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为何没能夺取莫斯科
严寒和西伯利亚部队——“莫斯科奇迹”并非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德合作的历史章节——未知的军队——图哈切夫斯基与魏玛国防军的联盟——希姆莱的大阴谋——斯大林斩首红军
1945年4月，苏联红军到达奥拉宁堡、波茨坦、亨尼希斯多夫和大贝伦时，柏林的厄运就此被决定。但在1941年，德军也曾逼近到莫斯科门前，而且尚未遭受过败绩。
为什么？这场对未来战事进程至关重要的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论胜利未能到来的原因是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再也无法从莫斯科门前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再也无法做到齐装满员，再也无法恢复其有效的作战力量。在莫斯科门前，德军的力量被消耗殆尽：他们在严寒中慢慢失血而死，他们耗尽了自身的实力。在莫斯科门前，德国国防军战无不胜的信念首次发生了动摇。
这场失败的原因何在？是“冬将军”以其零下30、40、50摄氏度的严寒击败了东线德军吗？
是装备精良的西伯利亚精锐之师以及中亚地区骑兵部队所造成的吗？无疑，严寒气候发挥了灾难性作用，据温度计显示，当时的最低温度为零下52摄氏度——没有一个德军士兵，也没有一件武器对这种温度有所准备。无疑，强有力的西伯利亚部队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但对德军的失败来说，严寒和西伯利亚部队只是其中较为明显的原因。莫斯科门前的大逆转被苏军称作“莫斯科奇迹”，实际上应归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奇迹——这个事实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兵力太少，武器太少，部分德军最高统帅部人员缺乏远见，特别是防冻物资和基本冬装几乎完全短缺。缺乏防冻润滑油对武器的影响尤为严重。步枪能否射击？苏军进攻时，机枪能否顺利开火？这些问题折磨着士兵们的神经，对防御中的部队来说，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对发起进攻或进行反击而言，携带着不可靠的武器则是无法想象的。
阿道夫·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部的重要人物低估了他们的对手，特别是对方的人力资源以及作战表现和士气。他们认为，即便自己的部队严重受损，也足以给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这是个根本性错误。
西方最著名的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在其《苏联军队》一书中认为，苏联获救首先归因于苏军士兵的坚忍不拔，以及他们在足以毁灭任何一支西方军队的条件下忍受艰难困苦并持续作战的能力。利德尔·哈特随后又补充说，苏军更大的优势在于苏联道路的原始状态。这些道路中的大多数并不比沙土铺就的乡间小道好多少。只要一下雨，它们就变成了泥沼。击退德军的入侵，这种条件做出的贡献比苏联红军付出的任何牺牲都要大。如果苏联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道路体系，这个国家便会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希特勒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和大多数西方军人一样，他对这些事实始终一无所知。莫斯科的最后抵抗只能由一支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新锐部队来击溃，就像6月22日发起进攻时的德国大军。但那支大军现在成了什么模样？经过五个月不停地征战，前线各师辖下的团，实力只剩下原先的三分之一，通常还更少些。严寒也来帮倒忙了。在莫斯科门前，冻伤四肢所造成的减员高于敌军行动所导致的伤亡。
我们手上拥有第40摩托化军遭受伤亡的原始统计清单。10月9日至12月5日之间，“帝国”师和第10装甲师，包括军直属部队，损失了7582名军官、军士和士兵。这个数字约占其兵力编制的40%。
截至1941年12月5日，德军在东线的伤亡总数为75万人，约占其350万总兵力的23%。也就是说，几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阵亡、负伤或失踪。
苏军遭受的损失当然更大，但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中央”集团军群在1941年12月只得到一个师的补充，而苏军最高统帅部却为莫斯科前线调派了30个新锐师、33个旅、6个坦克师和3个骑兵师。
当然，就“德军为何没能到达莫斯科”这个问题来说，战略家、战地指挥官乃至飞行员都会有不同的回答。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例如，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时任第4集团军参谋长，随后被调至陆军总参谋部出任首席军需长，他认为这场灾难的原因在于希特勒战略计划的失误，未能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后及时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为优先夺取的目标。这就是战略家的观点。
任何一个还记得战时敌人对德国城镇实施轰炸的人可能会问：德国空军怎么样？他会惊讶地发现，德国空军没能成功地阻止苏军部队通过莫斯科交通网被调至前线，没能阻碍西伯利亚师的到达，也没能瘫痪莫斯科这个紧邻战线后方的集结地。这些情况都未发生。德国空军对莫斯科最后一次空袭是在10月24—25日的夜间，动用了八架飞机。在那之后，12月间只进行过骚扰性空袭。因此，对苏军防御中枢加以打击的决定性阶段，苏军实施抵抗的主要动力并未受到来自空中的骚扰。这是为什么呢？
去过莫斯科的每一个德军飞行员都知道答案。苏军在这座城市的四周建立起极为强大的防空体系。森林里布满高射炮连。另外，东线的德国空军在持续不断的作战中遭到严重消耗，丝毫不亚于陆军部队，他们不得不将天空让给苏联空军，后者在莫斯科上空的数量比德国空军多两倍。此外，苏联空军在前线附近拥有许多设施完善的机场，配备有加热的机棚，这使他们的编队能够迅速、反复起飞，而无论天气如何。相比之下，德军飞机靠的是原始的简易机场，距离前线很远，这就使他们只能在气候条件良好时行动。因此，莫斯科幸免于德军的空袭。
的确，朱可夫元帅并不认为德军空中力量的减弱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对苏军军官的一次讲话中说：“德国人在莫斯科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能确保足够的、规格合适的火车，以便将物资和预备队不受冰雪和泥泞妨碍，大量运送至前线。莫斯科地区拥有全苏联最好、最全面的铁路网。”
这番话当然有些道理。但决定性因素是，斯大林在作战部队和军事工业两个方面都赢得了人力资源上的胜利。
人力资源之争已成为战争中最严重的问题。德国一方无可弥补的损失造成了作战部队的短缺，从而决定了莫斯科战役。这个问题迄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近期公开的陆军元帅凯特尔（前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文件和信件披露出一些有趣的事实。
凯特尔写道：
我不得不强迫施佩尔——新任的军备部长——接受一项方案，使我能再次召集25万人免于军工生产而进入现役部队。人力资源之争从这一刻开始，再也未曾停息。
德国国防军——也就是凯特尔——输掉了这场争夺战。没有很好的理由，但却免服兵役的人数估计已达到50万人。凯特尔写道：
这些人对东线部队意味着什么？计算起来很简单。150个师，每个师3000人，他们意味着能让每个师的战斗力加强到编制力量的一半。可相反，严重耗损的部队由马夫、蹄铁匠或类似的人补充，而他们的工作则由苏军战俘里的志愿者顶替。
凯特尔引用了两个数字来说明这一问题：
单独统计地面部队的损失，在不包括重大战役的正常情况下，平均每个月15至16万人。而得到的补充只有9至10万人。因此，前线部队的兵力总数每个月下降6至7万人。很容易计算出德军兵力何时会被消耗殆尽。
苏军又如何看待“莫斯科奇迹”呢？在所有的军事评论中，他们的回答都很简单：我们胜利是因为我们必将胜利。我们更好，我们更强，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比其他体制更优秀、更强大。萨姆索诺夫就是这样明确表达的：“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中拖垮了‘中央’集团军群，阻止了他们向首都莫斯科的推进。”
那么，他们如何解释德军通过一连串的胜利直抵莫斯科门前呢？他们又如何解释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预计首都即将失陷这一事实呢？苏联工农红军不可战胜论的薄弱点一直留存到今天——在某些时候，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没对这支军队抱以太大的希望。尼基塔·赫鲁晓夫曾试图消除这种矛盾之处，他为战争最初六个月中苏军的失败做出解释，这个解释早就被苏联军官团在私下里偷偷提出，但此前一直缺乏官方权威性。195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第22届党代会
上公布了这一解释。他宣布：完全是因为斯大林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运动消灭了苏联红军中最出色的指挥员，完全是因为他处决或监禁了据称是反党的指挥员，几乎使苏联红军彻底丧失了他们的指挥官，并陷入混乱的状况，这才使德军在1941年时顺利地冲到莫斯科门前。
这是个惊人的说法。在被严肃批评由于他的轻信而使希特勒得到了突然袭击的优势后，斯大林现在又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而遭到指责。这个说法的历史性证据可信度如何？
有可靠的证据表明，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运动，斯大林处决了红军中20000至35000名现役军官，这一点千真万确。因此，赫鲁晓夫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杀掉了他的元帅、将军和军官，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军队丧失军事效能而感到惊讶。除掉一名总参军官就像砍倒一棵树：总参谋部培养出一名少校平均要耗费8～10年，他能组织起一个师的补给或指导其作战。可斯大林却把至少一半的总参军官加以处决或监禁。
可这位红色独裁者为什么要杀掉近一半的军官团成员呢？他为什么要派他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心腹，通过脖子后的一颗子弹清洗掉90%的将军和80%的上校呢？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长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员，都死于身穿绿色军装的NKVD行刑队手下，这又是为何？
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答案：成千上万名被指控为叛国和对党抱有敌意而遭到处决的军官都是无辜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党的敌人，没有一个试图颠覆政权，也没有一个是拿德国人薪水的间谍，完全不是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不——这完全是希特勒导演的一切。通过他的情报机构，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了假证据——关于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著名军事领导人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证据。另外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与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的证据。赫鲁晓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带着深深的悲痛在这里提及许多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无辜的，但却丢了性命。尤为突出的是，军队领导人也成为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例如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叶戈罗夫、艾德曼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军队里的人——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他们是著名的军队领导人。后来遭到迫害的是布柳赫尔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军方领导。外国记者曾发表过一份颇为有趣的报道，大意是希特勒在准备对我们的国家发动进攻时，让他的情报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假文件，这份文件显示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德军总参谋部的间谍。这份所谓的‘秘密文件’落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显然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他把它交给了斯大林。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同志被逮捕，随后遭到处决。红军中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被杀害。”
到目前为止，尽管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可以获得所有的档案和记录，但他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说法，而是提到了外国的新闻报道。无疑，他有着很好的理由，以免泄露太多秘密。当然，尽管具有奇妙的含义，但他的说法并不新鲜。
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四处传播已有十余年时间。1948年去世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都提供了证据，并将其记录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另外还包括希姆莱秘密情报机构的两名领导，威廉·霍特尔（化名瓦尔特·哈根）和瓦尔特·舍伦贝格。这些证据，连同追溯至1936和1937年间德国和捷克外交官可靠的报告，加起来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一次阴险的权术闹剧。或许，这出闹剧并不像赫鲁晓夫现在所说的那么简单，也许是贝奈斯、丘吉尔以及希姆莱的副手共同导演的。
当然，这些黑暗的线索值得跟进。毕竟，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是现代史上最重要、后果最致命的丑闻之一。许多相关人员和背景可以追溯至苏联建国的第一年以及1923—1933年间魏玛国防军与苏联红军秘密合作时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只是在最后一幕才出现。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将先阐述这最后一幕——它开始于1936年12月中旬。
巴黎，1936年12月16日：前白俄将军斯科布林——他既为斯大林的情报机构工作，也为希姆莱服务——传递了两份情报给德国情报机构的代表。第一条：苏联陆军高层正在策划搞掉斯大林的政变。这一阴谋的领导者是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第二条：图哈切夫斯基和他最亲密的同僚正与德军统帅部和德国情报机构的为首官员进行接触。
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毕竟，这个被称作密谋推翻斯大林的人是斯大林的国防副人民委员，也是前任总参谋长，是苏联最能干、最杰出的军事人物。时年43岁的这位元帅，代表着日益强大的苏联红军。他出身贵族家庭，是一名前近卫军军官。沙皇的亚历山大军官学院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总参军官。
从德国战俘营逃脱后，他加入了列宁的部队。1920年，他击败了白俄反革命军队的重要领导者——邓尼金将军。从那时起，他就成了著名的内战将领，被誉为赤色革命的救星。
海德里希是个冷酷的人，但却有着对大阴谋敏锐的感觉，他立即意识到来自巴黎的这一情报的利用价值。
如果斯科布林的情报是准确的，苏联可能会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可能会由一个极其能干的组织者和战略家统治，一个红色波拿巴，俄国的拿破仑。这会对希特勒的德国有利吗？
海德里希的回答是：不！可以设想，他的观点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当然，毫无疑问，他曾与希特勒商讨过这件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希特勒也不愿看见一个强大的苏联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会比将情报转给斯大林，从而使图哈切夫斯基这位红军中最具才华的将领及其同僚被送上断头台更加自然的呢？
但海德里希的一名属下——扬克——反对这样做。他认为，斯科布林同时也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劳，因此，克里姆林宫策划了整个故事并将其透露给巴黎的这位白俄将军，这并非没有可能。那么，苏军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想让希特勒对自己的将领们产生怀疑。也许是为了将希特勒的情报机构诱入陷阱，进而使德国的领导者做出错误决策。谁知道呢。
海德里希将扬克软禁起来，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图哈切夫斯基将被交给刽子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海德里希使用了一些秘密情报举措，证明了他在玩弄阴谋方面的天赋。
带着冷酷的微笑，他对他的朋友，党卫队旗队长赫尔曼·贝伦斯说道：“就算斯大林只是想用斯科布林的假情报来愚弄德国领导人，我也将为克里姆林宫的那个老家伙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谎言是最纯粹的真理。”
他命令一个由专业窃贼组成的秘密小组潜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机密档案库，窃取图哈切夫斯基的文件。这其中包括所谓的“R秘密支队”文件，这是个伪装的魏玛国防军机构，1923—1933年间隶属于官方指定的GEFU（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gewerblicher Unternehmungen），意思是“商业促进协会”。这个机构被纳入总装备部辖下，其任务是在苏联制造凡尔赛条约禁止魏玛国防军拥有的各种武器和战争物资。文件中包括德国军官与苏联军事部门代表之间多次会谈的记录，当然，其中也包括图哈切夫斯基，1925—1931年间，他是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海德里希篡改了GEFU的文件，他通过狡猾的添加延续了通信联系，他还加入了一些新的信件和笔记，最后便出现了一份完美的文件，带有可靠的公文和印章，这份文件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将领在法庭上被控叛国罪。
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地下室里，海德里希带着嘉许视察了他那些专家的工作。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现在轮到第二步了：如何将这些文件交到斯大林手里？
伪造一份文件，使它看起来令人信服，对任何一个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士来说并非难事。但要把这些文件投递到一个恰当的地址，又不至于引起怀疑，这倒是个难题。而当最终收件人是斯大林时，这个问题就变得难上加难了。但海德里希克服了这个难题。
1936年间，德国外交部一直与捷克斯洛伐克派驻柏林的公使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抛出问题来试探捷克斯洛伐克对德法战争的态度。
这就是海德里希的攻击点。贝奈斯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派驻柏林的公使马斯特尼，给布拉格发去一份充满了惊奇的电报，大意是他在德国外交部的对话者突然表现出对谈话主题缺乏兴趣。根据某种暗示，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德国人正在跟苏联红军中的反斯大林集团进行接触。柏林显然期待莫斯科的政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使欧洲的平衡变得对纳粹德国有利。贝奈斯总统对失去苏联支持自己对抗德国的前景感到震惊。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危险的民族问题，以及不安分的苏台德区德国人，它的存在主要归因于苏联和德国的对立。苏联军事独裁政权与德国法西斯之间的和解，甚至可能结盟，会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严重的威胁。贝奈斯的共和国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消除该条约的后果是希特勒公开宣称的目标。如果有苏联撑腰，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会太难。
于是，贝奈斯总统立即召见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并向他递交马斯特尼的报告，这是很自然的事。将领们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希特勒参与其中，德军将领也卷入了。
苏联大使仔细听着，然后匆匆返回大使馆，拿了他的行李箱，随即搭机飞赴莫斯科。海德里希的邮件终于被递交给它的收件人。
但海德里希是个谨慎的人。他并未将自己的行动局限于那位布拉格邮差，而是按照“一件值得做的事就应该做好”这一合理性原则行事。因此，他在巴黎也采取了行动，以支持他在布拉格的行动。
贝奈斯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进行会晤的两三天后，在巴黎的一间外交接待大厅里，爱德华·达拉第——他曾数次出任法国总理，当时负责国防部——亲切地挽起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的胳膊，带着他来到窗边的一个壁龛旁。四下扫视一圈，确定没有不受欢迎的旁听者后，达拉第焦急地告诉波将金，法国很担心。有消息说莫斯科政权可能有变。据说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安排了会晤。法国总统先生能对此放心吗？波将金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对此不置可否。10分钟后，他离开会客厅，驱车返回大使馆，立即给莫斯科发去一份密码电报，通报了达拉第的谈话内容。
海德里希是如何将这个情报交到达拉第的手中，今天已无法确实。可能是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总参二局的某个人士。
经过这番准备工作后，海德里希的第二幕上演了。他委派他的特别代表，党卫队旗队长贝伦斯，赶赴布拉格，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私人代表进行了接触，并提请后者注意，他手上有对图哈切夫斯基不利的文件证据。贝奈斯获悉后，立即将消息传递给斯大林。不久后，贝奈斯的代表建议海德里希的代表，应该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一位名叫伊斯拉伊罗维奇的成员进行接触。伊斯拉伊罗维奇是NKVD派驻柏林大使馆的代表。
海德里希的人会晤了这位NKVD的代表，并从伪造的文件中取出两份真实的信件交给对方。伊斯拉伊罗维奇装作冷漠的样子接了过来。他询问这些情报的价格。贝伦斯耸了耸肩。伊斯拉伊罗维奇提出一周内再度会晤，届时他将带上一位获得授权的人士。
双方的会晤再度举行。苏联方面得到授权的人是秘密情报机构头子叶若夫的一位代表。他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价格。为防止俄国人产生怀疑，海德里希报了个令人瞠目的价格：300万金卢布。“但你可以让对方还价。”他指示自己的部下。
对方没有还价，他只是向贝伦斯点了点头，以最讲求实际的方式，接受了这个秘密情报史中最为高昂的报价。
历史上没有一份军事行动计划，没有一个叛国罪，也没有一个叛徒获得过这么高的价格。这份交易在一天内敲定。叶若夫的代表带着海德里希的文件返回莫斯科。时间是1937年5月中旬。
三周后，1937年6月11日，苏联塔斯社发布的新闻震惊了世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七名重要军队将领被军事法庭主席乌尔里希主持的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这一判决已被立即执行。
“被告被指控，”新闻中解释道：“违背了他们作为军人的职责，破坏了他们的效忠宣誓，并为外国的利益对苏联犯下了叛国罪。”一份官方通告还补充了以下细节：
调查中证实，被告及最近自杀身亡的国防副人民委员加尔马尼克，组织了一个反政府活动，并一直与推行反苏政策的某外国军界进行接触，支持该国的被告们从事了军事间谍活动。他们的活动是想让红军在国家遭受攻击时吃败仗。被告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所有被告对此供认不讳。
塔斯社还公布了伏罗希洛夫下达的一道将在所有军区的部队中传播的训令。训令中指出，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谴责。这道训令写道：
卖国贼们的最终目的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颠覆苏维埃政权。他们不遗余力地企图推翻工农政府，并已准备暗杀党和政府领导人。他们盼望从某外国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帮助，作为回报，他们准备拱手让出乌克兰。这一阴谋的主要策划者直接与某法西斯国家的总参谋部联系。
图哈切夫斯基的死刑和伏罗希洛夫的日训令释放了一场针对那些毫无保障的人的大雪崩。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士兵，每一个受了委屈的下属，现在都可以告发他不喜欢的任何一个上级为嫌疑犯，以此来作为报复。在这场政治清洗的狂欢中，没有无罪开释。每一个受到指控的人还连累了他的同僚、朋友和熟人——所有人都惨遭噩运。从最初的数百人，到后来的数千人，再到最终的数万人，被逮捕的红军军官经历了NKVD地窖的可怕旅程，不是脖子后挨上一颗子弹，就是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一年中，红军军官团的人数已减少了50%，军衔较高的军官几乎被彻底清洗。
这些事实似乎最终证明，通过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狡猾的阴谋手段，在对苏联发动进攻的三年前，希特勒摧毁了红军的整个指挥系统——换言之，他的胜利在NKVD的地窖以及卢比扬卡监狱的行刑室里便已决定。这个荒诞的说法经得起彻底的检验吗？30000～40000名工农红军的军官真的是死于情报机构见不得人的政治欺诈吗？
表面迹象强烈支持这一结论——但表象是肤浅的。海德里希并非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只是个配合者。他伪造的文件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朋友们被审判和定罪的原因，而只是斯大林的借口罢了。苏联军官团之花被消灭，这出悲剧的根源非常深，源自两个强大的对手所展开的无情的权力斗争。唯一能推翻斯大林的力量所遭遇到的野蛮结局，标志着格鲁吉亚专制者对俄国“波拿巴”图哈切夫斯基的决定性胜利，尽管后者的手并未伸向最高权力，但他已准备接替这位疯狂的独裁者，而且还得到了军队力量的支持，准备结束斯大林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对军官团的屠杀是这一戏剧性过程的结果，并非纯粹的卑劣手段。
正因为如此，这起事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苏关系悲剧性的高潮而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是现代历史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巴巴罗萨行动——的因素之一。这起事件开始于希特勒发动战争之前很久，它的结束却真的带来了战争。要对苏德战争这场悲剧有个正确的认识，就需要了解先前的章节。
1925年4月，自由港什切青（Stettin）发生了一起奇怪的事件。一名新调至什切青的海关官员——他还活着，所以我们就叫他路德维希，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进行每晚的例行检查时，发现几个人正试图从一号仓库搬出个大箱子。受到盘问后，几个人丢下箱子，逃入到黑暗中。路德维希发出警报，另一名海关官员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似乎急于消除整个事件。路德维希起了疑心，他举起手电筒照向那个箱子。箱子上用大大的黑色字体喷写着“机械配件”，上方是德文，下端是俄文。贴在箱子上的标签表明，收件人是柏林的GEFU，发件人是俄国利佩茨克（Lipetsk）的GEFU。路德维希正想检查这个神秘的箱子，他的同事突然问道：“路德维希，您当过兵吗？”
路德维希对此感到惊讶，“当然当过。”
对方点了点头：“那么您服过现役吗？”
“要不要给您看看我的铁十字勋章？”路德维希气愤地回敬道：“或者，给您看看我在自由军团的服役证？”
对方笑了起来，试着安抚路德维希：“不，不用，路德维希，但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是装着尸体的一具铁棺材，他是魏玛国防军的一名空军军官。”
路德维希惊恐地退后一步：“您说什么？一个死人？一名空军军官？可箱子上写的是机械配件，而且是从俄国发来的。”
“没错！”对方点点头。然后他们俩在自由港什切青的一号仓库外谈了半个多小时。
路德维希对自己听到的一切感到满意，他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他那位同事轻轻吹了声口哨，仓库的阴影处出现了四个人的身影。
“没事了，”这名海关官员低声说道，“一个新人，还不知道内情。但我们现在得抓紧了，先生们，已经耽误了时间。”他们把箱子搬上一辆推车，推着它向码头走去。码头边拴着一艘小船。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箱子装上船，自己也跳了上去。互相敬礼后，他们划着船悄然离开，朝奥得河河岸而去。
如果这位海关官员路德维希在政治上是左派而非右派的话，这起事件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丑闻，并引起世界性震动。什切青港口所发生的这起事件——从俄国利佩茨克发来的这个箱子里装着一具尸体，却声称是机械配件——将揭开魏玛共和国隐藏在沉默的帷幕后最为惊人的章节之一：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的秘密合作。这种合作构成了图哈切夫斯基遭受审判的背景。它标志着苏德联盟一个戏剧性的时期，这个联盟的支持者和代表人物被斯大林所杀，但今天已被赫鲁晓夫平反。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输家，但俄国也是，德国的这个前对手并未站在战胜国一方。这个国家冷淡地站在一旁，与德国一样，被孤立于其他国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激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结盟。他们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达到这一目的。该手段失败后又试图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苏联承认沙俄帝国应承担的债务。但列宁政府予以抵制，苏维埃共和国拒绝支付沙俄帝国亏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债务。
德国同样抵制支付赔款，尤其反对西方政治家要求德国向西方列强支付沙俄旧债的建议。出于对西方列强胜利的共同抵制，战败国与一贫如洗的穷国走到了一起，这一点符合逻辑。双方的合作开始于经济领域。第一个合作成果是“拉帕洛”条约——1922年复活节，德国与苏联的谈判代表在意大利海滨度假胜地拉帕洛签署。“拉帕洛”条约解决了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两个国家放弃了彼此关于战争费用和战争破坏的赔偿要求，决定恢复外交关系，视对方为平等的伙伴，并在贸易问题上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拉帕洛”条约里没有秘密军事条款，尽管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偶尔能听到。这种误解源自这样一个事实：符合共同经济利益的协议很快便引来进一步的协议。这样的发展完全符合逻辑。
“拉帕洛”协议结束了德国和苏联在外交及经济上的孤立。为何不把这个协议的精神和条款延伸至凡尔赛条约肢解德国军队的禁令和限制领域中呢？例如，魏玛国防军被禁止拥有任何坦克或反坦克炮、任何重型自行火炮、任何飞机以及任何化学战的手段。在这种限制下，魏玛国防军不可能建设成一支现代化军队。尤为重要的是，凡尔赛条约严格禁止德国拥有任何装甲战车，装甲战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引入后，被普遍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实际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战胜国才坚持凡尔赛条约的第171款：德国既不允许生产制造装甲战车，也不允许“进口装甲车、坦克或任何类似结构物以用于军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怎么做？除非能避开这些禁令，否则，魏玛国防军所付出的每一个马克都是在白白地浪费钱。
卡尔·拉狄克，这位列宁老近卫军中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促成了苏联与魏玛国防军首脑冯·泽克特大将的首次接触，从而帮助德国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桎梏。
拉狄克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真正的民众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列宁流亡瑞士期间的伙伴之一，也是“凡尔赛的胜利者，这一共同的敌人”必须由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联盟予以击败这个理念的狂热拥护者。他并不认为这样一个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将德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实际上，他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正是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当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他是一支不合法的德国自由军团中的少尉——从事地下抵抗以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结果被法国人判处死刑，并在1923年5月遭到枪决时，拉狄克对他的破坏行动给予了赞扬，并于1923年6月20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题目为：莱奥·施拉格特，步入虚无的旅行者。
卡尔·拉狄克协助诞生了苏联红军与魏玛国防军之间的军事同盟，他也成为这一同盟的掘墓人。
让自己年轻的军队从德国军官的经验中获益，并在德国的帮助下重建他们完全荒废的军火工业，苏联对此很感兴趣。反过来，魏玛国防军也需要那些禁止在德国生产的武器；另外，他们还需要训练场地，以便让士兵们学会使用这些被禁止的武器装备。在这个基础上，魏玛国防军与红军总参谋部缔结了一些秘密协议。德方将这些活动委托给“R秘密支队”——R代表的是俄国——这是德军指挥部的一个绝密部门。其执行机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组织，公司的名字是GEFU——商业促进协会。
这个伪装的公司在柏林和莫斯科各设一个办公室。公司的经费来自魏玛国防军的秘密资金。它与苏联当局签订合同，在苏联的各个地区开设子公司，并建立起德国—苏联生产单位，以便秘密重整军备。生产项目并不仅仅局限在航空炸弹、坦克、飞机以及化学战武器上，甚至还包括潜艇，总之是在凡尔赛条约下德国被禁止制造或使用的一切。
杰弗里·贝利，这位在幕后为苏联红军工作的美国专家，在他的《同谋者》一书中写道：
1924年前，容克公司在莫斯科郊外的菲利区已经一年能生产数百架全金属飞机。很快，列宁格勒、图拉和兹拉托乌斯特（Zlatoust）那些重建并实现了现代化的老旧军工厂已经每年能生产30多万发炮弹。毒气也被托洛茨基（现在被称为赤卫军城）的贝索尔公司制造出来，潜艇和铁甲舰则在列宁格勒和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制造并下水。1926年，超过1.5亿马克——魏玛国防军近三分之一的年度预算——被用于购买苏联制造的武器和弹药。
在苏联，控制这些生产活动的指导机构是一个代号为ZMO的秘密组织，ZMO是Zentrale Moskau的缩写，也就是“莫斯科中央办公室”。ZMO是德国军方设在苏联的“外交部”，办公室代表是冯·利特-汤姆森和奥斯卡·冯·尼德迈尔教授，后者也被称作诺依曼，与红军及苏联政府高级官员所有的谈判都由他们代办。ZMO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ZMO就是魏玛共和国在苏联运作的影子政府，但该机构的代表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招人耳目。
当然，生产被禁止的战争物资只是这种合作的一个侧面。由于将这些武器进口到德国也是被禁止的，而且，武器一旦进入德国，就不可能保守秘密，所以，在德国境外建立训练中心以学习这些武器的使用就变得同样重要了。于是，苏联成了魏玛国防军的训练场。
1922—1930年间，以下设施被修建起来或被德国军队长期使用：莫斯科东南方250英里，利佩茨克附近的维乌帕尔（Vivupal），德国人搞了个飞行中心；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拉托夫（Saratov）开设了一个化学战学校，并于1927年投入使用；在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Kazan），一个坦克学校及其训练场于1930年启用。
作为回报，那些将被培养成红军参谋人员的军官——前沙皇军队的士官、内战中立功的战士以及获得勋章的政治委员——与德军总参谋部培训生并排坐在德国军事院校的教室里，听取关于毛奇、克劳塞维茨以及鲁登道夫的战争艺术课程。
利佩茨克温泉附近宽敞的军用机场坐落在俯瞰着镇子的高地上。自1924年来，这里已发展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空军基地。苏联空军某大队的第4中队驻扎于此——但这个中队说的是德语。只有联络官和机场警卫是俄国人。当然，机库外几架老式的苏制侦察机上涂有显眼的苏联空军标记，这是俄国人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德国人的。
利佩茨克机场被列入魏玛国防军的预算，每年200万马克。最初用于训练德国飞行员的100架飞机是从荷兰的福克公司购入。驻扎在利佩茨克的德国飞行员约有200～300名。德国的第一款战斗轰炸机在这里进行了测试。在逼真的演练中，模拟实战的状况下，“利佩茨克的战士”练习了低空轰炸技术，从而为日后更加可怕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打下了基础。
1933年德国空军正式组建时，为批量生产而开发的最初型号的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全被部署至利佩茨克机场，并接受测试。最初120名训练成绩斐然的飞行员——德国战斗机部队的核心力量——都来自利佩茨克；最初的100名观察员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利佩茨克，希特勒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还需要10年。利佩茨克所冒的风险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尽管西方列强以及抱有和平主义思想的德国左翼分子以不信任的目光搜寻着德国违反重整军备禁令的蛛丝马迹，但在远离德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世外桃源，利佩茨克战斗机中队呼啸着掠过顿河，对练习目标投下教练弹，测试新的轰炸瞄准器，在低空尖啸着飞过苏联中部的村庄，一直飞到莫斯科边缘，并作为空中炮兵观测员，与苏军地面部队协同，在沃罗涅日的陆军训练场进行大规模演习。与利佩茨克的军事成就不相上下的是组织协调工作。所有的一切，小到一颗钉子，都必须由德国提供。俄国人只提供土地和石头，其他什么也没有。
必要的物资和材料从什切青自由港运至列宁格勒。尤其是那些秘密或危险的设备及货物，无法轻易被伪装，就不能在什切青装载。他们只能把这些物品运上小型机帆船，由军官操作，秘密地横渡波罗的海。当然，不时会出现整船货物损失的情况。反方向的运输物品包括装有利佩茨克坠机事故丧生的飞行员的尸体的棺木：这些棺材被装在箱子里，对外宣称是机械配件，并被运至什切青。参与魏玛国防军这一行动的海关官员们帮着将这些物品偷运出港口。
所有赶赴俄国接受培训的军官，首先会被解除现役，然后在军队名单上被正式除名。当然，他们得到承诺，等他们回来后会得到复职，但这其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保障。当然，在法庭上要求确保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别是一旦发生伪装暴露的情况。这就是赶赴俄国接受训练的每一个军官必须要承担的个人风险。
利佩茨克对德国空军意味着什么，喀山就对装甲兵意味着什么。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为古德里安、霍普纳、霍特和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直到希特勒上台为止，为何没有一个苏联和德国将领考虑过苏德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别说为这种意外制订相应计划的主要原因之一。魏玛国防军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冯·泽克特大将，急于消除凡尔赛条约的影响而与苏联结下盟约。对德国来说，她想在西部消除战败的后果，重新恢复德国的西部边界，她更想的是通过粉碎波兰而重建东部的旧有疆界。
1922年夏季，新派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反对德国单方面采取亲苏政策，并对与红军的军事结盟提出警告，冯·泽克特在9月11日的备忘录中答复他：
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它不符合德国的切身需求。波兰必须消亡，通过其自身的内部弱点，通过俄国——在我们的帮助下，它将消亡。俄国人甚至比我们更无法容忍波兰；没有一个俄国政府愿意让波兰存在。随着波兰的消亡，作为凡尔赛条约最有力的支柱之一，法国的霸权也将倒下。
苏联又如何？与普鲁士的将军们结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红军为“最后一战”而加强、发展和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另外，他们对不惜代价阻止德国与西方列强结盟也深感兴趣，因为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德国军队加入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武装干预将是个致命的危险。最后一点，德国右翼势力的目标——摧毁波兰——同样是莫斯科的目标。因此，魏玛国防军的反西方态度符合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的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是，它符合德国军方领导在苏联一方的军事合作伙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观点，他正日益成为苏联红军的化身。
图哈切夫斯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英雄加军事天才，就像1936年前的整整十年里所声称的那样？或者是个叛徒，德国军队的间谍，一条“癞皮狗”——就像斯大林下令将他枪决后对他的称呼？也许，他是个反斯大林主义的爱国者，是那个邪恶的老家伙最早、最不幸的受害者，就像赫鲁晓夫今天所主张的那样？这些面貌，哪一幅才是真实的？
1941年12月5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的故居，古德里安大将在他这座积雪覆盖的指挥部里给第2装甲集团军下达停止进攻莫斯科的命令时，第2集团军麾下，与古德里安右翼相连的第45步兵师，正在奋力夺取叶列茨（Yelets）。这个小镇并不太重要，但它却伫立在从莫斯科经图拉通往顿河地区的公路与从奥廖尔经利佩茨克至斯大林格勒这条东西向铁路线的交叉处。利佩茨克——前魏玛国防军的秘密训练基地，1933年前，德国空军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学会了他们的技艺——就在40英里外。
第45步兵师辖下久经沙场的几个团——本书第一章介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战时曾提到过——冒着严寒杀入叶列茨，随即展开激烈的巷战，并将俄国人逐出镇子。因此，该师距离顿河上游15英里——距离其出发地已达1300英里。行军加战斗，1300英里，花了五个月零两周的时间。
对叶列茨发起进攻的两天前，第135步兵团的监听部门成功地接入苏军的电话线路，窃听到苏军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对话。这些谈话中多次提及镇子西郊的一支部队——“哈巴罗夫斯克的一群人”。第135步兵团团部人员起初以为这是个代号，后来通过俘虏的交代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支机密部队的一部，早已被解散。这支部队中的军官，绰号就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群人”：他们是远东集团军中的特别军，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久已被遗忘的军事政策的基石。
该军的历史是图哈切夫斯基之谜的关键。它开始于1932年夏季。当时，德国有600万失业人口。而苏联则处于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中。斯大林强制实施农业集体化，大批富农被没收、驱逐，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彻底崩溃。数百万苏联公民被饿死。国际危机又使得国内灾难雪上加霜。
亚洲，1931年，日本人已从他们贫穷而又人口过密的岛国蹿至中国大陆，以便为他们的制造业征服一个市场，并为他们的工业寻求原材料。1932年，他们占领了土壤肥沃、矿藏丰富的满洲，并将这片与东西伯利亚接壤的土地变成日本的傀儡——满洲国。通过这种方式，东京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一既成事实，为了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他们不惜动用武力。
对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而言，这是个严重的威胁。沿着远东边界发生一场苏日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此刻，适逢斯大林的帝国面临着大饥荒。
这时，在莫斯科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加马尔尼克将军萌生了一个想法，并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帮助下将其付诸实施。他成立了远东“特别军”，也被称作“特别农垦军”，很快，这些队伍中的军官便称自己为“哈巴罗夫斯克的一群人”，哈巴罗夫斯克与满洲边界接壤。
加马尔尼克和图哈切夫斯基的主意简单而又巧妙：农垦军的成员既是士兵，同时也是农民——可以说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事，他们可以沿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为远东集团军提供食物和饲料。这是解决补给供应这个重要问题的唯一办法。远东集团军总司令是专横的布柳赫尔元帅，他禁止在西伯利亚没收富农财产，也不许实施农业集体化，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士兵们的士气，这些士兵中的90%来自农民家庭。因此，为远东集团军确保一个可靠的农产品供应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马尔尼克的主意——设立屯兵地，完成正常服役后的士兵们将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加入其中。他们形成了大型农业社区，但同时也保留下他们的军事组织，他们留着各自的武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许多俄国中部的农场工人和农民的儿子都自愿加入这种“特别农垦军”。在这里，他们能得到自己的房子，供他们私人使用的一大块土地，连同一头牛和一些鸡，他们还获得了十年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权的优待。
到1936年前，特别农垦军的现役名单上有60000人，另有50000人定居在军垦农场上。这支堪作战斗之用的队伍总计有十个师，以其自身的结构，几乎独立于红军指挥系统外，而且远离政权核心莫斯科——对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将领来说，这是个理想的工具。加马尔尼克显然就是这样的将领。但他的朋友图哈切夫斯基更是如此。图哈切夫斯基也是副国防委员，而且，从大饥荒和对农民的清算运动开始起，他一直是斯大林顽强的对手，也是个积极反对那位独裁者的将领集团的领导者。他等待着推翻这位暴君的时机。“特别农垦军”非常适合于他的计划，并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与军队和党内亲斯大林的力量发生武装冲突时，偏远的西伯利亚特别军将控制一个叛乱的堡垒，必要的话，也是一个安全的后撤区。
根据这些事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暴露出与斯大林主义宣传者及肤浅的西方传记作者勾勒出的画面所不同的面貌。任何人看待此人，只会把他视为一个“堕落的天使”——作为一名沙皇近卫军军官，他信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法国伯爵和意大利公爵的血脉流淌在他的血管中——而对苏联历史中这一迷人而又多少有些出众的人物的正确理解视而不见。
他是斯大林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他独自一人便能推翻并取代这位暴君，从而将苏联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带入不同的方向。图哈切夫斯基的一生表明，他是个杰出的人物。他出生于1893年，1915年8月，作为一名少尉的他在华沙战役中被俘——几乎整整五年后，他在这座城市再次尝到了败绩。他被关至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附近的9号战俘营。1917年，他逃离战俘营，设法回到圣彼得堡。当他到达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时，这里已不再是俄国的首都。沙皇被废黜，战争结束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正与反对革命的白军激战。
图哈切夫斯基——前近卫军军官，五六个西欧贵族家庭的亲属——没有加入白军，而是参加了红军。这是为何？曾有人说，这纯属偶然。也有人将他这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归咎于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经验。还有人认为，他的决定纯属机会主义。这些解释都不正确。图哈切夫斯基投奔红军是出于他的信念和野心。
革命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仅仅是因为它对现有秩序的无情挑战，这与其鲁莽地拒绝西方传统、基督教教义以及欧洲精神相一致。图哈切夫斯基的梦想是在东方，而不是西方。他曾在战俘营里见过西方世界。对他来说，西方就是沙皇及其腐败堕落的制度。西方和沙皇制，为之奋战的是白军，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党。对他来说，新思想和新权力的未来在东方。
另外，在一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看来，加入红军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对他来说，军队意味着一切。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需要专业的士兵、军官和参谋人员来统御他那些乌合之众。因此，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总参军官。1918年5月，25岁的他出任第1集团军司令员。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赶回伏尔加河。1919年，他在乌拉尔地区率领第5集团军。俄罗斯帝国广袤的土地，红军控制的仅占六分之一。对列宁来说，情况看起来不太妙。但图哈切夫斯基在喀山击败了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白军，并一直追赶至乌拉尔山区。1920年，他又把邓尼金的南方集团军赶入了黑海。
当时，年轻的苏联正面临着最大的军事威胁。趁苏联虚弱之机，波兰人侵入乌克兰，占领基辅，控制了这个正在挨饿的国家的产粮区。图哈切夫斯基再次担任起救星，他以出色的行动击败了波兰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后撤。图哈切夫斯基紧追不放，向着华沙冲去。他向西不断推进。华沙会是红色革命胜利席卷欧洲的第一阶段吗？
毕苏斯基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他看来，波兰的命运悲观而又绝望。但直到24年后，苏联红军才真正进入到华沙和欧洲。当时，1920年夏季，波兰和欧洲得以从列宁的旗帜下幸免，主要归功于“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但这一奇迹并非欧洲的成就，而是约瑟夫·斯大林愚蠢和抗命的结果。
图哈切夫斯基已将华沙纳入大炮的射程内。位于莫斯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授予他统辖西线所有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包括西南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辖的骑兵部队由叶戈罗夫和布琼尼指挥。西南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是约瑟夫·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给西南方面军下达了正确的命令——扑向北面，直取卢布林，以便为他旨在夺取华沙的部队提供侧翼掩护。
但约瑟夫·斯大林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想夺取利沃夫。他说服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两位指挥官不理会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向利沃夫，而不是卢布林进军。他们就这样做了。为波兰军队总司令毕苏斯基担任顾问的法国将领魏刚，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波兰军队钻过空隙，攻向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随即又席卷到他的整个侧翼。恐慌爆发了，红军士兵四散奔逃。波兰获得了拯救。
自那时起，图哈切夫斯基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就不难猜测了。尽管他在斯大林这位独裁者的统治下得到了晋升，军衔升至元帅，还担任了总参谋长和国防副人民委员，但这只是他自控能力和斯大林离不开他的军事能力的佐证。
图哈切夫斯基的工作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红军，最重要的是实现机械化，并引入坦克部队。他公开宣称以魏玛国防军首脑冯·泽克特大将为榜样。泽克特是普鲁士将领，而图哈切夫斯基则是一名革命者——难道他们不会势同水火吗？当然，这两人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点。斯大林在军队里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就像是军官团士气上的毒瘤——再加上这位独裁者的经济实验给农民带来的集体化和屠戮，使图哈切夫斯基变成了斯大林的死敌。但他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决定性动机，据推测，是源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图哈切夫斯基越来越相信，德国与苏联之间的联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使命，因此，针对“堕落的西方”的斗争势在必行。
当然，图哈切夫斯基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搞掉斯大林和他目光短浅的官僚机构。为此，他必须为双方的冲突做好武装准备。他的私人武装就是哈巴罗夫斯克农垦军。
自1935年以来，图哈切夫斯基一直在东西伯利亚的中心控制着哈巴罗夫斯克的某个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高级行政官员和军队指挥员，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年轻党员，例如北高加索地区的党领导：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这样的组合非常重要，它证明图哈切夫斯基并不想发起一场反共产主义的运动，而是动员布尔什维克中的进步和爱国人士来反对斯大林的暴政。
1936年春季，图哈切夫斯基作为苏联代表团领导赶赴英国，出席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来回的路上都使他经过柏林。他利用这个机会与德军主要将领进行了会晤。他想确保德国不利用苏联可能发生的任何革命动荡作为向东进军的借口。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斯大林被推翻后，苏德建立同盟的构想。关于这一点，有相应的证据吗？
杰弗里·贝利在《同谋者》一书中，引用了一段已被证实过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话，这番话是他当时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蒂图列斯库说的。图哈切夫斯基说：“把你们国家的命运与老朽而又不中用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联系在一起就错了。我们应该转向新德国。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将在欧洲大陆占据领导地位。”
当时是1936年春天。日期非常重要。九个月后，斯科布林这位OGPU（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巴黎的特务，将红军将领即将发动推翻斯大林的政变的情报传递给党卫队的海德里希。希特勒认为这其中有机可趁，他可以将这位赤色拿破仑交给刽子手，从而砍掉苏联红军的头颅。但实际上，海德里希只不过是被斯大林利用而已。这位独裁者早已决定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证据在这里。1937年1月，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将军，在莫斯科前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开始了对反斯大林的老近卫军成员的政治肃反审判。
被告席上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卡尔·拉狄克，他在1919至1921年间安排了魏玛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的合作。现在，他也将成为结束这一合作的人。1月24日上午的开庭中，在回答维辛斯基提出的问题时，他突然提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这个名字出现得非常随意。维辛斯基稍稍作了些询问。拉狄克说道：“当然，图哈切夫斯基完全不知道我所扮演的犯罪角色。”
一阵冰冷的沉默降临在法庭上。在这片沉寂中，拉狄克又喃喃地说出了图哈切夫斯基一位密友的名字——普特纳将军。“普特纳是我的同谋，”拉狄克坦白道。但普特纳是图哈切夫斯基集团里的外交事务专家，作为武官，他在柏林、伦敦和东京有许多关系。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审讯进行时，他早已被捕。他是在1936年底被逮捕的。
因此，解决图哈切夫斯基的举动自1936年底便已悄然进行。这位元帅和他的朋友们当然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如果普特纳交代了呢？后果想都不敢想。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1937年3月，图哈切夫斯基与斯大林肃反人员之间的角逐变得愈发激烈起来。就像暴风雨即将到来时隆隆的雷声，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图哈切夫斯基也在场——说道：“有间谍和国家敌人潜伏在红军队伍中。”
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为何不采取行动？他为何还在犹豫？答案很简单，参与其中的总参军官和部队指挥员，他们的指挥部往往相隔数千英里，难以做到协调一致，特别是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对付斯大林的政变已被定于1937年5月1日，主要是因为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使大批特遣队可以被调入莫斯科，而不致引起怀疑。
可是，运气或斯大林的狡诈造成了行动的延误。克里姆林宫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率领苏联代表团赶赴伦敦，出席1937年5月12日举行的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图哈切夫斯基放心了，他感到很安全。于是，他把政变推迟了三个星期。这是个致命错误。他没有去伦敦，政变也没有发生。4月25日，有人看见他在莫斯科军官俱乐部出席春季舞会。4月28日，他列席了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有可靠证明的公开露面。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来自谣传和无法证实的二手、三手报告。
关于这位元帅的最后一次官方公告是塔斯社于1937年6月11日发布的，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七名将领已被逮捕、审判和枪决。据报道，加马尔尼克将军自杀身亡，实际上，他是在审讯过程中被殴打致死的。大批关于审讯和处决的故事四下流传。其中最真实的可能是检察长维辛斯基庭审时的版本。布柳赫尔和布琼尼元帅，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作为法官出席了这场审讯。法庭没有召唤证人。维辛斯基不需要证人：他出其不意地提交了来自海德里希伪造的魏玛国防军文件。对斯大林和党来说，这些文件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而且，这些文件使法庭上的高级将领和元帅们对密谋分子根本无法施以援手。将军们坚实的防线被撕开第一道缺口。他们坐在那里审判自己的同志，在其他人眼中，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罪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过多久，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人又站在被告席上面对着新的法官，此刻担任刽子手的人也将面对新的刽子手。事情就这样继续着。
没有证据显示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七名被告同僚是否出席了庭审，其实，当时他们是否还活着也是个未知数。一个可靠的证人，NKVD官员施皮格尔格拉斯，引用当时OGPU（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弗里诺夫斯基的话道破了天机：“整个苏维埃政权处在危急中，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先进行审判，然后再处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先执行枪决，再进行判决。”
图哈切夫斯基，这个为列宁的革命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斯大林的人物，和他的同僚是如何被处决的？这个问题同样无法确定。最有可能的是，在卢比扬卡监狱铺着地砖的地窖里，他被一支八发子弹的自动手枪从背后击毙，然后，和他的同僚一同被扔进了一个集体墓穴。
一天又一天，一周接一周，这样的集体墓穴越来越多。斯大林消灭了总参军官团，处决了那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最要命的是，他破坏了图哈切夫斯基辛苦建立起来的军队体系，现在，掌握军队权力的是政治委员，这样就巩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
两年后，1939—1940年的冬季，苏军经历大清洗的恶果才显现出来。希特勒入侵波兰的三个月后，斯大林举兵对弱小的邻国芬兰兴师问罪。苏联曾要求芬兰割让芬兰湾西南部的汉科半岛，“以保护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芬兰政府拒绝这一要求后，莫斯科便声称，苏联边境的曼尼拉村遭到芬兰人的炮击。
芬兰人猜到了斯大林的意图，他们提议对事件进行联合调查。斯大林的回复是地面、海上和空中的全面进攻。芬兰与苏联之间著名的“冬季战争”开始了。可是，战事的进程并不像斯大林和他的军事顾问所预想的那样。斯大林所构想的是像他的盟友希特勒那样的闪电战模式，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激烈而又代价高昂的战役，苏军耻辱地遭受了败绩，这不仅震惊了全世界，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一场灾难性的影响。
直到今天还能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斯大林故意用他虚弱、装备简陋的部队发起对芬兰的战争，意在欺骗德国。但这只是个童话故事。
俄国人调集了第7、第8、第9和第14集团军，以70万大军对付芬兰15～20万人的军队。尽管如此，他们却被打败了。红军暴露出糟糕的战术、拙劣的战略以及低落得惊人的士气。这一切都是大清洗造成的恶果。
芬兰人不得不以自己兵力大为逊色的部队来对付强大的苏军，只能充分利用战术上的优势。他们采用了“柴堆”战术，也就是口袋阵，这是德军大规模围歼战的先导。行动迅速的芬兰滑雪部队切断苏军部队的交通线，迫使他们进入森林，到了夜间便向他们松散的队伍扑去。他们的行动通常都是悄无声息，用匕首解决问题。苏军损失了一个接一个的师。
当然，芬兰人无法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长期抵挡住这个红色巨人。1940年2月11日，铁木辛哥元帅发起大规模攻势，面对芬兰人12英里的防线，他投入了13个纵深梯次配置的师。12英里的正面战线上，14万苏军蜂拥而上，也就是说，每一码7个人。他们的进攻还得到坦克、大炮和迫击炮的支援。
通过这种办法，斯大林最终获得了胜利，并得到了他想要的基地。但他没敢强加给芬兰一个共产党政权。一名苏军将领声称：“我们很高兴能结束这起战事。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足够埋葬阵亡将士的土地。”
斯大林从芬兰的这场灾难中学到了教训，并试图尽快消除苏军所暴露出的弱点。另一方面，苏联红军的惨败坚定了希特勒的看法：进攻苏联，在军事上将轻松获胜，不会有任何大风险，他将获得对苏联原材料的控制权，从而将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进行到底。从这个意义上说，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起的灾难性进攻，实际上是斯大林处决图哈切夫斯基这一事件迟来的后果。
斯大林对这位军事天才的杀害，将苏联带至灾难边缘。对图哈切夫斯基遗产的回忆，恢复他的军事原则，并凭借着军事领导，最终挽救了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德军战线上隐约感觉到了这一事实。
塔希罗沃的森林，是莫斯科门前纳拉河桥头堡的一片林地，这里遍布着混凝土碉堡。德军第508步兵团第2营在12月初抓获一名有趣的俘虏——苏军步兵第222师师长。一群德军工兵将这位负了伤的师长从掩体中带了出来，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2营营长罗特上尉审问了这位上校。起初，这个俄国人沮丧而又冷漠，但渐渐地，他的态度软化了。他解释说，这是他第五次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罗特问他，是否认为苏联仍能获得胜利。回答是“不”。
这位上校反复请求增援的要求只得到同样的回答：我们没有援兵，你们必须死守至最后一兵一卒。这位上校解释说，莫斯科这一侧，在他这个师身后，除了民兵营，只有几支西伯利亚部队。但罗特上尉不赞同他的说法，到处都有苏军在进行顽强的抵抗，难道不是吗？上校点点头。他说，在过去的几周里，许多新军官加入到部队中——很大一部分已年过中年，都来自西伯利亚劳改营。他们是在清洗图哈切夫斯基期间被逮捕的，但在监狱和劳改营里活了下来。“到前线服役是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一个人的身后有一个劳改营在等着他，那么，死亡对他来说就没什么可怕的，”上校轻声说道，仿佛还在担心被斯大林的OGPU听了去，尽管他现在已经被俘。他又补充道：“另外，他们还想证明自己不是叛徒，而是图哈切夫斯基的爱国军人。”
这份审讯记录送至集团军司令部后，克鲁格的一名参谋人员评论道：“已故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门前接掌了指挥权。”这是一句玩笑，但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