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看，经济学中关于全球化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发端于国际贸易领域，H-O-S定理指出贸易不仅会使两国商品价格相等，还会使得工资和利息等要素价格均等。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国内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三方面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生产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涵。从内涵来看，生产全球化是指以全球化分工为基础，以建立全球生产经营体系的跨国公司为主体，随着新科技发展而出现一系列高新精尖产品和工艺技术从而使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加强，在生产上密切合作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亦即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过渡到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由产业间为主的分工逐渐过渡到以产业内为主的分工（肖勤福，2001；赵景峰，2011）。

生产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是解释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大量国内外学者探究了生产全球化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包括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低收入国家能够从生产全球化中受益，但总体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生产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杨耀武、杨澄宇，2015）。生产全球化主要分为生产要素全球化和生产过程全球化两类。

1.生产要素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生产要素全球化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从经济增长角度看，生产要素全球化主要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劳动力流动和国际技术转移。现有多数关于生产全球化与收入分配研究的结论是生产全球化会扩大收入差距，其作用机制是各因素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格局。有关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之间联系的研究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有关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将劳动力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和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劳动力的流动对本国收入分配存在负面影响（Xu，et al.，2015；Uprety，2019；Lin，Weiss，2019）。Auguste（2018）利用经合组织23个国家1990—2009年的数据，证明了移民对收入不平等确实存在负面影响。此外，收入不平等程度还取决于流动劳动力在两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以及其对其他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即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与地区的要素禀赋、劳动力流动规模等因素有关（宁光杰，2006；Gould，2015；Orrenius，Zavodny，2018）。

有关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是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影响工资结构变化（Katz et al.，1999）。Krugman（2000）从技术对要素价格的影响着手，通过分析要素价格与要素供给的关系发现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是增大发达国家技能劳动工资和非技能劳动工资差距的真正原因，而其贸易与收入差距没有直接关系（Green et al.，2001）。Jong-Wha和Dainn（2013）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会造成制造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加剧工资不平等程度。翟银燕和孙卫（2004）利用钱纳里增长因素分解模型推导出劳动报酬增长模型，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劳动报酬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劳动者报酬34.50%的增长中，技术变化有29.96%的贡献，贸易对劳动者收入几乎无影响，技术进步也是影响个人收入差距主要因素。此外，国际技术扩散也可以通过改变要素生产力对要素价格和人均收入发生影响，给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的提高意味着要素有更高的边际物质生产力，从而要素价格更高（胡昭玲，2004）。

2.生产过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当前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企业一改传统的生产方式，突破国与国的边界将生产工序遍布全球。Feenstra和Hanson（1996）、Slaughter（2000）与Feenstra（2003）研究美国参与国际分工对本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厂商将部分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改变两国不同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收入分配。Mahutga等（2017）利用18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板数据，证实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对于工业部门，国际产品内分工会显著提高行业内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份额，拉大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王晓磊、陆甦颖，2011；程惠芳等，2014）。此外，由于产品生产过程被拉长，要素替代率及生产函数都将发生变化，最终将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孙文远和裴育（2012）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产品内分工会改变行业的要素替代率，对生产函数造成影响，进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并且不同地区所受影响程度不同。

（二）贸易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国际贸易能够提升整体福利水平是国际贸易研究的共识，但其福利的分布特点不是显而易见的（施炳展、张夏，2017），即贸易全球化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按照传统的Heckscher-Ohlin模型（H-O模型）及Stolper-Samuelson定理（SS定理），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会使得非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提高其相对丰裕要素非技能劳动的真实回报，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和减少贫困。国内外学者研究多集中于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

贸易对一国内部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主要受劳动要素是否可以自由流动影响（胡昭玲，2004）、陈怡等（2013）在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影响贫困的经验研究中引入劳动要素流动因素，发现贸易自由化能够提高贫困人口的绝对可支配收入，具有一定的减贫作用，但拉大了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且收入差距随着全球化进程有扩大趋势。吕世斌（2013）认为除贸易开放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外，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受到贸易开放对技术结构的影响，这两种影响对工资不平等所起的作用相反，整体的工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这两种影响力量的相对大小关系。生产要素利益调整使得进出口商品价格和需求变化，各国相关的劳动资源价格和需求也随之变化，国际贸易会通过价格机制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优势产业劳动工人工资增加，非优势产业则下降。所以，短期内国际贸易会加剧国内收入差距，但长期来看劳动者素质提高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工资差距会缩小（张汉林等，2011）。Helpman等（2010）表明贸易开放与工资不平等之间是一种非单调的关系，贸易自由化首先加剧、然后缓解工资不平等。

现有文献研究往往低估了贸易全球化对就业和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忽视了贸易开放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张先锋等（2013）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及其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对劳动力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国际贸易导致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型的，从而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不同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喻美辞和喻春娇（2016）发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进口贸易有利于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收入，而且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出口贸易无法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地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但是，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途径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作用并不一致（李瑞琴，2013）。陈怡（2009）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均有上拉作用，进口贸易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有上拉作用，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有下拉作用，从而造成行业工资差距变化。

1.要素禀赋结构与收入分配

H-O模型是分析全球化中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经典理论框架，它解释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差异和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个人对劳动或资本收入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导致的全球化的不平等效应。各国在其要素相对丰富的领域从事专门的生产，并在贸易开放时出口这些货物，SS定理认为国际贸易导致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会增加该产品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要素的实际回报，降低其他要素的回报。根据这个分析框架，贸易使得一国丰裕生产要素获得收益，而稀缺要素拥有方会受到损失，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各个不同群体之间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别决定了收入分配。

H-O模型认为全球化影响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该国的发展水平，因而国际贸易使得国家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谌利民、王万洲，2011）。由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这将使得财富向最富裕阶层集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受益于经济开放，大量用于生产的非技能劳动力将获得更高的回报。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将得到缓解。Wood（1991）实证分析了南北贸易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贸易降低了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而对熟练劳动力的影响比较有利。Lawrence和Slaughter（1993）利用回归法实证检验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工资的影响，指出国际贸易对美国工人工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导致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Krugman（1995）利用Wood（1991）所使用的要素含量法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同新型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对OECD国家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工资可灵活调整的条件下，贸易导致了OECD国家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下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都指出了标准H-O模型的局限性，例如，H-O模型依赖于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忽略了部门间的生产转移和国家间的垂直专业化，并提出了全球化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方式（Leamer，et al.，1999；Goldberg，Pavcnik，2007）。国内许多研究也开始质疑SS定理在中国分析的适用性（文娟、孙楚仁，2008）。支晓云和张二震（2012）认为贸易的发展并没有增加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份额。蒋雨桥和岑杰（2016）则放松了充分就业假定，认为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业工人相对工资不断增加的同时，高、低技术工人二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从而与SS定理所预期的结论不符。刘力（2005）则认为尽管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但是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影响区域贸易规模，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决定了区域要素收益的相对变化，因此一国的贸易条件、地理位置、区域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国家制度环境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福利效应会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由于个体异质性的影响，劳动者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水平不尽相同。许志波和钟昌标（2012）认为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间存在差异，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结合贸易成本的角度发现，当农产品贸易成本高于非农产品时，贸易成本会增强国际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另外，从性别来看，赵春明和王春晖（2014）发现虽然男性的平均工资高于女性，但女性劳动者在国际贸易中获益较大，国际贸易通过工资溢价改善了性别工资差距。陈怡等（2018）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了技能差异参数，发现贸易对分技能和分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具体为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而且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有助于缓解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

2.要素收入份额与收入分配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还体现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资本积累会引致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因此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效应，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孙慧文，2012；李坤望等，2012）。因此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化中持续下降的国际贸易因素得到学者关注（汤毅等，2016）。赵秋运等（2012）认为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工资刚性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张相伟和陆云航（2014）则认为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动是主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发展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吴婷（2015）中间品的进口会通过影响增加值分工率体系间接影响各行业的劳动报酬占比，而中国现有生产体系过度依赖对重化工业中间产品的进口，导致国内各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流向国外，因此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呈现下降局面，造成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结构性矛盾。

3.国际分工贸易与收入分配

国际贸易会使一国交易条件改进，该国的均衡分工水平随之增加，但由于国家之间或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群组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同，则不同的群体会先后卷入分工，从而这种差异影响收入分配。张定胜和杨小凯（2004）使用超边际方法分析内生专业化的模型，提出由于不同群体专业化水平差异产生的二元结构将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随着贫穷的个人增加他们的专业化水平，二元结构消失，不平等也会减少，因而国际分工贸易对不平等的影响呈现锯齿趋势。并且，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而使各自在价值链条上的利益得以实现，由于每个国家都积极争取占据国际价值链中的高收益环节以避免被其他国家进行高级要素整合，从而使得这种国际分工具有天然的不平等属性（孙亚君，2019），因此不同分工所属群体的收入状况不同。

虽然，部门内部的低技能生产离岸外包会降低发达经济体中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议价能力，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价值链沿线的离岸外包活动可能是相对技能密集型的活动（Feenstra et al.，1999）。与此类似，Feenstra等（1997）的研究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中资本和技能具有互补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技能溢价。此外，作为对进口竞争日益加剧的回应，发展中国家贸易部门的职位可能变得更具技能密集性，从而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Cragg，Epelbaum，1996）。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因为部门和国内企业的异质性而加剧，并导致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工人的工资溢价，例如出口公司比非出口公司生产效率更高，从而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以雇用更高技能的工人（Manasse et al.，2001；Yeaple，2005；Munch，Skaksen，2008；Verhoogen，2008；Egger et al.，2009；Egger Kveickemeier，2013；Sampson，2014）。

从中国的经验看，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是造成制造业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王晓磊和陆甦颖（2011）结合技术进步因素，认为技术进步程度强化了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孙文远和裴育（2012）验证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倒“U”形，实证结果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也就是说，当前收入分配效应处于倒“U”形的上升阶段，且效应大小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弱的态势。

（三）国际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国际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除国际贸易外，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现有FDI对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在 S-S 定理的基础上展开。一类研究支持了S-S定理所得结论，认为FDI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进而缩小了其收入分配差距，但通过增加资本要素收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Williamson，1997；Asteriou et al.，2014）。另一类研究与S-S定理所得结论相悖，认为劳动力要素异质性、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差异、要素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导致FDI进入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Harrison et al.，2007；Mehta et al.，2012）。

国内学者主要从区域、城乡和行业等角度研究FDI对中国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区域间的差距看，FDI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大小及方向仍未得到统一结论。戴枫（2010）选取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6年的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FDI产生的地区间及地区内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FDI缩小了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结论。但也有不少学者得出了FDI流入增长是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陈利敏等，2004；沈毅俊等，2008），并且外资占经济体资本总额比重越高，越有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问题（沈毅俊等，2007；王少瑾，2007）。这一现象是通过产业链条、外资部门的溢出效应、资金吸引（范言慧等，2003）以及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周华，2006）等差距产生的。

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FDI对不同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戴枫（2010）认为，1997—2006年FDI拉大了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在考虑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情况与引进外资的差异性后，郑许海（2019）发现FDI的流入缩小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张鑫鑫（2016）针对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大差距的具体情况，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却增大了收入差距。FDI对中西部地区FDI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有限，因此增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来看，且在近年由于空间溢出效应体现，FDI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周娟等（2009）基于1989—2006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引进外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不均等。戴枫和吕晓一（2018）利用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发现FDI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外资进入缩小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降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体现在降低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的角度看，一方面，在选择东道国投资的区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外部的规模经济使得国际直接投资能形成产业的空间集群，而产业集聚理论在不断向跨国公司理论深入的过程中，正逐渐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渗透融合；另一方面，产业和空间的集中也会给FDI带来“协同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集聚能够通过增长极的现象、价值链效应和循环累积作用，使得不同企业、不同区域空间的收入分配有不同表现，从而收入分配产生差距。因此，不少学者对FDI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将行业细分后研究，黄艳敏等（2010）发现FDI通过产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扩大了包括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在内的九大行业工资差距。姚佳（2013）以2002—2011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得出FDI总体上会扩大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结论。但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均GDP对收入差距的拉大效用过于强大，完全盖过了FDI的缩小效用，致使人们产生FDI会造成产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假象（袁懿等，2010），实际上外资的进入对中国产业间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的作用。

2.金融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度的不断深入，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融资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的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金融全球化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将经济全球化推向史无前例的广度和深度。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认为，金融全球化加强了各个经济体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之间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政策上放松管制的结果，但是，各国没有取消本身的金融体系。因此，尽管金融全球化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拉近了，但许多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了。国外目前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全球扩张的正溢出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引进高新技术获得经济发展，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因为金融全球化不仅促进了知识和技术在国家间的传播（Grossman，Helpman，2015），也促进资本流动。Clarke等（2003）建立了回归模型，运用全球91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对于发达国家，Beck（2008）研究认为，由于金融体系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较快，贫困人口占比低，因此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对于发展中国家，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生资本流动时，发展中国家资本变得更加丰富，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增加，工资会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分配将得到改善（Mundell，1957；Obstfeld，1988）。王竣鹤和黄小勇（2019）基于1978—2013年和1993—2013年两个样本区间内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当跨越金融发展的门限值后，金融发展能发挥促进收入公平的作用。

二是金融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Ersoy（2008）通过12个欧盟成员国1999—2008年的数据检验发现，当欧洲央行为盯住通胀目标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加剧了高收入群体收入更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更低的局面，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Hussami等（2012）就收入分配和金融自由化对经常项目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金融自由化程度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有所扩大。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Feenstra和Hanson（1997）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内熟练工人的需求，使得熟练工人的工资上升，从而恶化国内收入分配。同样，国内学者张汉林和袁佳（2011）运用一国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拉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且相比于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金融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最大。

还有学者认为金融全球化发展与收入分配有非线性关系，即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Kuznets效应。著名经济学家Kuznets（1955）认为在经济发展转型期，特别是从农业向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初期城市化进程快，工业化程度提升快，城乡发展差距迅速扩大，使得两者收入差距扩大。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源逐渐开始发生转移，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逐渐加快，两者收入分配差距开始逐渐拉近，整个发展过程呈现倒“U”形曲线。Greenwood等（1990）率先在库茨涅茨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说明了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O'Farrell和Rawdanowicz（2017）研究发现，利率降低有助于降低美国、加拿大以及半数欧元区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但会增加英国以及其他欧元区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改变固定收益率和还本付息，较低的利率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比较有限。因此，其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门槛时，又会缩小收入差距。国内学者对金融全球化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也有相似的观点（乔海曙等，2009）。宋文文（2013）利用中国197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机制。通过资本逐利性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间接机制，直接和间接效应使得二者表现出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