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来看，基于有形生产要素投入作为核心内容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够全面地解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此，随后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突破就是强调由知识或人力资本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众多学者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或其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North和Thomas, 1973; North, 1990）。1937年科斯提出交易费用以来，新制度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就针对经济增长的根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North（1981、1994）通过研究发现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结构对总产出水平以及个体行为最优化都具有重要作用。Knack和Keefer（1995）也指出，有效的制度如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民主政治约束等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制度约束、技术进步以及物质资本积累，经济可以实现有效率的高速增长。李建伟（2017）指出，作为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重要途径的农村金融，乃至整体金融的发展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金融层面提出了比传统金融认知更进一步的“普惠金融”概念，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目的就是缓解农民融资困境，消除“金融排斥”，使农村经济主体能获得更多投资及增加收入的机会，改善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失衡现状。如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普惠金融逐渐从一个金融发展的框架性理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连续出现在2015—2016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普惠金融已经正式进入“顶层设计”框架。

制度是一系列能够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规则，是支配各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合作或者竞争的规则（North, 198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理论模型中的制度这一外生变量内生化，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因素加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中，强调了制度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在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新制度学派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外生的假定，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新领域，并将制度因素看作是除技术水平、资源禀赋以及需要偏好以外的第四大基柱，重点强调了在经济行为中制度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卢现祥和朱巧玲，2006）。

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以及个体经济行为，都可以在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要素以及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郭明星等，2008）。只有良好的制度安排才能够激发并激励人们的投资和交易行为，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最优效率的配置。近年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强调制度因素是经济体之间经济绩效存在差异的重要形成原因（Porta等，1998; Acemoglu等，2001）。李建伟（2017）在测算中国30个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事实上，制度环境不仅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会对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以及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众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就制度与国际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形成了国际经济学领域中一股新的研究热潮。在此背景下，本章将系统梳理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期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好理论文献基础。由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市场制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重点关注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企业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以及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因此本章将分为三个部分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一节是关于制度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贸易比较优势关系的文献梳理；第二节是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相关研究；第三节则是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