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化警务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改革创新是破解有关可持续发展瓶颈问题的唯一出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公安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现有各项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公安工作改革。深化警务改革是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的需要，是保障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警务体制机制转型升级的需要。

（一）维护平安稳定形势需要深入推进警务改革

改革在本质上就是一次利益调整的过程，改革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必然会反映到平安稳定的领域中来。当前，苏州市经济社会大局始终保持平安稳定，但是不稳定因素也在逐步累积，暴恐活动的现实威胁不断增大，打防犯罪的压力始终不减。比如，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苏州，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受国内外反恐形势影响，恐怖主义现实威胁逐步加大。在维护稳定方面，过去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依然存在，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表达诉求；因征地拆迁、经济纠纷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预防和化解难度日益加大；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群众关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打防犯罪方面，电信诈骗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食品药品犯罪以及污染环境等犯罪危害大，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人民群众关注度高，对我们打击犯罪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两抢一盗”、黄赌毒等传统违法犯罪的防控压力不能降低，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弹，成为热点。因此，必须通过深入推进警务改革来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社会维稳形势。

（二）贯彻依法治国战略需要深入推进警务改革

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依法治国”作为全会的主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在随后召开的“法治苏州建设”座谈会上，时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石泰峰强调要充分认识法治建设对于苏州转型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化解社会矛盾，让法治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社会进入“转型期”，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当下社会问题复杂性与应对方式简单化之间的矛盾。而且，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对规范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公安执法中，稍有不慎、稍有瑕疵就可能陷入被动。因此，必须通过深入推进警务改革来积极贯彻依法治国战略。

（三）深化行政服务管理改革需要深入推进警务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这就对政府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二，全市企业总数达到37.6万家，在全省位居第一，全国排名第五，其中生产制造类企业超过13万家。机动车保有量达264.4万，汽车保有量位居全国第八位；轨道交通不断延伸，作为全国首家开通轨道交通的地级市，目前已开通了2条线路，总长达53公里，另有5条线路将逐步开工建设并投入运营，公安机关公共安全监管压力将越来越大。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对安全生产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追责问责力度越来越大，执法管理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追责问责。从管理方法看，过去，公安机关习惯于依靠前置审批来控制风险，实行事前监管；现在，随着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市场“负面清单”制度的逐步推出，行政审批权逐步削弱，市场将进入“宽进、严管”阶段。“宽进”就是削减、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放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严管”就是要加强行政机关事中事后管理，全面加强过程监管。这种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的变化，也势必会给公安工作带来巨大影响。传统的手工作业、临时突击等监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必须要从理念、思路、机制、能力等方面加快改革创新，主动适应新形势需要。因此，必须通过深入推进警务改革来深化行政服务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