等的假设,尽管这些假设没有经过文本语料库的验证;(3)质疑达成对等的可能性,强调对等只是笼统性的概念,因此任何关于对等的客观陈述都是空想;(4)试图以十分抽象的信息理论框架来定义对等。总体上,这一时期的翻译学界呈现出一种倾向——通过各种假设,围绕对等概念进行笼统的定义和分类,进而试图构建出一套具有一定适应性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话语。在具体方法上,研究者习惯于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对翻译活动展开反思和总结,进而搭建起基于各种语境假设的对等分类体系。在雅各布逊和奈达之后,翻译理论家试图以自己的定义和分类深入推进对等话语,这也让语言学理论期的翻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例如,卡特福德(J.C.Catford)在1965年提出“文本对等项”(textual equivalent)与“形式对应项”(formal correspondent)的划分:“文本对等项是在特定场合下观察到的、可与原文文本或部分文本对应的任何译文文本或部分文本……在另一方面,形式对应项属于任何原语的范畴(单元、词性、结构元素等),可以这样说,它占据译入语‘经济圈’中的位置,且尽可能地占据与原语‘等同’的位置。”(Catford,1965:27)如果说文本对应是一种现实语境下的“原语—译入语”具体配对原则,那么形式对应就是一种结构理念下的“原语—译入语”抽象配对原则。在实际的翻译中,二者只要发生不兼容甚至冲突的情况,就会导致卡特福德所谓的“移位”(shift),即“在从原语到译入语的过程中偏离形式对应”(Catford,1965:73)。在卡特福德看来,存在两种移位[19]:一种是层次移位(level shift),即一种语言的语法在另一种语言中被翻译成词汇,使自身从语法层次偏离至词汇层次;另一种是范畴移位(category shift),即语言本身的范畴发生偏离。这一概念包括四种情况:结构移位(structural shift,即在语法结构上发生偏离,如把“主—谓—宾”结构译为“宾—谓—主”结构)、词性移位(class shift,即在词性上发生偏离,如把名词译为动词)、单位移位[unit shift,又称等级移位(rank shift),即在语言单位上发生偏离,如把单词译为句子]、系统内移位(intra-system shift,即在译入语系统内部选择原文的非对应项,进而偏离原文,如把不可数名词译为可数名词)。移位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对等理论的发展性认识,是理论家们以对等为中心、对于翻译实践范围的规划和设计。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时期,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大有人在,像波波维奇就规划出“直译—意译”范围内翻译对于原文不同程度的移位,维内(Jean-Paul Vinay)和达伯奈(Jean Darbelnet)也将翻译分为七类,构成了一幅译文偏离原文的层级图[20]:借用(borrowing)、仿造( calque)、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换位(transposition)、调移(modulation)、对等(equivalence)或地道翻译(idiomatic translation)、改编(adaptation)。

就对等问题本身,一些理论家的划分体系更加细致。例如,列维于1967年就对等理念下的文本特征进行了分类,包括外延意义、暗示、文体组织、句法、叠音(如押韵等)、元音长度和发声。凯德则于1968年划分出语言转换的潜在对应关系。他主张在翻译中保留语义非变性,将语义对等作为任何语言转换过程的首要目标。在追求语义对等的过程中,他发现,语言转换的过程受到原语和译入语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控制,且这些结构性关系并非单一,而是潜藏着一个充满对等关系的系统。虽然凯德认为要实现对等就有必要在内容层面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面临如此复杂的关系系统,他不得不承认该任务的难度: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具体的组织方式,导致不同的语言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存在同构现象,因此很难全面厘清翻译中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克服这一困难,凯德发掘出一套多层次的语言对应模式,其中不仅包含语言之间在词汇、连接关系和句法层面的一对一关系,还囊括一对零、一对多,以及零对一、多对一的对应关系。至于具体是哪种对应关系,则需由复杂的实践条件决定。凯德将两种语言转换的所有潜在对应关系纳入四种对等中:完全对等(total TE)、最佳对等(optimal TE)、大致对等(approximate TE)、零对等(zero TE)[21],各自的前提条件如下[22]

(1)完全对等的前提条件:语言之间的形式和语义是一对一的关系,如英语market research(市场调查)与德语 Marktforschung(市场调查)同时存在于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是完全的对等关系。

(2)最佳对等的前提条件:存在一对多的对应关系,译者可以根据各自的语境选择其中一对关系,如德语多义词Spannung对应多个英语词voltage(电压)、tension(张力)、suspense(悬念)、stress/pressure(压力)。要英译前者,就须在具体语境下选择后者中的一项,形成一对一的关系。

(3)大致对等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原语和译入语中存在无歧义的对应项目,但是其意义范围并不等同,因此不能说二者是一对一的关系,只能说是部分对等,如英语heaven/sky(天堂/天空)和德语Himmel(天堂/老天爷)就只能部分对等。

(4)零对等的前提条件:译入语和原语之间存在鸿沟,需要通过改编手段来完成从原语到译入语的跨越,如英语floating voter(无党派投票人)和德语Wenchselwahler(摇摆不定的选民)就是这样。

相比之下,科勒在1979年发表的著作中就对等的分类问题做出了更加专注和细致的研究。他先是辨析“对应”和“对等”的区别,指出,对应是比较语言学的概念,旨在对照两种语言系统,属于索绪尔抽象的“语言”范畴;对等则旨在达成现实语境下原语和译入语的等同关系,属于索绪尔具体的“言语”范畴,而对等又划分为以下五类[23]

(1)指示性对等(denotative equivalence),与文本的言外之意有关。科勒又称此为“内容非变性”(content invariance)。

(2)暗示性对等(connotative equivalence),与词语选择有关,特别是译者在近义词或同义词之间的选择,在其他人著述中被称作“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

(3)文本规范对等(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与文本类型有关。在这里文本对等机制随着文本类型变化产生差异。

(4)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又称交际对等(communicative equivalence),倾向于促进文本或信息的接受。

(5)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文本的形式和审美有关,包括原语的语词操作和个性化的文体特征。

总体来说,对等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翻译理论的主要标签。此时的西方翻译学界正处于理论现代化的初期状态,思考的主要是怎样利用已有的形式逻辑,将翻译问题纳入规范、科学的现代性理论体系,而对等的概念正好充当了该理论需求杠杆的支点,寄托了翻译研究结构化、系统化甚至科学化的厚望。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对等本身就是从逻辑科学中借来的一个术语,它的存在“为语言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Wilss,2001:138)。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等的理念依然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以各种形式延续着,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24]、皮姆的导向对等(directional equivalence)和自然对等(natural equivalence)[25]等,但关于对等的研究和讨论从整体上已不如之前那样集中和热烈。伴随着对等热潮的消退,各种新的理论潮流在西方翻译学界渐渐兴起,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