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梳理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无论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抑或是一个时代背景，都将对政府治理的理念、范式、内容和手段等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了“互联网+”概念，“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利用互联网切实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提出具体要求。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互联网”，并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要求。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对“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出了新要求。

与党和政府的探索创新相对应，学术界近几年对“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研究也日益兴盛，其研究方向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细化，研究深度不断增加，已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但目前，我们仍缺乏对这些成果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估。评估可以从整体上更加全面地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使今后的研究更加有的放矢。鉴于此，本部分主要对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析。

一、对文献检索的分析

我们在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中选取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将检索主题设定为“‘互联网+’和政府治理”，文献统计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起，以“‘互联网+’和政府治理”为主题的文献篇数有明显增加，这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战略以及之后的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是一致的。本书就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这6年半时间所发表的778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

本次采取文献计量法对主题为“‘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主要从发表时间、发表载体、作者来源、作者身份、核心作者、研究方向、研究内容、资助情况和文献计量9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一）发表时间分析

我们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领域的文献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大致趋势以及与实践的关联。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以“‘互联网+’和政府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分布与发表情况如表1－1和图1－1所示。

表1－1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以“‘互联网+’和政府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分布情况

图1－1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以“‘互联网+’和政府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发表情况

由表1－1和图1－1可知，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针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论文数量基本呈迅速增长趋势。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互联网+政府治理”的日益重视，该领域也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之后，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仅2015年就发表了109篇文献，2016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惊人的97%。随着研究时间不断推移、研究内容不断扩展以及新的文件不断推出，新的实践层出不穷，学者们对于“‘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仍然持续，论文发表量整体上仍呈快速增长趋势。

（二）发表载体分析

将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学者们发表的778篇文献进行分类，可以看到期刊类文献共有310篇，其中包括核心期刊文献103篇、CSSCI期刊文献127篇和CSCD期刊文献2篇。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发表载体及相应发表数量如图1－2所示。

图1－2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发表载体及相应发表数量

由图1－2可知，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发表在所有期刊上的文献数量为310篇，其中CS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献数量为127篇，特别是2018年上半年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献比率接近50%，高质量论文所占比重较高，且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说明研究“‘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的相关文献数量在逐年增加，发表的高质量文献数量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年增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者们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建设的重视度在不断提高。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期刊总篇数和CSSCI期刊篇数见图1－3。

图1－3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期刊总篇数和CSSCI期刊篇数

我们梳理和统计文献发表的具体刊物，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领域的主要研究阵地。在本次统计中，127篇文献出自43种核心期刊，而发表超过3篇以上文献的期刊共有6种（见表1－2）。

表1－2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发表超过3篇以上文献的期刊

由表1－2可知，在发表3篇及以上文献的期刊中，以来源期刊的学科分类为分析角度，主要分布在行政管理学期刊、政治学期刊、新闻与传媒期刊和综合性社科期刊，它们占总发表量的53.54%。与其他来源期刊相比，这些种类的期刊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领域的研究关注度较高，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阵地。

（三）作者来源分析

作者来源是指作者发表该文献时所属的工作机构或学习单位。通过对作者来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哪些部门和机构在关注和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本书主要从高等院校、党校行政院校、社科院、党政机关、传媒和其他（无标明）六个方面对作者来源进行划分，具体分布详见图1－4。

图1－4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作者来源分布

由图1－4可知，来自高等院校的作者贡献的文献最多，有568篇，占总文献数的73%。这些高等院校的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他们运用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先进的理论工具对“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极大地提升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水平。来自党校行政学院的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且他们与高等院校的作者相比，往往对现实问题关注较多，对“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因此他们贡献的文献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更强，他们贡献的文献达到86篇，占总文献数的11%。来自社科院的作者所贡献的文献数量仅占总文献数的4%，体现了他们在宏观角度上对“‘互联网+’和政府治理”这一主题的关注程度还有待提高。来自党政机关和传媒领域的作者，虽然人数不多，所贡献的文献数量占总文献数的9%，但这些作者从事的工作大多与“互联网+”或政府治理直接相关，他们对实际的了解最为深入和细致，因此文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四）作者身份分析

作者的身份主要指学术身份，一般可以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本书将学术身份划分为六个层次：正高级（教授/研究员）、副高级（副教授/副研究员）、中级（讲师/助理研究员）、初级（助教）、硕/博士生、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

统计表明，作者的学术身份分布情况为正高级117篇（教授102篇、研究员15篇）、副高级54篇（副教授51篇、副研究员3篇）、中级51篇（讲师45篇、助理研究员6篇）、初级7篇（助教7篇）、硕/博士生491篇（博士生89篇、硕士402篇），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59篇。“‘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文献的作者学术身份分布情况如图1－5所示。

图1－5 “‘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文献的作者学术身份分布情况

由图1－5可知，具有高级职称（正高级和副高级）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献共占22%，他们拥有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对于推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提高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众多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参与也体现了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程度。硕/博士生发表的文献所占比例高达15%，他们基本来自高等院校及中央、省级党校行政学院，接受了系统的理论训练，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科研热情，他们将是今后“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研究的主力之一。中级与初级职称的作者发表的文献所占比例各占8%和1%，占比较小。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的作者，其发表的文献所占比例达6%。

（五）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往往是在自身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他们有着非常高的学术水平，其贡献的文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高于一般作者，是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通过核心作者群，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规律，判断学科发展的水平、研究的重点和取得的成果，进而追踪学科发展动态，预测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

确定研究者是否为一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其判断标准主要是看他们发表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并将这两个标准进行量化。发表文献的数量即该作者（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一定时间内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而文献的质量主要靠文献的被引量来衡量。这两个标准至少要满足一个才能被称为核心作者。根据普赖斯（Priced）计算公式，最低发文量 Mp＝，最低被引量x表示发文量最高值， Ncmax表示被引次量最高值）。在本书所统计的778篇文献中，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文，数量最多的为9篇，被引用次数累计最高的为158次。由计算结果可知，发文量为3篇以上，单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在9次以上的作者均可被视为核心作者。根据这些条件，共有8位核心作者出现在所检索的778篇文献中（见表1－3），他们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领域著述多且质量高，研究更为深入，学术影响力也更大，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8位核心作者中有3位来自高等院校，5位来自党校行政学院，与作者来源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核心作者的学术身份中有4位教授、2位副教授和2位博士，与作者身份分析结果吻合。这再次证明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的高水平研究人员是目前研究“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的中流砥柱，他们为此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统计（以最高单篇被引用次数排序）见表1－3。

表1－3 “‘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统计（以最高单篇被引用次数排序）

（六）研究方向分析

我们对“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在本次统计的778篇文献中主要涉及22门学科，排在前三位的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新闻与传媒以及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出自这3门学科的相关论文占比高达78.15%，是“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主要是因为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更多地涉及行政管理领域。行政管理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深厚的学科基础、系统的学科理论和多样的理论工具，“互联网+”这一新的背景赋予学科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表1－3中，黄璜、汪玉凯、董立人、丁元竹等人的研究领域也大多归属于行政管理学。虽然其他学科如法学、经济学等所占比例较少，但也反映了“互联网+”已经影响到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

（七）研究内容分析

通过对具体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众多学者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方向。文献统计显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作用影响、“互联网+”在政府治理的具体领域的运用、“互联网+”对政府治理提出的挑战和如何应对“互联网+”对于政府治理的挑战等方面。

关于“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作用影响，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璜（2015）认为，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它还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与连接方式。李春根、李志强（2016）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政府的整体性治理、开放性治理、协同性治理和智慧性治理。丁元竹（2017）认为，“互联网+”改变了政府治理环境，公共服务的外部性被赋予新的内涵，组织方式日益平台化。轩传树（2014）认为，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改变，一方面是解构性的，解构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执政党与传媒关系、舆论运行规律和格局、社会管理模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压力与动力；另一方面也是重构性的，在培育公民意识、促进社会发育等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能和条件。陈潭和杨孟著（2016）则认为，“互联网+”的驱动，将导致国家治理权力去中心化和权力结构重组；“大数据×”的驱动，则会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优化，带来权力运行形态的开放化、透明化和可视化发展。

关于“互联网+”在政府治理的具体领域的运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汪玉凯（2015）认为，“互联网+政务”是整个政府信息化最重要的核心议题，要变革体制和机制，消除制约政务信息化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陈广胜（2017）、张佳慧（2017）、张丽丽（2016）等以浙江省政务服务网为例，对互联网在推动法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政府、智慧政府和创新政府建设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同时指出在数据开放、体制机制及数据库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由此提出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议。杨冬梅（2016）认为，“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科学制度体系。周向红和刘宸（2016）在多重逻辑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专车治理困境的根源，为互联网技术介入后的城市治理困境提供了机理性的解释，也拓展了城市研究的分析路径。彭正波和王凡凡（2017）对共享单车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应当创新城市的管理模式，在寻求高效的政企合作和调适传统的规制理念等方面突破公共治理困境。

关于“互联网+”对政府治理提出的挑战，董立人（2016）认为，“互联网+”对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并面临法律法规的适应问题；张锐昕等（2016）认为，“互联网+”对政府治理思维观念、体制机制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均提出了挑战；鲍静和张勇进（2017）认为，我国政府部门的数据协同、数据汇集、数据治理形态、承载平台、数据利用和外部流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熊化忠（2017）则认为，法律法规的欠缺、数据共享难以实现、可用性研究不足以及政府自身能力和认识不足等阻碍了政府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治理创新。梳理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治理思维、治理能力、数据共享以及法律法规是“互联网+”背景下制约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因素。

关于如何应对“互联网+”对于政府治理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翟云（2017）认为，要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线上线下相融合体系，打通数据流，提升服务能力和发展环境。胡税根等（2017）认为，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丁建彪（2016）认为，要以合作性政府为导向，构建政府新的目标选择，加强政府部门内部以及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以权责关系重塑为基础，实现政府整体性运行；以效能指标为规约，推动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王山（2017）则认为，政府应直面大数据技术的挑战，从意识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层面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的转变。

（八）资助情况分析

科研资助往往选择的是科研质量比较高的项目，资助不但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而且可以激发他们的科研热情。图1－6反映的是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关“‘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

图1－6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关“‘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

由图1－6可知，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获得国家级研究基金资助的相关研究有81项，占样本总数的10%。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6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项、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项和国家留学基金1项。另外，获得省部级研究基金资助的有7项，占总数的1%。其他在省部级以下或没有研究基金资助的研究有689项，占总数的89%。这说明国家层面对于“‘互联网+’和政府治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高度重视，年均达到11.57个国家级研究基金资助。相较于国家级研究基金资助，省部级研究基金就略显投入较少，我们建议相关部门今后可适当加大对该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

（九）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也是反映论文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本书主要从被下载次数和被引用次数两个角度进行考察。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文献的被下载次数和被引用次数如表1－4所示。

表1－4 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研究文献的被下载次数和被引用次数 单位：次

由表1－4可知：在778篇文献中，总被下载次数达到486 902次，年均被下载次数和篇均被下载次数分别为81 150次和680次，下载频次超过100次的研究文献有562篇，占样本总数的78.49%，最高单篇被下载次数达到34 986篇；总被引用次数达到2 574次，篇均被引用次数为4次，被引用次数超过10次的有66篇，占样本总数的9.21%，最高单篇被引用次数为159次。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文献被引用次数过低，这一统计结果说明在“‘互联网+’和政府治理”相关研究领域中，高质量、高水平文献所占比例虽然较大，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二、对文献分析结果的小结

从以上九个方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学术界对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硕。首先，“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高层次的研究者所发表文献的被下载次数和被引用次数占比较高，大大提高了此领域的研究质量。其次，随着各种领域的学者的参与，为此领域研究提供了更多解读的角度，而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加入，又从实践角度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建议。最后，从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现阶段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缺乏创新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它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也较大。“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必定是要不断面临新领域、新内容和新问题，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和内容，但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要时刻紧跟科技和时代的步伐，不但要对“互联网+”会如何影响政府治理做出研究和判断，而且要对目前政府治理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给予理论上的回答。我们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发现，目前研究者对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的研究内容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影响、作用等方面，互联网技术对政府治理最新的影响在研究中涉及较少，出现了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现象；而对于一些现实问题的回答，绝大多数的研究将回答重点集中在加大数据开放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

（二）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够深入

对“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的具体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现存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例如，在我们所统计的文献中，对于“互联网+”技术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较为集中的共享经济、“互联网+”背景下的舆论引导与危机处理等领域，目前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且研究层次较低，核心期刊中对类似新领域的研究内容非常少。另外，在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如“互联网+政务服务”，目前众多文献的研究内容也大致相同，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政府的政务服务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互联网+’和政府治理”领域中的具体、细化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

（三）研究的现实指导性不够

互联网技术已经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治理理念、治理范式、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对传统政府治理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目前，学术界关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进行考察和分析，如针对一般性的知识、原理进行研究的较多，以及针对其意义、研究必要性和实践经验进行探讨的较多。对于如何在“互联网+”背景下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回答也往往是站在国家层面上给出路径选择，站位高、视角全，但无法对实际问题给出操作性强的答案。如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中，学者们都认识到数据壁垒已经成为阻碍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也都提出要加大数据开放力度，但是要如何进行数据开放、如何打破数据壁垒，他们却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操作性建议。

（四）对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较少

发达国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应用都早于我国，在数据开放、利用互联网推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治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平台和制度，这些做法可以为当前我国在“互联网+”背景下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宝贵的经验。在本次的文献梳理中，我们发现，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布的一些有关“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的文件、战略及由此引起的影响上；而对具体领域中的发达国家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治理效果则研究较少，尤其是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治理实际现状出发进行精准治理的特殊性、差异性研究较少。

三、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由此可见，要让人民满意，政府治理就必须回应人民的需求。当前，人民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对人民需求的合理细分、对人民满意度的全面感知、对突发事件和舆情的快速响应等，使政府的治理更加精准，从而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高效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针对“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进行研究，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重考虑：

（一）加强多学科视角的研究

目前，学者们针对“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已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因为学科之间的彼此独立而表现为一种分散型研究，缺乏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渗透。“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不仅涉及行政管理学，还涉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统计学和情报科学等。我们只有从多学科视角而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研究，才能够提出具有综合性、可实施性的对策和方案。

（二）加强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互联网+”作为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对于政府治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对传统的治理思维、治理模式、治理方法等都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为政府治理带来了一系列实际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帮助实际工作者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快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以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做出贡献。

（三）加强对不同层级政府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治理能力的研究

“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影响是全面的，政府的决策方式、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监督机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等在“互联网+”背景下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层级的政府在“互联网+”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是不同的：中央政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标准、规范的制定和设计；省级政府需要对宏观的制度、标准、规范进行细化；而市县两级政府则面临很多微观的具体执行方面的难题。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宏观制度设计方面，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在微观执行方面有更广领域、更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

（四）加强对“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精准治理能力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做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府治理就必须及时回应人民的诉求。当前，人民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不同的职业群体、不同的身份群体和不同的年龄群体对政府治理的精准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互联网+”已经在政府精准治理方面体现出重要的作用，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设立让“互联网+”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政府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如何应对在精准治理中的挑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