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童年

1935年，33岁的李君梅携妻子和3个孩子离开家乡昆山，前往上海讨生活，此时的李庆忠只有5岁。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上海虽已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但依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进这座城市。

李君梅凭借精湛的医术在市中心开了一间小诊所，每天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李君梅最擅长针灸治疗风湿类疾病，有一次，一位患者被人用担架抬着前来就医，李君梅几针下去之后，患者竟然很快可以站立走路了。在李庆忠的记忆里，父亲虽然很神奇，但从来不给自己家人看病，每当家里有人生病时，李君梅就会去请一个行医的朋友前来帮着诊治。“不给自己和家人看病是父亲一生恪守的信条，或许他下不了狠心、用不了猛药。”[4]

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李君梅的名气大了，患者多了，诊疗费的收入自然也就丰厚起来。很快，李君梅一家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而且生活也逐渐好转，日子越过越富裕。

1935年，李庆忠进入江苏省立实验小学（今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小学）就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入英美法控制的租界，仅法租界最多时就有80余万华人。在日军的野蛮轰炸下，上海的学校损失严重，部分学校被迫转入租界延续办学。租界“孤岛”，弹丸之地，却集中了各类学校334所，有学生33万之多。租界内的学校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租界当局主办的学校，有中学、小学及青工夜学等。二是名义上为私立，实际上原属国民政府公立，现仍秘密接受政府津贴与指示的学校。三是教会办的学校，主要有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主办，大中小学校皆有。四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私立学校，这是为数最多的，包括大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成人补习班等。”[5]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江苏省立实验小学地处郊区的吴家巷校舍很快被日军占领，学生被迫迁至市内继续读书。

躲入法租界的李庆忠转入私立崇真小学[6]就读。

自进入法租界避难后，前来找李君梅看病的人少了，这个8口之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拮据起来，有时候不得不靠变卖一些金银细软来补贴家用。据李庆忠回忆，他们在法租界的居住环境如同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里的场景，在逼仄的空间里住了很多人，每天听到的都是大人的叫骂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李庆忠既要提防日军毫无征兆的轰炸和租界军警带有侮辱性质的盘查，有时还要为了生计奔走。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有时天不亮，李庆忠就要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排队买米，如果去得晚了，全家就得挨饿。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买米的人太多，经常出现秩序混乱、拥挤不堪的情况，这时候还要提防管理人员的鞭子。李庆忠邻居家的一个小孩，也是他的玩伴，本想偷偷越过日本人的封锁区去买米，在穿越铁丝网的时候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晚年的李庆忠忆及这段经历，依然难掩愤慨之情。艰难的日子里，父母经常告诫他们兄弟姐妹唯有学好知识、掌握本领，将来才有机会摆脱这种受压迫、受欺凌的状态，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尽管诊所的生意萧条，日子过得艰难，但李君梅夫妇还是努力让所有的孩子上学读书，并严格要求他们。年幼的李庆忠对父母的苦心似懂非懂，但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李庆忠也不例外，有几次因和小伙伴跑去徐家汇的水边捉螃蟹而耽误了学习，遭到了父亲的惩罚。

一年之后，李庆忠转入正中附小就读，脱离了宗教仪式束缚的李庆忠在这里“才稍微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7]。1940年，他又转入位于延安东路的尚才小学继续学业，但尚才小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太好，时常发生该校学生与外校学生打架的事情。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李庆忠的学习成绩下降很快，仅能维持刚好不用复课留级的样子，各门功课中唯有数学成绩还不错。正是因为他这份从小就怀有的对数学知识的热爱，为他将来进入中学、考上大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自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