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调任乐团首席

1972年8月底，因儿子王憓即将出世，我请假获准回到北京，此时张韶为出版《二胡演奏法》一书，选用了十几首我写的二胡快弓练习曲，多次来找我交流快弓演奏技巧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谈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之前三年去东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现返回北京进行业务建设，迫切需要有人出任乐团首席，彭修文知道我现在正在北京，托他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们团担任乐队首席。我当时在农场劳动两年多，非常渴望能有机会继续从事二胡的工作，但是我的太太“文革”期间被分配到石家庄，所以提出如能帮我解决夫妻团聚的问题，我就去乐团工作。乐团领导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立刻着手联系我的工作调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于1972年12月把我从军粮城炮兵农场，调到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以下简称“广播民乐团”）。

担任乐团首席之后，我感到有许多需要重新掌握的能力，必须努力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才能做好乐团首席的工作。过去我只是独奏，自己练好或跟伴奏合好了就可以了，而乐队首席自己演奏得好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根据指挥的要求，带动大家一起演奏，使大家互相协调配合，融为一体。担任乐团首席与担任独奏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夫”，我下定决心要努力掌握这种“功夫”。回想起来我在广播民乐团工作的这段时间，通过参加乐队合奏，学到了过去在音乐学院学不到的东西，乐团使我得到了锻炼，在专业上有了更大的进步，我感谢乐团领导和彭修文对我的赏识与厚爱。

按照广播民乐团的乐队编制，我作为首席是在乐队中拉高胡。为了使高胡的演奏姿势与二胡、中胡相统一，不用双腿夹持琴筒，既要能把琴筒置于左腿根部演奏，又要能够消除杂音，奏出很好的音色，我和北京民族乐器厂技师满瑞兴师傅，以及周耀锟一起合作研制了“扁八角高胡”。与此同时，为了使二胡声部的发音统一，我和满瑞兴师傅合作研制了前八角形、后圆形的“前方后圆二胡”规格，后在此基础上还研制了演奏《二泉映月》的“低调粗弦二胡”。

为了使弦乐声部达到更好的水准，我在每首合奏曲排练之前，总是认真地制定其弓法、指法，同时十分注意高胡、二胡、中胡演奏相同旋律时弓法的统一。当时在为乐团购买乐器的过程中，我与乐器厂的师傅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能保证制作的质量，收到乐器后，我还帮大家调整乐器的音色。在排练二胡齐奏的过程中，我除了带着大家一起齐奏外，还单独跟每个人进行练习，借此机会在演奏技巧方面给他们做些辅导，力求使每个演奏者不仅在技术上达到要求，还要在音乐感觉上尽可能做到一致。当时不少团员的个人技术水准不高，但合在一起齐奏时能够整齐如一，收到很好的演出效果，因此受到多方好评。

由于广播电视的工作特点，需要不断提供新的节目，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曲的创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从1972年12月到1983年11月在广播民乐团工作的十一年中，亲眼见到他创作、改编了交响音诗《流水操》《乱云飞》《东海渔歌》《图画展览会》等数十首令人难忘的优秀作品。他身体多病，但为了演出和录音，强忍身体病痛，只要站在指挥台上就精神抖擞，活像一头狮子，他顽强的事业心和坚韧的毅力，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我和彭修文除了乐团首席与指挥的关系之外，还有另一层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合作关系，他曾专门为我写了许多二胡独奏、乐队协奏的乐曲。1973年3、4月份，有一天他找我要删节后的《二泉映月》演奏谱，说要为我写二胡与乐队的《二泉映月》，我听后非常高兴，赶忙回去整理了演奏谱，第二天就给了他，后来他写好之后通过排练、演出和录音，此曲便成为乐团的保留节目，1989年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首届“金唱片奖”。为了使阿炳二胡曲形成一组二胡与乐队的系列节目，我曾多次劝说他再写一首《听松》，当他同意后，我们一起于1978年6月动身前往阿炳的故乡无锡采访，向阿炳的亲友和熟悉阿炳身世的人，了解有关情况。此行我和彭修文的任务主要是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学组邀请，合作为音乐故事《阿炳》写广播剧的配乐。在将近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他让我先根据剧情构思写二胡的旋律，他可以集中精力写二胡与乐队《听松》，之后再抽时间编配我写的旋律，于是二人同在一个房间分头开始写作。六月的无锡，天气异常炎热，那时没有冷气设备，招待所连风扇都没给我们准备，因此我们只能光着上身准备好一盆水，随时擦洗身上的汗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写作，我们没有任何怨言，老彭只是怨自己写得太慢，他说“《听松》这么短小的乐曲，要是在前些年早就写完了，现在年纪大了写得太慢”。其实这并不是年纪大的问题，那一年他只有四十七岁，但是他能在汗水淋漓的情况下坚持写作，按时完成了二胡与乐队《听松》和音乐故事《阿炳》配乐的写作任务，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79年是国庆三十周年，春节过后我就开始准备演出的节目，为了扩充“低调粗弦二胡”的演奏曲目，我移植了中胡曲《苏武》，请彭修文帮我编配乐队协奏，他考虑之后跟我说：“我们一起合作写一首新的《苏武》吧，这样可能会更好。”我说：“还是你写，我会在试奏过程中协助你修改。”于是就开始了我们的合作，看来老彭对《苏武》的创作题材早有考虑，他不仅采用民歌《苏武牧羊》，还采用了古琴曲《苏武思君》作为素材，只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大型的三乐章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由我首演和录音出版唱片。

1982年是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北京文化局于6月8日联合举办了纪念音乐会，我请彭修文为我写了二胡与乐队《烛影摇红》，并在音乐会上演出。此外，他还为我编订的“中国民歌五首”写了二胡与乐队谱。1983年我返回中央音乐学院后，跟彭修文还有两次合作，一次是中央电视台为我制作专题片《云中鹤》，请他写主题曲二胡与乐队《云中鹤》。另一次是1988年香港中乐团邀请我举行专场音乐会，演出曲目中有一组刘天华作品，我请他为我写了二胡与乐队《病中吟》。上述这两首乐曲，先由彭修文指挥广播民乐团与我合作，在北京音乐厅录了音，后在香港首演。

自从1973年开启我和彭修文的合作之后，他在十五年间先后为我创作和编写的这些二胡与乐队的作品，不仅使我丰富和积累了演出的曲目，而且还使我锻炼了与乐队合作的演奏能力，我感恩彭修文对我专业上的帮助，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合作者。

我在广播民乐团工作期间，除了参加国内的演出活动外，还先后五次随团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后解体）、阿尔巴尼亚、德国、意大利、马耳他、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以及香港地区亚洲艺术节演出。在演出中，我除担任乐队首席外，还演出了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红梅随想曲》《二泉映月》，以及担任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和二胡齐奏的领奏。国内外的大量演出，使我积累了舞台演出的实践经验，在演奏艺术方面日趋成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广播民乐团工作的十一年间，为了配合乐团演出和录音的需要，我先后创作、出版了《怀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田千层浪》《肩挑扁担喜洋洋》《山乡小景》等数十首二胡曲，改编了《雨打芭蕉》《美丽的壮锦》等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曲。此外，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我和张韶合编的《二胡练习曲选》，1980年出版了我和周耀锟、张韶合编《二胡练习曲选续集》，1981年出版了我创作、改编和撰写的《二胡曲九首及其演奏艺术要求》。除著作出版外，1980年香港百利唱片公司出版了《〈三门峡畅想曲〉——王国潼二胡独奏专辑》，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演奏的《刘天华十首二胡曲》王国潼独奏专辑。

我的创作、演奏和著作通过出版，使海内外广大的二胡演奏者、学习者和爱好者，对我的二胡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对二胡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二胡练习曲选》自1975年出版以来，被海内外二胡从业者和学习者广泛采用——据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的发行记录，其在二十年间的销量已达七十二万册之多，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音乐书。它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发展。1981年，广播民乐团的领导根据我对乐团的贡献，经总团批准授予我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艺术指导”称号。

广播民乐团为我从事二胡艺术提供了极好的平台，使我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为二胡艺术作出更多的贡献。在工作过程中，我体会到乐团是个集体，同事之间只有很好地合作，才能搞好艺术创作，我之所以能做出一些成绩，全靠大家的支持，否则我难以为二胡艺术做贡献。有一次给百分之二的尖子演员调整工资，乐团领导决定给我调高一级工资，我主动让给了另一位经济有困难的同事。在十一年中，我与乐团的同事相处得很好，彼此十分融洽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我在乐团很少有杂事干扰，能有充足的时间投入二胡的演奏和创作，这是我最为留恋的日子。我一直非常珍惜时间，在我看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余下的时间必须尽量抓紧才行。早在学生时代，我就用“只争朝夕”四个字提醒自己，“文革”搞运动和下放劳动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参加广播民乐团工作后，我总想要百倍抓紧时间补回“文革”中的损失，为此我请书法家刘炳森先生用横幅书写了“只争朝夕”四个大字，他理解我请他写这四个字的用意，主动在下方用小字写了“与国潼共勉，炳森”。这四个字从北京到香港，挂在我家里几十年。一直到现在，我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觉得还要抓紧时间，争取在有生之年为二胡艺术多做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