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理论基础

2.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各种效应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至重商主义时期，但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对国际资本流动问题进行精确分析则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鉴于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下文拟对近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视角进行简要梳理和回顾。

2.2.1.1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垄断优势论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纳克斯（R．Nurkse）最早开启了对该领域的理论探索，其在193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效应》一文中，将国际资本流动的核心思想归纳为：“资本跨国流动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假定下，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了生产要素的边际价值，由于各个国家要素丰裕度的不同从而导致利率存在差异，最终使资本从资本丰裕国向资本稀缺国流动。”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P．A．Samuelson）等在H-O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即H-O-S模型，60年代美国学者麦克道格尔（G．D．A．Macdougall）和肯普（M．C．Kemp）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麦—肯模型，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各种福利效应等，从而论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参与投资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但是，前述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利差论”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未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进行区分，而是将国际信贷投资、国际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都笼统地归入直接投资的范畴，事实上二者无论在流动形式、流动方向还是流动的原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美国学者海默（S．Hymer）及其导师金德尔伯格（P．Kindleberger）共同提出了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该理论否定了“利差论”中关于市场完全竞争的假定，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生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并且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相较于国内投资会带来一定的额外附加成本，这些成本有可能是不同文化、制度、法律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产生的，也可能是投资东道国的消费者需求不同以及潜在的政治风险产生的，因此为了克服这些额外的附加成本，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在某些方面拥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这些垄断优势可以来源于企业的专有技术、诀窍、管理以及品牌等方面，并且只有这些垄断优势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企业跨国投资的附加成本时，企业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垄断优势论的理论逻辑如图2.2所示。

2．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也称市场内部化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利（J．Buckley）、卡森（Mark C．Casson）以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等在遵循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假定下，以科斯（R．H．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思想渊源而提出的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一般化理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时才会发生，但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具备垄断优势时不选择以许可证交易的形式出售技术来获取收益等问题，内部化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的内在缺陷会导致市场的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尤其体现在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方面，一是在与企业所在行业的上下游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交易时，一定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会带来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善；二是市场上以知识、技术以及诀窍等形式存在的中间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特性，在对这些产品的价值以及产权进行界定时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企业在选择以许可证交易的形式转让技术优势时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规避这些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则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设立子公司，从而实现由外部市场交易转向企业内部交易，达到节约交易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内部化理论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逻辑可以简要概括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势必要降低包括中间产品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会导致中间产品市场交易机制的不完善，因此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就使企业产生创建内部市场的动力，当企业的内部化行为跨越一个国家的界限时就出现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PLC）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于1966年在其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该理论是在赫克歇尔、俄林的H-O理论，林德尔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波斯纳的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借鉴市场营销学产品生命周期概念的基础上首次从动态的角度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结合起来，综合考察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间的经营行为。产品生命周期演变过程如图2.3所示，弗农将世界所有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国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国，这类国家拥有充裕的资本以及较高的技术和研发水平，同时具有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因此往往成为新产品的发明和创新国；第二类国家是以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等为代表的次发达国家，这类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比美国略低但又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往往成为创新产品的最先流入地；第三类国家是除第一类、第二类之外的所有国家，这类国家的技术实力和研发水平相对落后，但一般在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只有在生产产品的技术达到标准化阶段之后，才会进入这类国家。另外，弗农还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随着产品生命周期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会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

如图2.3所示，t0时期新产品首先在美国产生，t0～t1时期为新产品满足美国市场的阶段，从t1时期开始，美国开始出口新产品，由于欧洲国家、日本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及需求偏好较为相似，因此，新产品首先出口到这类国家。从图中可以看出，t1～t2时期，美国在该产品上处于净出口期，欧洲国家、日本等国则处于净进口期，世界其他国家暂时还未融入该产品的全球贸易中。从t2时期开始，随着产品逐渐进入成熟期，欧洲国家、日本等国逐渐掌握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因此对其净进口持续减少，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接触到该产品并出现净进口。从t3时期开始，由于产品进入成熟期，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要素特性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从技术密集型演变成资本密集型，因此欧洲国家、日本等国加大了对该产品的生产力度，并采取种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措施限制外来产品进入，进而导致产品创新国美国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以开拓市场、追求利润，此时的国际贸易就会被直接投资所取代。从t4时期开始，美国由产品的净出口国转变成净进口国，说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逐渐从国际贸易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并开始下一轮的产品创新和发明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同阶段所对应的要素需求特征、比较优势以及贸易与投资方向如表2.1所示。

4．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是由英国雷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于1977年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中理论方法探索》一文中提出的。邓宁在借鉴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区位理论的相关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其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经典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折中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OIL三要素，其中O（Ownership）代表所有权优势，I（Internalization）代表内部化优势，L（Location）代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抵消进行跨国经营所带来的额外附加成本所拥有的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生产要素禀赋，这种优势主要包括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前者是指跨国公司在技术、研发、设备、资金、专利、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后者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实现更加优化的配置从而规避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在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具有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性所有权优势的跨国企业为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将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从而更好地利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可以简要概括为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在东道国所享有的各种便利条件与自身结合所带来的利益。区位优势可以分为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前者是指在东道国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主要包括更加广阔的销售市场、更加优惠的政府政策、更加廉价的要素价格等方面；后者是指母国的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主要包括更加昂贵的运输费用、成本更高的要素价格以及东道国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邓宁在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在具备不同的优势时应采取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邓宁认为，当企业仅具备所有权优势而不具备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企业最好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是选择契约式的许可证安排来获取所有权优势所带来的收益；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不具备区位优势时，说明企业此时缺乏进行海外投资所需要的良好区位，因此只能将内部化优势在国内进行利用，通过降低国内的生产成本并以产品出口的贸易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时，才可以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要求是最高的，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才可能获得海外扩张的成功（见表2.2）。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是通过对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高度概括而提炼出来的，后来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学者对该理论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在对大量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投资发展阶段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理论，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契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践，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直至今日仍然较具影响力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2.1.2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都是西方学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分析其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因此可以称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纷纷走出国门，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以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行为往往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要求的各种优势，因此原有理论对其解释力度是极为有限的。伴随着新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学者们开始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并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解释。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The Theory of Small Scale Technology）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J．Wells）于1977年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的，并于1983年在《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小规模技术理论和以往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同，认为具备完全的垄断优势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海外扩张的必要条件，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源自以下三个方面。①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因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极为有限，大规模的生产技术反而无法从这些市场中获取到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的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切入某个细分的小市场并运用自己的技术获得竞争优势。②通过在营销时的低价策略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所以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能够生产出成本更低的商品，这也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又一重要来源。③以民族为纽带的对外投资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威尔斯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往往体现出为了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求提供服务的特点，这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投资行为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一类投资行为也无须发展中国家企业具备大规模的生产技术。

2．技术地方化理论

技术地方化理论（State on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apacities）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于1983年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拉奥是通过对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之后总结出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动机和所具备的竞争优势的。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虽然不具备大规模的垄断技术，竞争优势的来源仍主要依靠小规模适用技术，但其技术形成的机制中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进一步分析之后拉奥总结出第三世界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分别是技术优势、营销优势、管理优势和其他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境和要素价格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引进的技术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改进和创新之后，往往能够更好地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而这种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新技术在小规模市场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尤其是分析其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理论不仅分析了竞争优势的四个来源，更关键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创新活动，阐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应一味地模仿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应在对模仿和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活力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Upgrade）也称技术累积理论，是由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l）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的。该理论主要从技术积累的角度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了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而技术能力的提高是决定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根本因素之一。另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也是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最终，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OFDI的产业分布和区位分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并且可以加以预测。

此外，坎特韦尔还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发展顺序，他认为在“心理距离”因素的制约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海外扩张首先会选择具有种族联系的周边国家，这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逐步开展以及投资经验的日益丰富，种族纽带因素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开始从周边国家向具有类似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随着产业结构的日益合理，对技术寻求的渴望会不断增加，因此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开始逐步加大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发展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发展顺序，即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演进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积累等问题，对于后发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优化本国产业结构并加强技术积累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2.2.2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2.2.2.1　基本的知识溢出模型

基本的知识溢出模型由罗默（P．Romer, 1986）、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和Helpman, 1991）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和Howitt, 1992）等在阿罗（Arrow）的“干中学效应”的基础上共同建立。阿罗（Arrow）从知识外部性的角度论述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实现机理，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外溢的发生，从而会在提高单个厂商技术的基础上促进整个经济体的知识水平。罗默继承了阿罗等的思想，在其提出的知识溢出模型中，为了将知识积累纳入模型，假设包括四个变量：劳动（L）、资本（K）、技术（A）和产出（Y），并设定时间变量是连续的，另外在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是生产部门；二是研发部门。劳动和资本总量被分成两部分，其中a_LL和a_KK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分别被用于研发部门，（1-a_L）L和（1-a_K）K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分别被用于生产部门。a_L和a_K都是外生的，并且保持不变，另外由于知识的非竞争性，生产和研发部门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知识存量A。

在上述一系列假定的约束下，在t时刻生产的产出量如式（2.1）所示：

由于新知识的生产假定满足广义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于是可得式（2.2）：

其中，B为转换参数，θ表示现有知识存量A对研发成功率的影响。

进一步地，将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看作外生的，并设定折旧率为0，人口增长率不会为负，则可得到：

在假设A、K和L已知且严格为正的前提下，式（2.1）至式（2.3）就为对基本的研发与增长模型的完整描述。

当模型中没有资本时，产品和新知识的生产函数分别由式（2.1）和（2.2）式变为：

结合式（2.3）和式（2.4），可求出A的增长率g_A为：

对式（2.5）两端同时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可得到关于g_A增长率（A的增长率的增长率）的表达式为：

为了进一步刻画A的增长率，下面分θ<1，θ>1，θ=1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当θ<1时，令表示使为0的唯一g_A值，则根据式（2.6），可求得，表明在此种情况下，无论初始经济条件如何，g_A总是收敛于，此时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

当θ>1时，即新知识生产增加的比例大于知识存量增加的比例，根据式（2.6）可求得=γng_A+（θ-1）g_A²，表明在此种情况下，经济会出现不断地向上增长，而不会收敛于平衡增长路径，并且a_L增加将导致A的新旧两种增长率路径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

当θ=1时，即现存知识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的新知识与知识存量成比例，根据式（2.6）可求得（t）=γng_A（t），此种情形下该模型就演变为线性增长模型，表明经济中不再存在向平衡增长路径调整的过程。

2.2.2.2　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Lucas）在舒尔茨（Schultz）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增长模型，重点分析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被学术界称为新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的基本形式如式（2.7）和式（2.8）所示：

其中，A、B、α、β均为大于0的参数，Y（t）、K_t、H_t分别表示t时刻的产出、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μ为人力资本中用于生产的部分，（1-μ）是人力资本总量中用于人力资本形成的部分，由式（2.8）可以求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

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时，可推导出经济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式（2.10）所示：

由式（2.10）可以看出，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之间正相关，人力资本增长越快，部门经济产出增长也越快。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而且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真正源泉。

2.2.2.3　罗默（Romer）内生技术变迁模型

内生技术变迁模型由罗默于1990年提出，主要研究了研发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是认为研发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部门来从事，因此这种研发促进了增长，而增长反过来又影响着研发动机的强弱。

该模型研究的起点来自伊瑟（Ethier, 1982）提出的生产函数，如式（2.11）所示：

其中，i表示投入品的数量，Y表示产出，A可以看作时间的函数，令L_Y表示生产投入品的工人总数，并假设生产每种投入品的工人数相同，对于任意i都有L（i）=L_Y/A，于是可得：

式（2.12）包含两个关键含义：一是L_Y规模报酬不变；二是产出随A的增加而增加，即提高知识存量会提高产量，意味着新思想可以创造价值。

进一步地，考虑最终产品生产者成本最小化问题，令p（i）表示专利持有人对每单位新思想i的投入品所收取的价格，则成本最小化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令L_A（t）表示t时刻从事研发的工人数量，ω（t）表示t时刻的工资，对式（2.13）进行求解，可得到每个专利持有人的利润如式（2.14）所示：

可以看出，由于L_Y（t）为常数，所以Y的增长率就等于乘以A的增长率。该模型不仅明确了有关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还阐明了研发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都会促进长期增长，另外还明确了关于均衡增长与最优增长之间的差距，因此罗默模型被公认为是研究增长问题的开创性理论。

2.2.3　对外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关系理论

2.2.3.1　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该领域关于技术溢出的最早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道格尔（A．Macdougall）在《外国私人投资的收益和成本：理论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认为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会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逐步达到均等，从而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的形式提高全世界的福利水平。Caves（1971）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时，将跨国公司FDI存在的外部性行为及技术外溢性纳入分析模型中，为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中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现象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Blomstrom和Kokko（1998）直接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溢出效应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认为当东道国以学习能力衡量的吸收能力越强时，则越容易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并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这种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存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溢出，还会出现从东道国向母国的逆向溢出。Fosfuri和Motta（1999）以博弈论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古诺博弈模型，重点研究了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否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从而获取发达国家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结论表明，技术落后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获取发达国家的研发溢出，并且只有当技术落后国家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适当时才会获得利润最大化，当二者之间技术差距过大时，则不利于技术落后国家企业的技术寻求目标。

2.2.3.2　国际技术转移理论

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存在差距是国际技术转移的前提条件，技术差距主要存在于两种情况：一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1961）是较早对技术差距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技术差距论，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创新国与模仿国两类，并将产品从创新阶段到模仿阶段的时间称为模仿时滞，模仿时滞又可以具体细分为需求时滞、反应时滞和掌握时滞。技术差距论的理论逻辑是技术创新国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新产品后，在一定时期内就拥有了技术领先优势，并运用这种优势将新产品出口到模仿国，模仿国通过进口新产品逐渐开始掌握产品中蕴含的技术，并通过技术引进、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靠近新技术的源发地，从而在掌握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模仿生产该产品，使创新国的新产品出口逐渐减少，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也逐渐消失，此时创新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产品创新过程并形成新的技术差距。克鲁格曼（197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技术转移的一般均衡理论，他通过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技术纳入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新产品首先在发达国家被创新出来，又由于新产品中包含着较高的技术水平，其价格相对较高，随着创新产品技术的日益成熟，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同的国际活动形式会获取到生产该产品的技术溢出，最终使产品的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并使两国的福利水平均得到提高。

2.2.3.3　企业国际化促进创新的相关理论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国际化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相关理论主要有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最早是由Penrose于1959年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企业作为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内部总存在一些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因此企业应通过不断挖掘潜在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随后Wernerfelt（1984）引入了资源定位壁垒和资源产品矩阵，Barney（1986）引入战略要素市场等因素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资源基础理论（Barney, 1991）对企业国际化与创新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认为，企业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研发竞争，必须加大对创新资源的投入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实行国际化战略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动力，还可以通过与东道国联合研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及时响应消费者需求等优势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Kim（1993）、Miller（1996）以及Hitt（1997）等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则更进一步地解释了企业国际化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通过国际化的扩张路径可以加速企业的知识积累进程并增强组织学习能力，从而最终提升创新能力。另外，企业国际化通过近距离接触东道国各种资源还可以使其从不同的视角学习和获取创新性以及差异化的创意，从而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新知识，而新知识的增加可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在继承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思想的基础上，Teece（1992）为弥补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创新资源获取的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高速变迁的技术环境中，企业应对其内部的技术、组织和管理能力等创新性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地位条件下，通过学习来获取和提高其使用外部市场战略资源的能力，更好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从而在创新资源获取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尤为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最关键的能力。组织或国家应综合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具体包括公共资源、专有资源以及无形资源等）不断地提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此克服能力中的惯性和刚性。动态能力理论通过一个多维概念的构建，从动态演进的视角解释了企业竞争优势以及创新能力的来源等系列问题，为分析企业国际化与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2.3.4　Chesbrough的开放式创新理论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研发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也使企业利用外部的创新资源成为可能，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原来以将创新活动控制在组织内部为核心理念的封闭式创新理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Chesbrough（2003）根据全球创新环境的变化特征，在《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对开放式创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与分析，奠定了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封闭式创新理论强调研发活动是企业最具价值的战略资产，企业应通过加大人力与资金的支持力度，自己建立研发中心或实验机构，独立从事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并最终获取其所带来的垄断性的超额利润。而开放式创新理论认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通过企业内外两种通道同时进行，通过采取联合研发、技术并购、技术许可以及战略联盟、境外投资等多种手段，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从而有效降低自身的创新风险和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和速度。因此，在开放式创新条件下，可以将企业创新活动看作一个非线性的活动过程，不应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企业内部，并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应该也没必要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完成，通过对企业内外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最终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内涵所在。当前阶段，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较长时期内的选择，应明确如何确立企业在创新主体中的地位并通过开放式创新积极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从而最终提升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开放式创新理论从全球化的视角为中国企业借助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际技术溢出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指导。

2.2.4　理论启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本部分对OFDI及其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顾，主要可以获取如下启示：第一，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从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解释，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蓬勃发展，部分学者从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以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发展中国家的OFDI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第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国内国外两种渠道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更应重视国际技术溢出和扩散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新增长理论、国际技术溢出扩散理论、国际技术转移理论以及国际化促进自主创新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对该领域的分析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