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佛經隨函音義研究概況
近年來隨著佛經文獻語言研究的方興未艾，學界對隨函音義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首先從國内的研究情况來看，在漢文佛經寫卷的隨函音義方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張金泉、許建平整理了當時可見的敦煌音義寫卷，著有《敦煌音義匯考》一書，在敦煌文獻音義研究方面具有導夫先路之功。由於該書采取“有音注必録”的標準，“所取既有音義書，也有注音寫卷”[11]，因此書中既有佛經音義專書殘卷的校勘整理，也包括了少量佛經隨函音義的整理考釋。稍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随着國内外各家收藏单位將其藏有的敦煌文獻陸續出版，張涌泉開始對現已公布的所有敦煌佛經音義寫卷進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隨函音義寫卷，其成果收録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小學類佛經音義之屬》中[12]，這是迄今爲止首次對隨函音義開展的大規模整理研究工作，對佛經隨函音義的全面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指導價值。
其次，在漢文大藏經隨函音義方面，李富華和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對江南諸藏進行梳理的同時也關注到了這些藏經所附音釋，對這些音釋進行了介紹。爲了考察《崇寧藏》的音釋對後世大藏經的影響，他們還將山西省博物館藏《崇寧藏》本經字函《法苑珠林》卷七四所附音義與宋《磧砂藏》、元《普寧藏》、明《永樂北藏》、清《龍藏》對應經卷所附音義作了比較，發現宋、元這兩部私版大藏經的音義源於《崇寧藏》，僅稍有改動；而明清兩部官版大藏經的音義基本保持一致，但相對於《崇寧藏》來説，二者有了較大的改動。他們認爲通過比較各種版本大藏經音釋的異同，可以清楚地看到諸部大藏經之間的聯繫以及各自的校勘成果[13]。
再次，就单部漢文大藏經隨函音義來看，《思溪藏》隨函音義除單篇期刊論文偶有涉及外，還没有專門論著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但是，舆《思溪藏》關係密切的《磧砂藏》隨函音義由於相對易見，有少數學者撰寫專著、碩士論文或單篇論文進行整理和研究，如《〈磧砂藏〉隨函音義研究》一書對《磧砂藏》隨函音義所引《可洪音義》和《内典隨函音疏》等的情況進行了考察，還對《磧砂藏》隨函音義進行了全面的整理與研究，挖掘其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和佛經校勘等方面的價值[14]。
也有一些碩士論文就《磧砂藏》隨函音義的某個方面展開探討，如邵睿《影印宋版〈磧砂藏〉隨函音義聲類研究》通過對《磧砂藏》隨函音義反切上字的研究，考訂其聲母系統，並將其與可洪音義、《集韻》的聲母系統進行比較從而推測其所屬時代[15]。韓海振《宋版〈法苑珠林〉隨函音義字形研究》則對影印宋版《磧砂藏》中《法苑珠林》隨函音義出現的俗寫字進行了分類考察及分析[16]。趙文思《〈磧砂藏〉隨函音義俗字研究》又以《磧砂藏》隨函音義的俗字爲對象，試圖釐清隨函音義中的術語，分清正俗、古今、訛誤字的關係，同時還从結構上對這些俗字的類型進行分析[17]。胡佳慧《基於〈磧砂藏〉隨函音義中魏晉南北朝譯經詞彙新詞新義專題研究》則以《磧砂藏》隨函音義所收南北朝譯經詞彙爲對象，探討新詞産生的原因及新義演變的途徑[18]。
除此之外，還有少量单篇論文也對《磧砂藏》隨函音義的單個方面進行了討論，如香港學者黄耀堃《磧砂藏隨函音義初探》一文從《高麗藏》的例子推測《開寶藏》可能也有隨函音義，並從《磧砂藏》隨函音義中找出了《可洪音義》曾經傳入宋代的證據，並對《磧砂藏》隨函音義的年代斷限進行了初步的考訂[19]。又如李廣寛《〈磧砂藏〉隨函音義所見宋代福建方音考》通過《磧砂藏》隨函音義音切的全面統計和分析，認爲某些音切反映的音變應該是宋代福建方音[20]。還有李蓓蓓、都興宙《〈磧砂藏〉隨函音義韻部研究》則主要是對《磧砂藏》隨函音義的韻部進行了總結和描寫，並重點分析韻部系統的特點[21]。
私刻大藏經的隨函音義也進行了介紹，並將行瑫、可洪、《廣韻》、《磧砂藏》隨函音義及玄應的《摩訶僧祇律》前十卷的反切進行比較，較早對《磧砂藏》隨函音義的音韻學價值予以關注[22]。其另一篇文章《藏經音義の敦煌吐魯番本と高麗藏》在探討敦煌吐魯番文獻和《高麗藏》所存佛經音義時，對江南各種私刻大藏經的隨函音義也進行一些簡要的介紹[23]。而日本學者山田健三《福州版一切經附載音釋の形成過程》則對日本書陵部藏宋版江南大藏經後的隨函音義的形式、形成過程等進行了簡單的分析，對其整體的數量進行了調查，並以“玄奘”和“苾蒭”爲例，對這兩個詞在《大般若經》中的重出情況進行了展示[24]。
以上我們對隨函音義的研究作了一番簡要的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偏重於對隨函音義基本情況的介紹，也對隨函音義的引書情況有所涉及，還注意到隨函音義在漢語史和佛經文獻各方面的研究價值，雖然相關研究成績頗爲喜人，但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主要體現在：
首先，《思溪藏》隨函音義的校勘整理及研究工作非常薄弱。由於這類隨函音義廣泛地分佈於經律論三藏中，又多未彙集成册，且某些詞條一再重複岀現，故整理研究殊爲不易。由於較易見，之前的一些校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磧砂藏》隨函音義，而與之關係密切的《思溪藏》隨函音義長期以來卻乏人問津，學界對其瞭解不多，其校勘整理和研究工作亟需開展。
其次，隨函音義無論是早期佛經寫卷，還是歷代刻本大藏經，都有普遍附載。尤其是宋元時代在江南刻印的私版大藏經，自《崇寧藏》以來版式大致相同，函末或卷末一般都附有這種音釋材料。這些隨函音義在文獻來源、内容、傳抄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補充，互爲印證，應將其視爲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思溪藏》作爲年代較早的江南私刻藏經，其隨函音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迄今尚未對《思溪藏》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這一系列大藏經隨函音義的比較研究也尚未開展。
再次，隨函音義爲方便普通信衆閲讀而作，其主要内容是對佛經中的疑難字詞進行解釋，對佛經異文進行辨析，不僅保存有衆多的時音、時義和俗字，爲漢語史研究提供了一批真實而鮮活的材料，還對校勘現行漢文佛典大有裨益，值得學界注意並引起重視。但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版本、刊刻源流以及江南大藏經的關係等方面，對漢語史和佛經校勘等内容涉及不多，其漢語史和佛經校勘研究有待深入。
事實上，現今常見又量多的大藏經隨函音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資料，但現在仍處於起步階段。關於《思溪藏》隨函音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没有系統進行，迫切需要我们進行詳細的考察，探求其在漢語史和佛經文獻上的寶貴價值。爲此，我們選擇“《思溪藏》隨函音義研究”作爲研究對象，並期待本書的研究，能夠拋磚引玉，引出更多更好的佛經隨函音義研究成果。
[1] 華喆：《〈思溪藏〉刊行者王永從事迹略考》，《中国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3期。
[2]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頁。
[3] 吕澂：《磧砂版藏經》，《吕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1455頁。
[4]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240頁。
[5] 丁延峰：《〈思溪藏〉刻工考述》，《文津學志》第12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
[6] 吕澂：《磧砂版藏經》，《吕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第1457頁。
[7] 參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五，轉引自李際寧《佛經版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頁。
[8] 該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配以宋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刻本大藏本，該版本爲現今國内仅存的一部較完整的版本，又爲善本部膠卷，暫未影印出版，故在本書中我們暫以“《思溪藏》本《某某經》卷幾隨函音義”標示其隨函音義出處。
[9] 吕澂：《磧砂版藏經》，《吕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第1460頁。
[10]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240頁。
[11] 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2]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小學類佛經音義之屬》，中華書局2008年版。
[13]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190—191頁。
[14] 參見譚翠《〈磧砂藏〉隨函音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15] 邵睿：《影印宋版〈磧砂藏〉隨函音義聲類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7年。
[16] 韓海振：《宋版〈法苑珠林〉隨函音義字形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大學，2014年。
[17] 趙文思：《〈磧砂藏〉隨函音義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大學，2017年。
[18] 胡佳慧：《基於〈磧砂藏〉隨函音義中魏晉南北朝譯經詞彙新詞新義專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大學，2017年。
[19] 黄耀堃：《磧砂藏隨函音義初探》，中國音韵學研究會、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音韵論叢》，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55—257頁。
[20] 李廣寛：《〈磧砂藏〉隨函音義所見宋代福建方音考》，《長江學術》2016年第1期。
[21] 李蓓蓓、都興宙：《〈磧砂藏〉隨函音義韻部研究》，《現代語文》2016年第1期。
[22] [日]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録〉與行瑫〈隨函音疏〉》，載氏著《敦煌·民族·语言》，鍾翀等譯，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425—446頁。
[23] [日]高田時雄：《藏經音義の敦煌吐魯番本と高丽藏》，《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10年第4號。
[24] [日]山田健三：《福州版一切經附載音釋の形成過程》，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人文科學論集》43，2009年，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