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学而困顿

孙冶在《亡友陈祚明传》中，以汉代东方朔、唐朝李白比陈祚明，他说：

以余所闻，汉有东方朔先生，曰岁星也。又千有余年，而唐有李太白先生，曰金星也。又千有余年，而明末有吾友陈祚明先生，曰火星也。夫五星者，天之贵臣也，千年一生，即三公孤卿岂足道哉？[14]

“天之贵臣，千年一生”，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东方朔、李白都是历史上被一再称道的人物，作者之所以作如此比拟，因为在他眼里，一方面因为三人都是“倜傥非常之人”；另一方面，乃是因为东方朔曾“执戟为郎，至以一囊粟与侏儒较饥饱”，李白最终“前后游历燕赵齐鲁吴越江淮”，而陈祚明则“生遭百六阳九之厄，被褐怀玉、乘节守义。然在燕三十余年，公卿载酒论文，黄金满床头，缘手辄尽，究以旅死，其穷异甚”[15]。陈祚明“才情风发，赫然倾动朝野”[16]，而命运多舛，与东方、太白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拥有着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才情大略，却生不逢时，充满着未能尽其才的深沉哀伤。

上面说过陈祚明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承袭父亲陈石耕之学，《亡友陈祚明传》作如此称赞：

（祚明）为文章千言立就，出入班马，扬厉风骚。文自韩欧大家以下，诗如瑯琊、历下诸子，无不瓜育揲俞，拓髓搜肌。至若天官、地理、河渠、兵政、职官诸典故，了如指掌。[17]

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文史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精通天官、地理、河渠、兵政、职官等，真可谓“通才”了。严沆云：

山人负才，博学贯穿经史，百家九流之文会之于心，发之于腕，无所不工擅。而又目摄四座，口对宾客，手挥笔墨，心计古今。刘穆之[18]五官并用，世多不信有其人，自有山人为之佐证矣。以山人之才，顾老于卖文，又不得恒饱计，归休。潦倒蹉跎竟以客死。呜呼！[19]

严沆此段序文阐述的意思有二：其一，陈祚明才情风发，可与晋刘穆之比肩；其二，陈祚明命运多舛，客死异乡，其苦悲非江淹《恨赋》所能及。

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云：

（祚明）才情风发，赫然倾动朝野，踏门投刺者，踵相接也。且胸次洒落，议论飚举，掀髯一笑，尝屈其座人。有时都官置酒高会，必招山人。或分曹拈韵，七步成章；或口答手裁，五官并用。其所为诗，不屑追踪汉魏以下，而志趣之于古人，可以相方者，晋则陶元亮，唐则孟襄阳，而明则谢茂秦也。[20]

从“踏门投刺者，踵相接”诸语来看，陈祚明之才情在当时享有盛名。

顾豹文序又曰：“胤倩如君乡之于汉，淳于之于齐。”[21]又《杭州府志》云：“陈祚明，博学善属文，以贫佣书京师，殁于客邸。……长髯如戟，双眸如电。著诗古文辞甚富。”[22]可见陈祚明的才气豪情，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

陈祚明编选的《采菽堂古诗选》之所以不被重视，很大一方面是由于编选者的布衣身份。非官方编修的诗选，在封建社会不易于流播。作为一个传统学养深厚的明遗民，陈祚明以忠孝为出处大节。但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却使人为学不得不为稻粮谋。明亡之后，他曾偕母隐居，翁嵩年《采菽堂古诗选·序》称：

山人奉之偕隐河渚，教授生徒，以资甘旨之养。……会其故人胡少宰宛委、严侍郎灏亭，仕宦京师，强之出，山人则被奚囊，从两公游，与商确名山之业。[23]

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知陈祚明于顺治十三年（1656）入京。对他而言，弃隐入京主要是为生计考虑，正所谓“我缘乞食走京华”（《燕山遥哭二小侄》），可见入京并非其本愿，而是生活困窘之不得已之选择。《稽留山人集》前载严沆序亦证明了这一经历：

盖二十年以前，余与稽留山人交，弗论矣。自索米长安，山人来就邸居，共朝夕。余一再返里闾，山人则留邸门不肯归。卒殁于京师，其知山人者，皆曰山人非不肯归，盖不能归也。[24]

由此，可以看出陈祚明之寄人篱下身不由己之痛。陈晋明有诗云：

同门有难弟，入座早惊人。未遂会稽隐，且污京洛尘。贵卿长揖间，侠客和歌新。一别青门后，空怀白社频。[25]

从这里也可得知，陈祚明入京并非其本愿。而且，入京之后的生活，更是繁华与落寞的复杂交织。如其《除夕燕山旅舍示大侄伯长》云：

他乡岁逝催人逝，犹子情深伴夜深。暂喜生存延聚首，倍缘亲爱益伤心。一来使而妻孥隔，忽漫惊人戎马侵。明旦未知能活在，泪垂烛残且哀吟。[26]

从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来看，应该是作于辞世前不久。而且，《稽留山人集》是编年排次的，这首诗列于最后，也大体可以推断陈祚明辞世之前，心中该是怎样的悲伤。《稽留山人集》还逐年记录了他流寓京华的苦乐忧辛，让我们读到了诗人的失意与忧伤。例如：

杜公夔府日，衰疾恸江村。尚想田园去，能留诗卷存。只筹添战伐，与恐坼乾坤。汜滥嗟何及，平生一泪痕。（《偶吟十二首·其一》）

汶汶犹成世，忙忙欲有为。崩天那遂及，率野更何之。诗酒陶潜活，江山庾信愁。毕生行乞食，垂白弃妻儿。（《偶吟十二首·其二》）

立功吾岂敢，顾学或修辞。辑洽宁无用，文明亦在兹。受应殊展喜，作岂似奚斯。惨淡经营就，能今饱肉糜。（《偶吟十二首·其六》）

诗酒陶潜活，江山庾信悲。毕生行乞食，垂白弃妻儿。（《偶吟十二首·其七》）

陈祚明作于辞世前的《偶吟十二首》[27]，可谓诗人后半生的简要总结，他将自己的景况比作漂泊夔门的杜甫、乞食的陶渊明、滞留北地的庾信。陈祚明对这些诗人的遭际有着深深的同理心，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深深的异代同愁之感。庾信历经离乱，遭受亡国之痛，流落北地时，生活困窘艰苦，滞留北地以后，实际上庾信并未担任任何实际官职，所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皆为虚衔。至北周孝闵帝时任司水下大夫，官秩低微，后出为弘农郡守，也是僻处周齐边境，仕宦并不得意，甚至偶为生计困扰。陈氏在明亡后偕母隐居，后为生计，入京游于公卿之间，对庾信诗中表现的情感有着深深的共鸣。也许是由于个人身世遭际对评选诗歌的影响，从《采菽堂古诗选》的编选来看，这几位诗人也是陈祚明特别喜欢的诗人，他饱经沧桑，深窥世情之伪而强作隐忍，混身清浊而无可奈何，从诗歌里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介布衣“立功吾岂敢”“惨淡经营就，能令饱肉糜”的自嘲自解。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体味到陈祚明胸次洒落背后那真实的内心世界。入京之后，陈祚明诗酒酬酢于京都内外，而流寓之痛却是其丰盛年华的不变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