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河工开支，特别是每年都要施行的岁修工程，经费的定额化才能保证河务能对接到国家的财务系统上。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河务所用材料的规格有相对统一标准，否则核算难以落实；第二，河务人员的待遇、物料银、运脚银、雇夫银等要固定数额；第三，这一点可能比较特殊，万历一条鞭法施行之后，地方官员在考成的压力下往往重京运而轻河工，河工储备因此受到影响，故而岁修难以维持。这是潘季驯无法落实河工定期维护的直接原因。
顺治时期的岁修工程不仅在自然环境层面初步稳定了黄河下游流路，更为制度的执行确立了多个原则和成例。饶明奇认为，清朝虽然没有在河务方面建立起一套成文法，但是成例弥补了这一缺陷，援引之前案例是皇帝和官员制订和执行河务方略时的重要依据。[53]顺治时期的岁修确立了许多河务上的民夫雇佣、物料筹集成例。这些成例在之后的河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顺治时期岁修中雇佣劳动力的价格以土方量计算，大约每方九分白银，这一定价标准之后一直被沿用。而调用民夫和物料的“地方远近，熟地多少”原则也一直持续至咸丰时期。[54]
“明清故道”的历史从明万历“黄淮大工”到清咸丰“铜瓦厢决口”，前后276年，是历史上治河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河务”专业化、治河要素商品化的时期。明代在黄淮大工之后，官员多有建立“岁修”制度的议论，但是在明代官私史料中极少发现关于河政财源的讨论，而如何设定官职却成为讨论的中心。只关注顶层设计而忽视基层建设难以有效管理黄河这样的多变型河流。在传统王朝国家体制之下的“河政”，其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施行大型水利工程，这一点魏特夫认为其是“东方专治主义”的源头；然而，其弊病也很明显，由于其从属于政治，持续性的维护反而成了一个令中央政府为难的问题。在集权体制下，理论上可以通过君主的绝对权威贯彻治河方略，但在河务实际执行层面，持续性的投入导致高层命令必须通过具体的财务、劳动力管理方式才能落实，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不可取，当然，完全依靠商品化的做法也很困难，不单单是在清代，就算在当前，这一点恐怕也需要有法治下的健全市场体制才能良性运作。
[1] 邹逸麟：《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246页。
[2] 《明穆宗实录》卷70，隆庆六年五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校印本，第1691—1692页。
[3] 《明神宗实录》卷83，万历七年正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校印本，第1752页（以下不特别注明的注释，其版本与本条相同）。
[4] 《明神宗实录》卷97，万历八年三月，第1752页。
[5] 《明神宗实录》卷97，万历八年三月，第1947页。
[6] 《明神宗实录》卷260，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第3848页。
[7] 《明神宗实录》卷236，万历十九年五月，第4377页。
[8] 《明神宗实录》卷197，万历十六年四月，第3714—3716页。
[9] 《明神宗实录》卷240，万历十九年九月，第3809—3811页。
[10] 《明神宗实录》卷381，万历三十一年二月，第6939页。
[11] 《顺治四年四月初十日河道总督杨方兴恭报流通口大工告成题本》，黄河水利委员会藏，清代河工档案1-2-33-5。
[12] 《清史稿》卷126《河渠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716页。
[13] 《工部署部事启心郎康木兔题报》，顺治三年二月初八日，清代河工档案1-2-4-11。
[14] 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
[15] 《清史稿》卷279《列传六十六》。
[16]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河灵效顺请加褒封揭帖》，顺治二年十二月□日，清代河工档案1-6-21-56-9。
[17] 《行水金鉴》卷46《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61页。
[18] 《杨方兴恭报流通大工告成揭帖》，顺治四年四月，清代河工档案1-4-28-3-1。
[19]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罗国士奏报》，顺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1-3-6-90。
[20] 《河南巡抚吴景道汴工告成揭帖》，顺治五年七月，清代河工档案3-1-63-2。
[21] 《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2]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4—558页。
[23] 宋秀元：《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
[24] 邹逸麟：《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246页。
[25] 江晓成：《清前期河工体制变革考》，《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26]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估计徐州黄河七年岁修工程钱粮事揭帖》，顺治七年六月六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110。
[27]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清河天妃坝六年岁修工程钱粮事题本》，顺治八年六月十五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017。
[28]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清河县黄河六年岁修工程钱粮事题本》，顺治八年七月十九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110-019。
[29]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桃源黄河九年岁修工程钱粮事题本》，顺治十年二月七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110-024。
[30] 贾国静：《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1] 本表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藏清代河工档案，顺治五年至顺治十六年（1648—1659）的96份岁修题本、奏报整理而成。
[32] 《乾隆朝会典》卷75《工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1页。
[33]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原武十年岁修工程钱粮事揭帖》，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11-12-14-4。
[34] 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35] 《河道总督朱之锡为估计仪封三家庄十七年岁修钱粮事》，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17-2-27-1。
[36]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4—571页。
[37] 《河道总督朱之锡为估计仪封三家庄十七年岁修钱粮事》，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17-2-27-1。
[38] 《河道总督杨方兴奏顺治十年睢宁县武官营厢埽岁修钱粮事揭帖》，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清代河工档案11-12-14-15。
[39]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4页。
[40]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原武十年岁修工程钱粮事揭帖》，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11-12-14-15。
[41] 《清圣祖实录》卷32，康熙九年正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457页。
[42] 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
[43] 《河南巡抚吴景道奏朱源决口甚大揭帖》，顺治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清代河工档案2-14-1-7。
[44]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续估顺治五年河南各县兴修工程钱粮事题本》，顺治六年十一月三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09。
[45]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祥符时和驿顺治七年题本》，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113。
[46] 《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奏销原武顺治十年岁修工程钱粮事揭帖》，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清代河工档案5-2-24-1-113。
[47] 《工部尚书兴能为估计徐州黄河岁修五工钱粮事揭贴》，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清代河工档案1-15-6-1。
[48] 《钦差巡抚河南地方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恭报会估汴河决口工程钱粮》顺治六年，清代河工档案1-25-7-12。
[49] 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
[50] 《顺治十四年正月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封丘大王庙堤工钱粮事揭帖》，1657年，清代河工档案14-1-7。
[51] 《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年四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52—859页。
[52] 《河道总督朱之锡为估计祥符黄河北岸常家寨十六年岁修工程钱粮事揭帖》顺治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清代河工档案1-14-6-111。
[53] 饶明奇：《清代黄河流域水利法制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54] 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