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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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理论

NBER Working Paper
新冠疫情冲击两性社会角色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重点研究了经济衰退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并探讨影响性别平等的主要长期因素。

作者指出,当前疫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可能与其它经济低迷时期的影响截然不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男性失业人数远高于女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更多的男性在受经济衰退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工作,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女性就业则集中在周期性较弱的行业。相比之下,当前经济低迷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对女性就业比例较高的服务业(如餐馆和酒店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都决定关闭学校和日托机构,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对儿童保育的需求。由于老年人受疫情的影响较大,由祖父母提供的托儿服务已然不是主流;考虑到安全社交距离的因素,与邻居和朋友共享托儿服务也变得不太现实。因此,大多数家庭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照顾孩子。根据大多数家庭现有的育儿责任分配情况,母亲的责任更重。另外,在美国还有很多单身母亲,她们通常在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疫情期间,她们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将对女性及其就业机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比一般的冲击更为持久。尽管前景黯淡,但本文作者相信疫情也可以带来一些改变,从长期来看,有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中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有关。尽管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接近或与男性相当,但女性仍然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家务劳动。劳动经济学文献表明,性别收入差距与(预期和实际)孩子的出生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性别平等方面的长期进展可能主要源于社会规范和期望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会使得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更加平等。

作者指出,本次疫情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加速改变社会规范和期望。一是通过雇主。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员工对育儿的需求,并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远程办公方式。因此,母亲和父亲都将获得工作灵活性,以满足事业和家庭的双重需求。二是通过社会规范和家庭榜样的树立。虽然在疫情期间,母亲承担了大部分额外的儿童保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角色模式发生了逆转。许多医生和护士都是女性,在疫情期间将继续工作,而在她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嫁给了疫情期间失业或能够在家工作的男性。男性不可避免地成为照顾孩子的主力。这种家庭内部职责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对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产生影响。

Titan M. Alon, Matthias Doepke, etc (2019):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ender 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26947.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新兴市场的企业风险低于发达国家

现有文献指出,发达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的产出增长,而新兴市场更容易出现剧烈波动和频繁的金融危机;行业层面,有缺陷的资本市场会使新兴市场中依赖融资的行业更动荡,由此推出假设:新兴市场的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但本文作者通过研究推翻了该假设。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缺陷会使企业面临较低风险或免受竞争风险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增长率波动较小,但企业的业绩和规模却更加不稳定,资产、销售、利润的增长率波动较大,尤其在依赖融资的行业,受资本市场缺陷的影响也更大。由此本文作者得出结论:总波动率与企业波动率之间成反比关系。

Makaew Tanakorn, Maksimovic Vojislav (2020): Competition and Operating Volatilitie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55(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如果女性爱谈判,会谈出好价钱

女性应该更频繁地协商薪资吗?最近在美国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70%的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本论文中,作者研究了女性是否能从更多谈判中获得经济利益。现有观察和实验证据表明,女性参加谈判的频率更低,谈判时表现更差,但并没有直接对比女性在选择谈判与否后获得的经济回报。本文作者通过设计实验,让应聘者和雇主双方协商决定如何分配员工和公司收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女性自愿参与谈判的可能性比男性低12个百分点;其次,当女性参与谈判时,她们几乎总是能获得经济利益;最后,强迫女性参与谈判只会增加她们的损失,而不会让她们获得额外的收益。

Christine L. Exley, Muriel Niederle, Lise Vesterlund(2020): Knowing When to Ask: The Cost of Leaning I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8(3). 

NBER Working Paper
“居家隔离”令单身人士更孤独吗?

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各国政府先后出台居家隔离措施。本文作者开展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研究指出,人们与谁共度时间,以及如何度过时间都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随着与配偶相处时间的增加,已婚人士的满意度提高最多。在单身人群中,随着独处时间的增加,幸福度下降幅度最大。具体而言,假设“居家隔离”限制了已婚人士只能与配偶生活在一起,模拟实验表明,与隔离前相比,他们的幸福感将会显著增加;但如果工作时间和收入损失达到一定水平,这个结果就会被推翻。另一方面,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居家隔离”造成的孤独感将会使他们的幸福感降低,此时工作时间和收入损失更是雪上加霜,将对他们的幸福感造成进一步冲击。

Hamermesh, D. S. (2020): Lock-downs, Lonel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27018.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声誉能抑制家族企业的坏行为吗?

声誉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具有长期的经济效益。树立良好的声誉有助于企业展示其高质量产品,获得更好的财务业绩。虽然所有企业都有建立良好声誉的动机,但家族企业对声誉的关注往往更强烈。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企业的数据,通过考察家族成员担任董事会主席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家族声誉对股东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拥有非家族董事长的企业相比,拥有家族董事长的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更低。作者做出如下解释:家族身份与公司紧密相连,增加了家族寻租行为被投资者、银行和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发现的可能性,并且当公司未能达到预期或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时,这种紧密联系会给家族企业带来更强烈的负面影响。

Fuxiu Jiang, Xinni Cai, John R. Nofsinger, Xiaojia Zheng(2020): Can Reputation Concern Restrain Bad News Hoarding in Family Firms?. 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 Vol. 114.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事业女性的离婚率更高

在世界各地的组织高层中,女性占比严重不足。2017年,福布斯500强企业的CEO中,男性占94%,全球议员中男性占77%以上。本文通过研究升职对离婚的影响,为女性从高层职位离职给出了合理解释。研究表明,女性晋升到高层职位会导致其离婚率大幅上升,而男性则不会。在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夫妇中,离婚率更高、婚姻问题也更多。在竞选公职的女性中,竞选成功的女性在担任新职务三年后,与竞选失败的女性相比,与配偶保持稳定婚姻关系的比例更低。作者发现,女性升职后离婚的家庭主要发生在性别分工更为传统的夫妻身上;而在性别分工更为平等的夫妻中,女性在升职后离婚的情况并不比男性多。

Olle Folke, Johanna Rickne (2020): All the Single Ladies: Job Promotio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ria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Vol. 12(1). 

NBER Working Paper
社会网络关系有望用于预测疫情传播

自二十世纪的交通革命以来,人们出行往来日趋频繁,本次的COVID-19疫情也因此得以迅速扩散。为了探讨社会联系与地理位置在其中的影响,作者将来自脸书的匿名和汇总数据套用到社会网络与地理分析中,为病毒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研究指出,在控制了地理距离、收入和人口密度后,与两个早期COVID-19传播热点地区(美国韦斯特切斯特县和意大利罗迪省)具有更强社会联系的地区通常有更多的确诊病例,因为COVID-19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更强的社会联系也代表着更多的接触机会。其中,通过脸书数据编制出的社会联系指数在实验模型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有望能帮助未来流行病学家对于流行病传播的预测模型开发。

Kuchler, T., Russel, D., Stroebel, J. (2020): The Geographic Spread of COVID-19 Correlates with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as Measured by Faceboo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26990.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政府担保威胁金融稳定

2008年9月下旬雷曼兄弟破产后,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联手,广泛采取了银行救助政策。有人认为,对银行的救助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尾部风险,有助于遏制金融市场的动荡;但这些政策也增加了银行的总体风险敞口,由政府担保产生的主权风险成为了对金融稳定的主要挑战。本文作者研究表明,政府支持使有担保的银行暴露于主权风险之下,而对银行内在风险衡量指标不那么敏感。政府担保会改变银行的风险来源,风险来源的变化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溢价,而这种风险溢价与主权风险密切相关。作者指出,当担保人承担的风险更高时,被担保银行的风险溢价会更高,从而削弱政府担保的有益影响。

Makinen, T., Sarno, L., & Zin na, G. (2020):Risky Bank Guarante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36 (2).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恋爱一定使人幸福吗?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段关系的状态和质量都与幸福感息息相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亲密关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首先,作者将拥有不同质量的亲密关系的人与没有伴侣的人进行对比,以确定是否低质量关系比没有伴侣更幸福。其次,作者探究了个人在与伴侣相处时是否表现出更大的体验幸福感。最后,作者检验了每天花在恋爱关系上的时间多少是否关乎幸福感。结果表明,在恋爱关系中,与伴侣互动、投入更多的时间等都预示着更大的幸福感。然而,这些都会受到关系质量的调节和影响,低质量关系预示着不幸福,同时,相比于那些没有伴侣的人,即使是拥有中等质量亲密关系的人,往往也会更加不幸福。

Nathan W. Hudson, Richard E. Lucas, M. Brent Donnellan (2019): The Highs and Lows of Love: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 Moderates Whether Spending Time With One’s Partner Predicts Gains or Losses in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