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策要点：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

根据前述的分析方法，抗疫时期整体的政策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即：就业优先、生存为要、民生为本。这几个要点，是前面讨论的疫情分析方法合乎逻辑的展开。我们看到，围绕这些目标，已经推出的政策不计其数，诸如财政方面的减免降税和各种补贴，社会政策的免租金、发救济，货币金融政策的增加贷款、降低利率等，不一而足。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政策都十分重要，接下来的任务是抓紧落实。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纾困救急的措施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最为重要。

切实支持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直接关乎就业，间接地关乎社会稳定，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们看到，自疫情开始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措施推出。但是，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广大中小微企业仍然未获得太多的实惠。这种“好政策不落实”的情况，近年来广泛存在，其中原因，需要认真分析。我们认为，突出的问题有两类。一是制度问题。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小企业问题的学者和官员们都知道，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对它们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还远远不够，首先是因为针对民营经济的“高门槛”“玻璃门”等体制机制障碍长期难以破除，且有加剧之势。二是技术问题。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信用、管理、人才、市场等都十分缺乏。在这些层面上给予中小微企业支持，可能比提供资金更重要。三是资金支持的形式问题。这是因为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对投资的需求更大，而对于贷款的需求则排在其次。因此，在广大企业的生存都遇到问题的当下，我们政策的着眼点却主要置于向它们提供贷款、让它们承担额外的债务负担上，岂非文不对题？所以，笔者以为，中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到了认真改革的时候了，而疫情的蔓延，则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紧迫。

就业优先

在讨论疫情下振兴经济的方略时，大家对“老基建”和“新基建”的兴趣很大。笔者以为，这确实是应对之策的要点。因为在可见的未来，在经济增长的需求面，出口负贡献、国内消费负贡献都将成为长期现象。因此，增加投资，势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无论我们对投资拉动型经济有多少臧否，这个事实在短期内仍难改变。而且，投资拉动与创新驱动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任何创新，无论其技术过程如何千差万别，促使其从技术阶段转向经济过程的第一个环节都是投资。然而，如今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投什么？二是钱如何筹？

投资领域的选择，核心原则是要确定增长优先还是就业（民生）优先。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发展计划都是增长优先，所以，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铁公基”。2008—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走的仍然是这个路子。很长时间以来，主管当局的主导看法是，有增长就有就业，因此，就业目标可以被增长目标覆盖。应当说，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这样处置两者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之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就不能相互覆盖了。普遍的情况是：有就业就一定有增长，反过来，有增长却并不一定有就业。实践的反转，终于将“就业优先”写进了中央文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主导目标。

笔者以为，抗疫期间，更要不折不扣贯彻就业优先原则，重点解决多数企业的生存问题和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此次疫情以冷静的事实告诉我们：原来，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原来，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基本没有财产收入的——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没有就业就可能没有收入，就可能饿肚子，这些人群中，当然也包括广大的城市“月光族”和工薪阶层。面对这种冷酷的事实，开展广义的以“赈灾”为内容的公共工程，无疑应当成为我们安排投资战略的主导性政策取向。

聚焦公共工程

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几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能过剩、国土整治和城市基础设施问题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讲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致力于像欧洲各国那样将自己的国土整治一番，如果我们致力于全面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中国的投资将还会延续几十年。由于国土整治、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实体材料，主要是钢筋水泥等“过剩”产品，因而，如果我们启动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则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很清楚，这里的关键是投融资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是我们资金筹集、转换、配置、运行的狭隘逻辑，阻隔了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均已客观存在的供应和需求，使得它们在现实中难以配对，从而一方面生造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局面；另一方面让我们坐看我国广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国土面貌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境地。现在，到了我们认真解决高强度工业化之后大规模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建设问题的时候了。

在公共工程建设这个总方向下，有四个领域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基建，特别是“新基建”，应当成为投资的重点。这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关乎中国发展的科技含量，一点松懈不得。二是环绕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进行国土整治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这里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的城市化理念，以城乡一体化为发展目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在城市里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型城市里，以公共卫生和防疫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发展中大量的不足和短板。例如我们才知道：新加坡人口不足600万，却有889间发热门诊。这种布局，使得它面对疫情，能够“佛性”地应付裕如。相比而言，上海市2000多万人，疫情前却只有117间发热门诊，抗疫期间紧急增设了182间社区哨点诊室，加起来也仅及新加坡的1/3。北京人口也超过2000万，发热门诊布局比上海还少。须知，人口超千万，密度超一定阈值，客观上可能产生多种我们不了解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问题，新冠肺炎只是这些风险中的一例。为应对这些我们完全陌生的现代风险，必须按照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四是全面提升城乡教育水平。2019年世界银行有一个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集中阐述了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企业形态和就业格局，使得“打零工”成为社会的常态。该报告强烈建议：为了跟上这个变化，各国应集中经济资源，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建立终身学习机制，而发展中国家更应以强烈的紧迫感投资于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的基石。毋庸讳言，在这两个领域，我国可以说刚刚起步；投资于此，当有广阔的空间和无穷的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