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胡涂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继续贯彻王明“左”倾的错误战略方针。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到红军学校后，扩大招生名额一倍以上，第四期招生2100余人。他根据黄埔军校和苏联劳动大学的经验，深深懂得，办好学校，首先需要有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在办校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继续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他组织红军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学习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观点，还定期组织讨论，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叶剑英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注意总结红军建设和作战的经验。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指导操练，现场示范，深受学员欢迎。在教学中，叶剑英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主张少讲多练，组织实战性的野外实习，较好地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提高了教学质量，使学员学到了真本领。

叶剑英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期间，还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委，负责统一指挥红军在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以配合北线主力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以后又担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在这一时期一直活跃在前线，具体指挥反“围剿”的战斗。在他的领导下，建宁、安远、均口、弋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分田活动。他还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支援前线，保障红军的粮食供应。

1934年夏，叶剑英调回红军总部，担任军委第四局局长。长征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4年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日夜组织部队行军作战，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至广西，在西延、龙胜山区，敌机扫射，他被弹片击中，右大腿上臀部负伤，简单包扎后，他坐担架继续跟队前进，指挥战斗。

部队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叶剑英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

1935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贵州遵义城之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党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折关头，叶剑英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带伤在总部坚持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不久，叶剑英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邓萍担任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并用不正当的手段，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张国焘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雪山。叶剑英一路走一路告诫同志们，到红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红四方面军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叶剑英立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穿越草地向甘南前 进，并根据部队所在位置，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前进。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于8月18日，他带上两个团作为先遣部队出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茫茫草地，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这时，张国焘却依然屯兵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积极支持张国焘，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叶剑英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陈昌浩却唯张国焘之命是从。9月8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于9月9日直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

张国焘的电令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看到电报内容，觉得事关重大，需要审慎处置。过了一会儿，他佯作人厕，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久留，请他立即到红三军团。有人劝叶剑英一起走，他说，我不能走，我一走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如遇万一，要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会场。陈昌浩的报告还没有完，他便若无其事地走进了自己的座位。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红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这天晚上，叶剑英在前指心里装着大事，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得留给张国焘了？思虑再三，他决定利用张国焘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名，设法带走军委直属队。于是，他向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报告，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开会，通报了有关情况，确定直属队于10日凌晨2时出发打粮，撤往红三军团。散会后，他又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甘肃地图。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喇嘛庙休息。在空旷的庙堂里，他和徐向前、陈昌浩各睡一个角落。殿堂里静得出奇，只有暗淡的马灯照着一条条藏民敬神的“唐克”，随风飘荡。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如潮。他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同这里的战友不辞而别，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是不得已啊！”只希望他们能改道北上，早日相会。他不时地看表，直到下半夜一点半钟，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走出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见到了杨尚昆，两人急忙一同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开玩笑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也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叉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那里等待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在彭德怀的催促下，叶剑英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但夜黑路不熟，赶上红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后来，毛泽东曾评价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并用古人赞扬宋朝吕端的话来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周恩来说起此事，说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