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马与秦汉时代的死亡场景

无论是以白马凸显王权，抑或用之沟通天人，均是以此物的神秘属性为基础的。这种神秘属性的另一面，则是对死亡的预警。《汉书·五行志》：

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28]

对于这段历史情节，《史记》记录如下：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29]

司马迁的记载中未见“素车白马”的细节描述，显然，他对神仙乘“素车白马”从华山而下的说法颇感疑惑。但《史记》在记录秦朝灭亡的场景时，白马素车的确是亡国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道具。《秦始皇本纪》载：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

对于“白马素车”，《集解》引应劭曰：“丧人之服也。”^[30]以后的一些末代帝王也仿效此法，如《晋书·王濬传》：“濬入于石头，（孙）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礼数虽然比子婴投降时繁复了许多，但“素车白马”依然是亡国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亡国礼不大可能是子婴或其他某个帝王灵机一动的创造，而应当是以白马素车预示人亡政息的神秘主义社会意识为基础而形成的。

众所周知，战国名家学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白马非马”。此命题将白马从其种属里独立出来，似有格外重视白马的味道。然而，这种重视未必源于对白马的积极认知，因为进入战国以后，人们对白马已经产生了负面认知。有学者认为，《墨子·小取》“恶多白马非恶多马也，欲无白马非欲无马也。世相与共是之”，^[31]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恶多白马”“欲无白马”都表示对白马的厌弃，这也就意味着迟至战国初年，对白马的排斥心理已经形成。《墨子·明鬼下》更是生动记载了杜伯鬼魂复仇的故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遬也！”^[32]

在这个故事里，周宣王死于鬼魂复仇，且临死之状惨烈，颇有小说家言的色彩。而《史记·周本纪》仅说：“四十六年，宣王崩。”^[33]根本没有涉及杜伯其人。《今本竹书纪年》记周宣王“四十三年，王杀大夫杜伯”。^[34]按照时间推算，“其三年”，杜伯鬼魂正好复仇，致使周宣王丧命。但这个记载仍然过于简略，并且也没有将周宣王之死与杜伯的冤案扯在一起。因此，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史实上来讲，《墨子》所载杜伯复仇故事定然是周宣王至墨子时代的民间附会。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故事对考察春秋时期的社会意识很有帮助。笔者注意到，故事里的“白马素车”正是杜伯鬼魂的代步工具，如果允许的话，不妨称之为“鬼车”。《尸子》曰：“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35]此说当中，商汤“以身为牲”，显系将死之人，而其人乘素车白马，正与这一将死之境遇相合。

白马素车既然是“鬼车”、将死者之车，那就意味着，当白马素车出现之时，死亡或即将成为现实，或已经成为现实。明乎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有关秦始皇之死的神秘传言，以及子婴乘白马素车投降的历史情节。人们之所以创造出神仙乘白马素车以预警秦始皇之死的情节，乃在于秦汉社会上承战国时代，亦有白马素车与死亡密切关联的意识。而秦王子婴之所以乘素车白马前去投降，乃是表明一种谢罪姿态，将自身视为待罪将死之人，希望能够得到胜利一方的赦免。《后汉书·独行列传》记载：“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与汝南张劭为挚友。张劭英年早逝，下葬时，棺材就位困难。“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原来是范式远来吊丧。^[36]可见，白马素车在秦汉时代可以作为吊丧专车。秦王子婴乘素车白马的行为直视为吊丧亦无不可，只不过是自我吊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