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沙到上海

波兰难民群体成分复杂，有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诗人，有宗教学校（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和拉比，还有1939年9月逃出波兰的作家。他们前往上海的漫长历程是一个关于勇气、精神力量和毅力的故事，毕竟这群人的陆路行程复杂极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波兰各地的一些团体和大约20所犹太经学院的师生(36)已经逃到了立陶宛。他们大部分来到维尔纳（今名“维尔纽斯”）和科夫诺，这两个地方的犹太社区具有相当规模。在他们看来，立陶宛是安全的避难所，既未遭德国占领，也未被苏联征服，两国当时仍尊重立陶宛的边境。立陶宛犹太人热情接纳了这些难民。不少难民找到了工作，自食其力。

接下来，在1940年6月，即距德国占领波兰不到9个月，苏联红军开进立陶宛。1941年1月1日颁布的一项官方法令规定，难民们要么在1月25日前加入苏联国籍，要么成为无国籍者，许多难民开始寻求离开的途径。他们很清楚，一旦获得无国籍身份，就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或苏联远东的某个州。不少难民确实申请了苏联国籍，但仍有约3000—4000人出于种种原因，拼命寻求其他出路。(37)出于正常的生存本能，(38)他们先找到荷兰领事杨 · 茨瓦滕迪克，从他那儿拿到了最终目的地是荷兰殖民地库拉索的签证，尽管去库拉索实际上无需签证。(39)有了去库拉索的签证，这些难民又向驻科夫诺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申请了日本过境签证。这张过境签证又让他们获得了苏联的离境和过境签证，得以抵达莫斯科，并在莫斯科登上开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横跨西伯利亚的行程长达一周，从海参崴到日本海岸城市敦贺的海上航程却很短，虽说碰上暴风雨天气会令人极度不适。到达敦贺后，他们又搭乘短途火车去了神户，在那儿一直待到1941年年中。

不过，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虽然从海参崴开往敦贺的轮船每月通常有三班，(40)却常有难民困在海参崴，最糟的是，他们还会面临遭遣返的危险。海参崴与上海之间未通客运，上海犹太领导人便想尽办法包船，但没有成功，可难民们并不后悔来到神户，无疑还希望能在那儿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下文是一位难民描述的对神户的第一印象：

候船大厅华丽明亮。周围有数百张笑脸，神情愉快，眼光温柔可爱。身材纤细的优雅女子穿着色彩艳丽的轻便和服。没有推搡拥挤……他们［日本人］很快准备给予我们……无偿帮助……完全是出于礼貌……我立刻有了家的感觉……打心眼里［觉得］轻松愉快，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41)

不幸的是，在神户停留的时光十分短暂。不到一年，日本人便开始将难民分批运往不怎么欢迎他们的上海。肖莎娜 · 卡汉

对上海的初次感受与这些难民在日本受到的款待形成了巨大反差。

波兰难民群体中的世俗人士受到的待遇比宗教人士差远了，甚至比不上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1年8月22日乘浅间丸号（Asama Maru）抵达上海的300名难民中，140位宗教学生和拉比被立即领到博物院路(42)的犹太会堂，那里已为他们安排了周五（安息日）的晚餐和住宿。最终目的地是巴勒斯坦的29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被送往犹太总会中的贝塔（Betar）俱乐部。而世俗犹太人只能在租来的房子里将就，没有床、被褥、椅子、桌子，连饮用水和烧开水的炉子也没有。(43)虽然有人通过各种正式的渠道对这些世俗人士所受的待遇提出了抗议，但最终还是私人而非犹太组织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住宿。(44)

至于当时为什么要把近1000人从日本送往上海，犬冢惟重（Koreshige Inuzuka, 1890—1965）认为这是一种法律和经济措施。首先，这些滞留日本的难民只持有过境签证，不能永久居住。其次，美国冻结了日本资产，美国机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无法再向神户转移资金来维持难民生计。(45)犬冢的经济论是有道理的；必须为难民的生活费（神户只有20多户犹太家庭）找到支付方法，而方法在上海不在神户。但这里有一处说不通，因为就在日本人把更多犹太人送到上海的时候，日本人又不愿在自己控制的虹口接纳他们。还有一个复杂因素犬冢没有提到：日本政府或许担心太多犹太人留在日本，会在日本形成一个外国人殖民地。这可能就是不再发放日本过境签证的主要原因，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另一条生路又被堵死了。(46)

还有一个问题与数字有关。最终实际到达日本的这群犹太人究竟有多少？其中一些人显然可以移民到其他国家，那最后又剩下多少人来到了上海？准确数字恐怕永远无法得知。杉原千亩因为签署了1万份日本过境签证而拯救了10000名犹太人的说法无疑是夸大其词。(47)依据1941年8月神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6月1日期间，有4413名难民来到日本。其中有3092人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只有1321人留在日本。(48)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数字准确又合理，从现有的报纸公告推断，最后差不多应该是一千出头的波兰难民（其中可能还有不少立陶宛人）抵达上海。

虽然人数较少，居无定所，也不怎么和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亲近，但波兰难民也试着打造有模有样的文化生活，这点引人注目。就拿1941年抵达上海的几位波兰犹太演员来说，他们表演了几部著名戏剧，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为上海的意第绪语戏剧注入了生机。不过，意第绪语剧院也遇到德语剧院面临的问题。缺乏资金购买服装和布置舞台，演员们为了谋生没有足够时间排练，这些都不利于意第绪语戏剧的繁荣。综艺节目和意第绪语歌曲之夜倒是对表演者要求不高。尽管如此，经久不衰的戏剧《恶灵》（Die dibek）还是在1941年11月上演了。1942年2月又上演了肖莎娜 · 卡汉主演的《米利暗 · 艾福罗斯》（Mirele Efros）。(49)

讲意第绪语的人在出版界也很活跃。当然，若非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意第绪语报刊存在时间并不长，1942年便停刊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办报纸的念头从未断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在俄语报纸《我们的生活》（Nasha Zhizn）上出现的意第绪语版《我们的生活》。此外，还有其他五份报刊，其中《言报》（Dos Vort）和《远东犹太之声》（Di yidishe shtime fun vaytn mizrekh）是两份宗教类报纸，由以色列联盟（Agudas Yisroel）发行。像《新闻》（Yedies）和《在路上》（In veg）这类世俗报纸，因带有文学倾向而妙趣横生，也为作家发声提供了机会。

对所有无国籍难民来说，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战争岁月都艰难困苦，尤其是在他们一起涌入虹口后，情况更加恶化。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代表劳拉 · 马戈利斯和曼纽尔 · 西格尔从1943年2月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8月，在这两年半时间里，难民们度日如年。他们完全依靠上海阿什肯纳兹合作救济会和几个日本人设立的难民事务委员会。战后，曼纽尔 · 西格尔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将难民生活描述为充满个人仇恨、猜忌、敌意和自私。难民们互相攻击，特别是对那几个他们毫不信任的委员会横加指责，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除了发放通行证，几乎从不插手难民事务。这样，难民们并未把怒火发到日本占领者身上。(50)事实上，“犹太难民虽然天生反对纳粹，却对日本人没抱太多敌意—他们甚至对日本人为其提供机会逃离纳粹肆虐的欧洲而心怀感激”，华百纳如是说。(51)即使绝大多数难民被隔离在虹口，他们仍会指责是德国人引发了这一切。需要指出的是，赫伯特 · 泽尼克讽刺人见人恨的合屋叶的诗写于战后，抨击了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日本侵略。

怨恨的矛头尤其对准了C.布兰领导的、成立于斯皮尔曼委员会解散之后的上海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Shanghai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西格尔说布兰行为古怪、满口脏话、专横霸道，并对该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置之不理，大多数难民也深有同感。布兰与有权有势的日本男性过往甚密，人人都怕他。(52)难民们与欧洲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战争期间对亲人们的命运一无所知。即使到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苦难和死亡的可怕故事也才刚刚逐渐为人知晓。在惦念家人的同时，在上海日日苦苦挣扎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战争的结束让难民们倍感宽慰，新问题却随即出现。一些年轻人设法为美国人工作，希望获得梦寐以求的美国签证。另一些人认为最好还是回“家”，即回到德国或奥地利，虽然那里遭到大面积破坏的报道已经传到了上海。还有一些人觉得留在上海做生意或许也不错。无论如何，1945年离开上海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与此同时，仍需资金为上万名难民提供持续的援助。

1946年，内战开始席卷中国，离开上海成了难民们的当务之急，他们逐渐前往那些收留难民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以及1948年刚成立的以色列国。对于儿童和少年来说，这段记忆因为新奇而显得流光溢彩；但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一想起上海，那艰难困苦的岁月和当初经历的文化冲突依旧历历在目。昔日的儿童如今年事已高，但每隔几年总会在世界各地的“黄包车团圆会”（richshaw reunions）上相聚，一起闲聊逝去的岁月。当时记日记、写精彩信件的人，几乎通通被遗忘，也没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诗人，他们在寂寞时光里写下了关于上海及他们在上海的命运的动人诗篇。时光荏苒，历史之风刮来的尘埃将这些诗作掩埋。(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