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研究[1]
李军
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共6卷，现由福建莆田翁元炼先生收藏。[2]《族谱》收录有晚唐时期出任过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的翁郜等翁氏家族成员的任官文书、墓志铭及诗文作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94年，翁忠言等人将《族谱》《翁氏历代族谱》等数种翁氏家族文献进行了抄录、汇编，并以《族谱》为名铅印（以下简称《铅印本》）。笔者曾根据《铅印本》的相关内容，从名称及辖区变化的角度出发，勾勒出了晚唐凉州节度使向五代河西节度使过渡的脉络。[3]此外，荣新江、冯培红等先生也曾先后据此对翁郜的部分历官情况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设置情况进行过探讨。[4]
在利用《铅印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在录文及体例编排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故于2009年8月赴闽寻访其所据之底本。在考察期间，笔者寻访到了《族谱》原件，此外还在建阳莒口发现了刊印于民国乙卯年（1915）的10卷本《翁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族谱》共收录有7件与晚唐河西历史相关的文献，包括3件翁郜授官制、1件慰劳制书、1件王行瑜致翁郜牒、1件翁郜为其僚属请官奏表及1件唐政府为翁郜下属刘翱等人授官告身。[5]由于史书记载的缺乏，以往学者在研究晚唐河西历史时，只能依赖敦煌文献及数量极少的石刻文献，《族谱》对此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补充。本文主要就河西都防御使的性质及人选等几个方面，阐述《族谱》对于晚唐河西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晚唐河西都防御使性质及人选的明确
广德二年（764），吐蕃攻陷凉州，河西节度使被迫先后西撤至甘州及沙州，并最终随着沙州的陷落而覆亡。咸通二年（861），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军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唐政府置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6]根据史书的记载，五代时期在凉州又有河西节度使的建置。[7]对于晚唐凉州节度使与五代河西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以往并不十分了解。通过《族谱》的记载，我们可以描绘出凉州节度使向河西节度使过渡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创设于晚唐时期的河西都防御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晚唐五代河西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族谱》不仅可以弥补传世及敦煌文献中对河西都防御使记载不足的缺陷，还可以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诸多误解，意义重大。
对于河西都防御使的设置情况，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书缺载。据笔者管见，传世文献中涉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仅有《文苑英华》卷409《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8]相对于传世文献，敦煌文献中对于河西都防御使的记载较为丰富。如P.4660《河西都防御右厢押衙王景翼邈真赞并序》提及赞主生前曾担任过河西都防御使属下的“右厢押衙”；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则记载翁郜在光启三年（887）被唐政府任命为“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除此之外，森安孝夫先生还指出P.2672v《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状》及P.2696《唐僖宗中和五年（885）三月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后均钤有“河西都防御使印”，证明上述文献均与河西都防御使有关。[9]由于在《族谱》揭出之前，河西都防御使的相关记载多出自敦煌藏经洞，再加上作为河西都防御使僚佐的王景翼本为沙州人，所以学者多将河西都防御使视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下属。[10]但是，虽然在唐朝的军事建制中，都防御使的地位要低于节度使，但我们在史书中似乎并没有见到过都防御使作为节度使僚属的事例。而《族谱》所收《除检校工部尚书诰》及《赐劳敕书》记载了唐中央与河西都防御使之间的统属关系，可以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河西都防御使性质等问题的误解，意义重大。[11]《族谱·除检校工部尚书诰》载：
敕：朝议郎、检校右散骑常侍、持节凉州诸军事、守凉州刺史、兼凉甘肃等（州）都防御招抚押番［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翁郜，鹗视奇姿，鹰扬劲质。蕴纵横之才略，负强干之器能。早茂弓韬，夙精吏术。自六条布化，四郡宣风。练式遏之有方，静封疆之不挠。抚彼凋瘵，张吾军师。殷若长城，式多款塞。分斥堠而威临绝漠，运机谋而声达大［天］朝。惠化洽闻，勋庸茂著。冀无虞于西顾，宜永宠于冬乡。爰加八座之尊，式壮一方之境。亦宜更颁郡政，勉遵皇风。示信勿欺于编氓，成功伫和于虏俗。更期甄陟，以耀边方。可加授检校工部尚书，余如故。主者奉行。
文德元年六月八日舍人刘建功行。
据学者考证，河西都防御使大致创设于咸通八年（867）九月至咸通十二年（871）十月之间，其所辖理的乃河西东部的凉、甘、肃三州。[12]反观此时作为归义军实际统治者的张淮深，虽然在光启三年年底前，其在归义军内部的称号已由“尚书”晋升为“仆射”，[13]但自咸通八年以后的20年间，张淮深始终没有得到唐政府的节度使册封。此即S.1156《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所载的“廿余年朝廷不以指
”。在获得节度使册封之前，张淮深的法定身份仅为沙州刺史。而此时治于凉州的河西都防御使不但兼任了凉州刺史，且辖理凉、甘、肃三州，显然不可能是张淮深的属下。
此外，《族谱·赐劳敕书》又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番［蕃］落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兵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翁郜。右前件官，金石秉心，冰霜贯节。昔尝射策，用推武战之文；旋即题桥，果协从军之乐。自顷为凉州都防御使判官，五年改授甘州刺史，八载复摄凉州防御使并正授。十余年吮血同甘，能致人之死力；觞酒豆肉，实得众之欢心。况又广布皇风，浸流玄泽，遂使推髻箕踞之俗［辈］，莫不欢颜；不毛斥卤之田，还生嘉谷。以至七千里有亭障之备，三十年无西北之虞。伊谁之力？实翁郜之功也。
龙纪元年四月十六日王尚父行。
根据上述记载，龙纪元年（889）四月之际翁郜以静难军节度使的身份兼领了河西都防御使。结合《除检校工部尚书诰》所载翁郜的职衔情况，可知翁郜始以静难军节度使兼领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当在文德元年（888）六月至龙纪元年四月之间。文德元年十月，唐政府派遣中使宋光庭前往沙州，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14]但唐政府授予张淮深的仅为“沙州节度使”“沙州观察处置等使”。[15]而据《族谱·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唐政府即将河西都防御使升为河西节度使。从管辖范围上看，沙州节度使张淮深仅领一州，所以由静难军节度使所兼领的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由河西都防御使改制而来的河西节度使自然不会是其属下。
再者，《文苑英华》卷409薛廷珪《授前河西防御押蕃落等使冯继文检校工部尚书依前充河西防御招抚等使制》中提及河西都防御使的职责为“防御西夏，控压三州”，[16]也就证明直至光化年间，河西都防御使的辖区仍然为凉、甘、肃等所谓的“三州”之地。虽然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在光化三年（900）八月己巳被唐政府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法定辖区为瓜、沙、伊、西四州，[17]但其所能实际控制的仅为瓜、沙二州，与河西都防御使所领的“凉、甘、肃”三州无涉。而甘州回鹘政权在光启三年之前已经建立，[18]地处河西西部的归义军越过甘州回鹘的势力，进而控制凉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河西都防御使不应听命于归义军，而是晚唐政府在继凉州节度之后，设置于凉州的重要军事使职。从唐政府为河西都防御使所设定的凉、甘、肃三州辖区看，唐政府设置该使职的目的是控制河西东部地区。此外，河西都防御使的三州辖区均由归义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尤其是甘、肃二州本来就是归义军的法定辖区，所以唐政府利用河西都防御使分割归义军势力的意图较为明显。
对于晚唐河西都防御使的人选，除了《文苑英华》所提及的冯继文，我们还可以根据《族谱》及敦煌文献的记载进行大致复原。
P.3281v《押衙马通达状稿（三件）》第1件载：
押衙马通达。右通达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并是司空教视奖训，及赐言誓。先随司空到京，遣来凉州，却送家累。拟欲入京，便被卢尚书隔勒不放。卢尚书死后，拟随慕容神护入京，又被凉州麹中丞约勒不达。[19]
文中的“卢尚书”，即在咸通七年（866）至十一年（870）间以朔方节度使身份兼领凉州节度使的卢潘。[20]张议潮的心腹马通达在经过凉州时先是被卢潘“隔勒不放”，此后又被“麹中丞约勒不达”，证明“麹中丞”是继卢潘之后掌握凉州的统治者。此位“麹中丞”在S.6342+Дx.5474v《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并批达》中被记作“麹长申”。在作于咸通末年的S.4622v《百姓高盈信请取兄沙州任事状》中，其又被记作“麹大夫”。从上述几件文书的内容来看，麹长申掌管凉州的时间主要集中于咸通末年，与唐政府设置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接近。所以，麹长申很可能就是唐政府所任命的首任河西都防御使，但其自河西都防御使离任的时间不详。
S.2589《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等状》又载：“游弈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21]文书中的郑尚书是此时凉州的掌权者。P.2696《中和五年（885）车驾还京师大赦诏》背面纸缝下端钤有多处“河西都防御使印”，当系由河西都防御使转发至沙州的官方文书。[22]根据S.1156《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P.3863v《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的相关记载，翁郜在当年二月十九日才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从时间上判断，中和五年之际将大赦诏转发至沙州的河西都防御使，当即此前因凉州局势动荡而不敢东行的郑尚书，其或为麹长申的继任者。
光启三年（887）二月十九日，翁郜获得了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根据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状》的记载，为翁郜带回唐政府任命的为“当使先差押衙张弘信”。翁郜所言的“当使”应指前任河西都防御使郑某。因为凉州地区形势动荡，且其与他人处于“诤位”的关键阶段，故只能派遣张弘信跟随归义军使者入朝。此后，其或在所谓的“诤位”斗争中最终失利，续遣的归义军使者将此消息带到兴元驾前，所以唐政府任命原凉州防御使翁郜为河西都防御使。
据《族谱》所收《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及《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的记载，龙纪元年四月八日，河西都防御又被唐政府改置为河西节度，翁郜被改授为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所以，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的时间当在光启三年二月至龙纪元年四月之间。而唐政府在乾宁三年（896）六月委刘翱等人任官后不久，翁郜即自凉州离任而赴闽。翁郜离任后，唐政府在凉州又恢复了河西都防御使的建制。翁郜离任后继任河西都防御使的当即前文所提及的冯继文。
此外，敦煌文献中还记载沙州人阴季丰曾在唐末于凉州任职。如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记载阴海晏之父阴季丰曾担任过“凉州都御使”；P.2482《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内亲从都头守常乐县令阴善雄墓志铭并序》则记载阴季丰为“敕授凉州防御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对于前者所载的“凉州都御史”，陈祚龙先生认为应系“凉州防御使”之误，郑炳林先生则认为当作“凉州都防御使”。[23]结合《赐劳敕书》中翁郜曾出任“凉州都防御使判官”的记载，可知阴季丰所担任的确应为“凉州都防御使”。[24]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凉州都防御使”当为“凉州之河西都防御使”的简称。如此，则可证阴季丰在唐末曾在凉州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其获得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时间应在天复二年（902）六月至四年（904）八月之间，[25]应系冯继文的继任。此后，昭宗被朱温挟持至洛阳，河西与唐政府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故阴季丰或为唐代末任河西都防御使。
综上所述，河西都防御使由凉州节度使改制而来，治凉州，辖凉、甘、肃三州。张淮深的法定身份无论是沙州刺史还是沙州节度使，都不可能获得统领河西都防御使的权力。从总体上看，唐政府对河西都防御使的控制一直比较稳定，麹长申、郑某、翁郜、冯继文、阴季丰等人曾先后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尤其是翁郜在任期间，唐政府更是将河西都防御使升格为河西节度使，力图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直至天复年间，原归义军僚佐阴季丰始被任命为河西都防御使，证明唐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最终被迫放弃了控制凉州等地的愿望。
二 从《族谱》看晚唐时期凉州与归义军的关系
根据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的记载，某郜在端公的协助下，获得了“右散骑常侍，充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的任命。由于凉州物资匮乏，在张弘信将授官敕书带回凉州的次月，某郜即致信端公，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还希望端公能够说服仆射，为凉州提供物资上的帮助。根据《族谱》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中自称为“郜”的河西都防御使即翁郜。由于森安孝夫和赤木崇敏两位先生均将河西都防御使视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属下，所以将文书中的“仆射”和“端公”分别比定为张淮深及李明振。而笔者曾根据张淮深屡次请节不获及晚唐政府时常利用朔方节度参与凉州及河西东部事务的史实，推测状文中所提及的“仆射”和“端公”或来自朔方节度方面。[26]近日，通过研读抄写于P.3863背面的《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笔者认识到以往的观点尚有修订的必要。本节将在明确“端公”及“仆射”所指的基础上，探讨晚唐时期凉州地区与归义军的关系。
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背面有光启三年九月十九日纪年，森安孝夫将其视为正面文书写作的时间下限，再结合张淮深自887年至890年间自称“仆射”的时代背景，指出《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应作于887年。[27]赤木崇敏则进一步将文书的写作时间系于光启三年的五月至九月间。[28]不过，虽然在P.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中将宪衔为“御史中丞”的李明振称为“李端公”，但实际上晚唐时期的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端公”并非仅李明振一人。P.2762v《诗集》中就收有《赠阴端公，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诗，而P.2555《诸亲借氈褥名目》又提及“康端公”。所以，仅根据“端公”的称谓，尚难以确定其人。但如果将P.3863正面《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与背面所抄的《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的内容结合考虑，则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P.3863v《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载：
光启三年九月十九日夜三更起，持念前作儆戒……又作儆戒，与数僧同处，球与一人面向北胡跪，捧一碗清水而饮。又作一儆戒……此三儆戒皆是波罗密多金刚能断波罗密多神力验也。果至廿日给粮。廿一日早上转经，至［□］卷，睹金刚能断善现涕泣赞叹之义。[29]
对于文书中自称为“球”的作者，学者均将其比定为晚唐时期活跃于归义军政坛的张球，[30]对此当无异议。由于文中的“光启三年九月十九日”并非抄写时间题记，而是张球所述金刚经灵验事发生的时间，所以并不能作为正面文书的写作时间下限。但细读背面文书，却可以发现其内容又与正面文书密切相关。在背面文书中，张球将“廿日给粮”视为金刚经神验后所带来的结果。就《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本身而言，所谓“廿日给粮”似难以确指，但如果将其与文书正面《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翁郜所言的“当州自京国不宁，省绝支遣，欠阙至甚……伏望端公因言话之次，请为借便”结合考虑，我们不难发现翁郜致信“端公”求取物资援助与张球所言“果至廿日给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笔者认为翁郜所致信的“端公”应指《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的作者，即时任“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的张球。[31]正是这个缘故，张球才会在归义军方面同意援助凉州粮食后，将此神验事件写在翁郜求粮的公文背面。此外，这也就可以解释身在凉州的河西都防御使所发出的公文，为何会出现在敦煌藏经洞中。既然张淮深同意为凉州提供物资援助的时间在光启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可证翁郜所遣的阴文建使团到达沙州的时间应在此前不久，所以翁郜获得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时间应在当年的二月十九日。而翁郜所言之“仆射”，应即已经在归义军内部自称“尚书左仆射”的张淮深。
赤木崇敏将翁郜获得河西都防御使任命的“二月十九日”，与S.1156《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中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使团于光启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兴元觐见僖宗的记载对应起来。这是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翁郜之所以在获得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后致信张球，一方面固然是希望张球能说服张淮深，为凉州提供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证明了翁郜获得任命时，确实获得了归义军方面的协助。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所提及的张弘信使团很可能是追随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使团中的某一个班次，在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到达兴元，并在十九日觐见僖宗时为翁郜求得了河西都防御使的任命。正是因为凉州使者是跟随归义军使者入使，所以翁郜向归义军求取物资援助时，要对在归义军中身居要职的张球表示感谢。
P.5007+S.6234、P.2672正面写有《河西都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弘文馆校书郎何庆状》四通，从内容上判断，均为时任河西都防御判官的何庆致某位在外地任职的判官之书札。其中，P.2672第二首书札署名处，钤有“河西都防御使印”，证明这几件文书应发自凉州。P.5007+ S.6234背面及P.2672的正面则为唐人诗抄，共计31首。[32]荣新江先生在对上举文书的书状及所抄诗集形态进行复原的同时，认为何庆所致信的判官及诗集作者均为翁郜。[33]但根据《族谱·唐昭宗赐翁郜敕》的记载，翁郜在担任甘州刺史之前所担任的为“凉州都防御使判官”，可证翁郜和何庆均担任了“河西都防御使判官”，或至少可以说明翁郜与何庆的任职地点均在凉州。而从何庆四通书札的内容看，其所致信的判官却是在别处任职。尤其是在第四通书札中，出现了“判官绝地当官，请俸甚少。凡过八节，乞不远驰信礼，惟垂信鉴”的记载。何庆既然称此“判官”为“绝地当官”，一则可以证明其并不在凉州任职；二则也可以证明其并非在行旅途中。此外，《诗集·述怀寄友人》载作者“弱冠忍离家，屡曾通消息。意气感凌云，假宦向张掖”。[34]根据上述记载，此位判官“弱冠”之年即离家宦游，后任职甘州。但根据《翁氏宗谱》卷1《建宁府建阳县莒口翁氏支宗流派世系传》所载，翁郜“唐武宗时授都镇使，迁都知兵马使兼统军指挥使。宣宗朝迁福州都押衙。僖宗朝迁凉州刺史兼甘、肃等州防御使”。可见翁郜在会昌及大中年间，一直在距翁氏迁闽祖居地莆田不远的福州任职。翁郜出任凉州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应在乾符三年（876）左右，出任甘州刺史应在881年至884年之间。[35]所以，翁郜的任职经历似与《述怀寄友人》中弱冠之年即离家远游的判官不尽相符。[36]再者，诗中有多处提及河湟新复的描写，而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判官已经距河湟收复的时间较远。由此可证，何庆所致信的判官并非翁郜。
从《诗集》的题目判断，这位判官所描写的河西诸州及名胜基本上自东至西排列，此当与其行程方向相同。在此人笔下，凉州等地极为荒凉，但归义军统辖下的沙、肃等州却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可证作者当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属下。结合上举P.3863正面《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牒》与背面所抄的《光启三年金刚经神验记事》，笔者认为何庆所致信的很可能就是晚唐时期在归义军中曾出任判官，且以文学而知名的张球。咸通五年（864）四月之际，张球已经出任沙州军事判官，此时距河湟新复的时间也较为接近。此外，如果何庆所致信者的确为身在沙州的张球，也可以解决状文和诗集何以入藏藏经洞的问题。由此可证，在晚唐时期，河西都防御使的属下与归义军节度使的重要僚佐张球之间保持了频繁的交往。这也为翁郜在凉州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请求张球游说张淮深埋下了伏笔。
根据上举两组文书，可知凉州与归义军之间在晚唐时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在双方的交往中，张球实属关键性的人物。其实，张球与凉州之间发生联系在时间上要更早。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记载张俅咸通元年左右曾在朔方等地任职，后又曾“糜官河右”。咸通二年之后，因凉州属于新收复的陷蕃地区，军粮供应困难，所以张俅曾“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臧”。[37]“张俅”，即“张球”。[38]张球在任职朔方期间就曾为凉州运粮，这也为此后双方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翁郜在派遣阴文建前往沙州求援之前，还曾派遣另一支使团前往沙州。P.3569v《唐光启三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记载光启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之间，凉州使曹万成等三人曾停驻于沙州长达32天。在此期间，归义军的官酒户每日为其供酒九胜，共计供酒四瓮半一斗八胜。而所谓的“凉州使”应即由河西都防御使翁郜所派遣的使者。这就可以证明，甘州回鹘势力的崛起并没有切断凉州和归义军之间的联系。
翁郜所遣的使者阴文建，又见于P.3249《将龙光颜等队下名簿》。对于这件文书，学者指出应为归义军前线将领在咸通二年克复凉州之后上报节度使张议潮的残剩军籍名单，[39]这就证明阴文建本为归义军的人员。其实，除阴文建外，晚唐时期原归义军人员在凉州任职的还有康通信及前文已提及的王景翼、阴季丰等人。虽然从晚唐河西地区的形势看，唐政府调派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权宜之计，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凉州节度统治式微、少数民族崛起的状况，[40]然而却从侧面反映出，在凉州节度设置之后，虽然凉州与归义军之间脱离了行政及军事上的隶属关系，但双方之间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虽然晚唐政府曾调派郓州兵前往凉州戍守，并先后以卢潘、麴长申、郑某、翁郜及冯继文等人出任凉州地区的长官，但凉州与沙州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凉州节度的设置而断绝。翁郜之所以在凉州“省绝支遣，欠阙至甚”的情况下，向沙州方面求援，就是希望能利用凉州与归义军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但与此同时，由于甘州回鹘、肃州龙家等势力的阻隔，归义军很难完成对凉州的实际控制，所以归义军和凉州最终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 晚唐“河西”观念的再探讨
“河西”虽然是一个极具方位特征的地理名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所代表的区域范围不尽相同。唐朝前期，“河西”在史籍中的含义比较明确，即景云二年唐政府以黄河以西所置的河西道。[41]随着安史之乱后，河西及陇右地区被吐蕃次第占领，“河西”的概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大中及咸通年间唐政府对河陇大片陷蕃失地的收复，“河西”的具体所指在晚唐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更是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而《族谱》所收的晚唐文献多与“河西”有关，可以促进“河西”观念的进一步探讨。
孙修身先生在《张淮深之死再议》一文中根据P.2044v《文范》的记载，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不仅曾派河西兵参与了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还参与了王行瑜诛杀朱玫的历史事件。[42]其文中共引用了5条晚唐时期关于河西的记载：
（一）《新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元年（874）十二月，“云南蛮寇黎、雅二州，河西、河东、山南东道、东川兵伐云南”。[43]
（二）《旧唐书·僖宗纪》载：中和元年（881）九月，“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44]围攻据守长安之黄巢。
（三）《资治通鉴》卷256僖宗光启元年（885）三月，“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45]
（四）《资治通鉴》卷256僖宗光启二年五月载：“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邠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行瑜进屯凤州。”[46]
（五）《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二年（895）十二月，“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47]
对于上述记载中的“河西”，孙修身先生均等同于归义军政权。而李永宁先生针对第4条记载，指出根据史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河西兵”即为张淮深的部属，所以应存疑。[48]对于第5条材料的记载，唐长孺先生指出，李茂贞的势力不可能达到凉、肃诸州，所以此“河西节度使”恐非旧河西道。[49]朱玉龙先生则指出第5条资料中的“河西”，乃指黄河以西的延州，并非旧河西道。[50]荣新江先生在对上述资料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又列举了《旧唐书》卷144《杜希全传》等6条记载，认为吐蕃占领河西及晚唐时期，史籍中之河西往往是指关内道北部东西纵流的黄河所夹地区，而不是旧河西道。[51]荣新江先生的结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以上所列举的史料中，大多数确如学者所说，并不是指旧河西道。但也不尽数如此。如上举第3条材料，载“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52]从形式上判断，所谓的“河西”同山南、剑南、岭南一样，都是以行政区划的形式出现的，而非泛称的地域概念。学者之所以不将此视为旧河西道，主要是因为张淮深在没有得到唐政府节度使册封的情况下，已擅自在境内自称河西节度使。此外，随着回鹘、嗢末等部落的崛起，旧河西道很难归入中央实际控制的范围。但如果我们不是将“河西”视为归义军，而是将其视为治于凉州的河西都防御，则一方面其长官由唐政府直接任命，另一方面，晚唐凉州节度使、河西都防御使及此后的河西节度使在凉州地区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统治。所以，将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都防御使辖区纳入“朝命所能制”的范围，似并无不妥。
通过作于乾宁元年（894）八月四日的《族谱·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之记载，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晚唐时期“河西”的具体所指。牒文载：
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翁郜……昨者以遽命弘夫，俾专重寄。岂谓何晏之鼻，忽集青蝇；伯有之门，俄生荒莠。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形［刑］之难逃。今则流泽双旌，已承大赐；侯藩十［千］乘，归启行期。［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何妨夜猎？前召父之重来旧地，更长子孙。］虽昼锦之或殊，亦绣衣之何异？行瑜已具事由闻奏，外须简请尚书，便主牌印。谨牒。
牒文中自署为“行瑜”者，即晚唐时期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弘夫”曾出任灵武节度使，后率军勤王、出任西面行营都统郑畋之行军司马的唐弘夫。所谓的“固骄矜之自剟，亦鼎刑之难逃”应指唐弘夫及程宗楚、王处存在中和元年四月收复长安，旋而被黄巢起义军所杀之事。牒文中所言的“故将军之再至霸陵，何妨夜猎？前召父之重来旧地，更长子孙”，尤其值得我们重视。[53]“召父”即西汉曾出任南阳太守、与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合称为“召父杜母”的召信臣。“将军之再至霸陵”及“召父之重来旧地”两句，明确证明翁郜曾以军事将领的身份进驻长安附近，故王行瑜希望翁郜能率军重回故地。在王行瑜致牒翁郜的前一年，即景福二年（893）九月，王行瑜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共同进军长安，迫使昭宗赐死宰相杜让能；在致牒翁郜的9个月后，即乾宁二年五月，王行瑜又与李茂贞及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联军入朝，杀宰相韦昭度等。虽然此次三节度拥兵入朝的起因是唐政府拒绝册封由王行瑜等人支持的王珙为河中节度使，但王行瑜因景福二年求尚书令而不得，对昭宗早有怨怼之心。[54]王行瑜之所以在数次称兵入朝之际，明确提出希望翁郜能出兵支持其针对唐政府的军事行动，说明两者在此之前已经相识且关系密切。据《旧唐书·僖宗纪》的记载，中和元年九月，“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55]围攻据守长安之黄巢。而就在唐弘夫兵败长安之后的两个月，即中和元年六月之际，邠宁将领朱玫曾屯兵兴平。王行瑜作为朱玫的部属，多次参与了同起义军的战斗。[56]由此我们或可以推测，中和元年九月屯于武功的河西之师应由河西都防御使所遣，统帅这支军队的很有可能就是翁郜。由于防区临近，所以翁郜与当时作为邠宁部校的王行瑜之结识或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由此看来，上述第2条史料中所言的“河西之师”，很有可能是由河西都防御使所派遣的军队，其统帅应即翁郜。而翁郜之所以能在中和元年由河西都防御使判官升任甘州刺史，或与其此亲率军勤王有关。
此外，我们在唐人的作品中还可见到以“河西”指代旧河西道的记载。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7《赐缘边诸镇密诏意》载：
今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归……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今当其破灭之势，正是倚伏之期……故令刘濛专往，亲谕朕怀。卿宜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尽无虚数。务修实效，务显事机。制置之间，尤须密静。[57]
唐政府遣刘濛巡边及议复河陇失地的时间应在会昌五年（845）二月壬寅（二十五日）。[58]在李德裕所言的“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中，“河西”显然应指此时为吐蕃所占领的旧河西道，而非关内道北部地区。
大顺元年（890）七月十六日，张议潮之婿李明振葬于敦煌漠高里。在P.4615+P.4010张球撰《李明振墓志铭》中，其生前职衔被记作“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59]李明振获得凉州左司马的任命在大中十三年（859）。但在咸通二年凉州收复后，其并未前往凉州上任，而是长期生活在沙州。在咸通四年凉州节度设置之后，“凉州左司马”更不可能隶属归义军，统辖“凉州左司马”的“河西节度”只能是治于凉州的军事建置。与此同时，《族谱》所收的7件晚唐文献中，有5件涉及晚唐时期的“河西”。如《赐劳敕书》提及“静难军节度使、河西都防御押蕃落等使”；《加翁郜朝散大夫河西节度使白麻》提及“河西节度使”；《王尚父请兵部尚书右仆射翁郜举兵牒》提及“敕静难军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奏状》提及“河西节度使”；等等。这些文献中所言的“河西”均与归义军无关，而是特指晚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军政机构。
综上所述，吐蕃占领河陇之后，史籍中“河西”的地理范围发生了变动。正如学者所言，晚唐史籍中“河西”多指关内道北部一带。不过，时人的作品中也不乏以“河西”指代旧河西道的事例。此外，在张淮深放弃河西节度使称号后，敦煌文献中的“河西节度使”有可能是指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河西节度使，而并非驻节于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与此同时，在《族谱》中也有多处有关“河西”的记载。这些记载多与唐政府对翁郜的任命有关，证明晚唐史籍中“河西”还有可能是指河西都防御使或河西节度使所统辖的区域。
四 小结
学者在研究晚唐河西历史时，由于史书中缺乏记载，敦煌文献就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敦煌文献大多出自藏经洞，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相对于河西其他区域及中央政府，沙州及归义军政权是其更为常见和重要的记载主体。在敦煌文献无法顾及晚唐河西历史全貌的情况下，新史料《族谱》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必要。
借助《族谱》及敦煌文献的记载，首先我们可以证明晚唐时期的河西都防御使应隶属唐中央政府，而非归义军节度使的下属，并且对其人选也可以进行大致的比定。其次，我们发现唐政府在銮舆数度播迁之际，仍可以通过任命凉州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及改置军政机构的方式，最低限度地维系着中央对凉州等地的控制。唐政府的上述举措对与河西都防御使同处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唐朝政局的变化，唐政府设置于凉州的军政机构与归义军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后，通过资料互证的方式，我们还可以证明晚唐史籍中的“河西”并非仅指向关内道北部或旧河西道。在归义军之外的场合，“河西”在作为军事使职的地域限定词而存在时，往往指河西都防御使及河西节度使所辖的区域。总的来看，《族谱》涉及了晚唐河西历史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且极为独特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唐史学界及敦煌学界足够的重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70023）“唐宋之际河陇军政问题研究”、中国博士后第5批特别资助项目（2012T5081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H029）“唐宋之际西北地区与中央政府互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日〕多贺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下卷（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81，第200、314、404页）共著录中、日、美三国公私机构所藏翁氏族谱6种，其中未包括《族谱》。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59页）共著录翁氏族谱97种，虽然包含翁忠言等人编纂的同名铅印本，但对于作为其底本的清抄本并未提及。《族谱》谱序第1篇为《唐吴融序》，记载“大丞相”翁承赞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致仕之际，翰林学士承旨吴融受命于“唐天祐二年八月既望”撰成谱序。但根据《族谱·谏议公（翁承赞）墓志铭》及其授官制书的记载，翁承赞在天祐二年（905）仅担任右拾遗，并无宰相之任，更无致仕之举。后梁贞明四年（918），翁承赞才由盐铁副使、大中大夫升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致仕更在其后。由此，《唐吴融序》当系后人伪托之作，不足采信。而作于北宋建隆二年（961）的《赐翁氏京兆郡序》，一则其撰者翁处厚出自京兆翁氏；二则撰者并非名人，降低了伪托的风险，所以其应可以作为《族谱》始修的时间坐标。此外，《族谱》所收的序文中，以作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重修京兆翁氏族谱序》为时代最晚者，故《族谱》当抄于此次重修之后不久。
[3]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27—41页。
[4] 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刘进宝、〔日〕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97—329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71—294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敦煌学》第27辑，台北：乐学书局，2008，第255—273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中和五年—龙纪元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第100—110页。
[5] 对于《族谱》所载晚唐相关文献的内容及真实性，笔者在《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所收晚唐河西文献校注——兼论其内容的真实性》（《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4期，待刊）一文中已有详述，可参阅。
[6]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886页。
[7] 详细情况可参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凉州”条，中华书局，1997，第357—362页。
[8]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第2074—2075页。
[9] 〔日〕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第13—16页。
[10] 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53页；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大中六年—咸通二年）》，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第71—88页；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第156—159页。而森安孝夫则进一步推测“河西都防御使印”为唐政府赐予张议潮的印章，并在其继任者张淮深时继续得到了使用。参见前引氏著《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V，第15、55—58页。
[11] 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一文利用《铅印本·赐劳翁郜敕书》，指出河西都防御使当是晚唐政府的建置，而与归义军无关。但由于其论文主旨在于探讨归义军节度使官印的使用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授翁郜检校工部尚书制》尚未揭出。所以，对于晚唐河西都防御使的相关情况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12]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2—36页。
[1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85—86页。
[14]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1页。
[15] 〔日〕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第59页。
[16] 《文苑英华》，第2074—2075页。
[1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768页。
[18] 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19] 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第375页。
[20]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0—32页。
[21] 宁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11页。
[22] 参见〔日〕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第14页。
[23]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第261—265页。
[24] 参见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转型期的敦煌学》，第301页。
[25] 参见拙文《晚唐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84—86页。
[26]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9页；
[27] 〔日〕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第15页。
[28] 〔日〕赤木崇敏：《河西帰義軍節度使张淮鼎——敦煌文献P.2555pièce1の检讨をじ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第18—19页。
[29] 文书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3页；录文参见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第295—296页。此外，杨宝玉先生根据文书内容，将其拟名为“金刚经灵验记（光启三年记事）”。
[30] 颜廷亮：《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段文杰主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第130页；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李正宇撰“张球”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第356页；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第294—295页。
[31] 对于此时张球的职衔，可见其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所撰的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
[32] 对于上举文书的创作时间及拼接缀合情况，王重民、项楚、荣新江、徐俊等先生均有所论及。详见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商务印书馆，1962，第270页；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第84—85页；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第235—239、274—275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358—359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650—662页。
[33] 参见荣新江《唐人诗集的钞本形态与作者蠡测——敦煌写本S.6234+P.5007、P.2672综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中华书局，2012，第141页。对于文书正反面的关系问题，笔者采用了荣新江先生的研究成果。
[34] 录文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660页。其中，“屡”“宦”二字本为俗体，据徐俊先生录文径改。
[35] 参见拙文《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7页。荣新江和余欣先生则认为翁郜出任河西都防御使判官的时间应在咸通十二年。参见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年—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第289—290页。
[36] 赤木崇敏认为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藩落等使翁郜牒》的字体与何庆书札的字体完全相同。〔日〕赤木崇敏：《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敦煌文獻P.2555pièce1の檢討を通じて》，《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第18页，注27。如何庆果真为河西都防御使翁郜属下的判官，自然可以进一步证明其书札中的“判官”并非翁郜。但经荣新江先生将《河西都防御使状》的笔迹与何庆所书仔细核对，指出两者的运笔并不相同，所以《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藩落等使翁郜牒》的书者应另有其人。
[37] 图版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第608页。
[38] 颜廷亮：《有关张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见文献》，《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第101—104页。
[39] 对于这件文书，冯培红先生拟名为“唐咸通二年（861）归义军队下残剩兵士军籍残卷”。参见冯培红《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141—147页。
[40] 参见拙文《晚唐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80—87页。
[41] 《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39页；《唐六典》，第68页。
[42] 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36—38页。
[43] 《新唐书》卷9，第265页。
[44] 《旧唐书》卷19下，第712页。
[4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第8320页。
[46] 《资治通鉴》，第8336页。
[47] 《资治通鉴》，第8481页。
[48] 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政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16页。
[49]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第297页。
[50] 朱玉龙：《中华版〈资治通鉴〉辫证30例》，《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第25页。
[51] 荣新江：《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4—7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76—182页。
[52] 《资治通鉴》，第8320页。
[53] 此句《族谱》缺，据《宗谱》所收《王尚文请河西仆射举［兵］牒并奏状》补。“王尚文”当系“王尚父”，即曾被唐政府赐予尚父称号的王行瑜。笔者推测由于此句涉嫌翁郜与王行瑜通谋，故《族谱》编纂者有意将其删除。
[54] 《资治通鉴》卷259“昭宗景福二年九月”条，第8448—8449页；同书卷260“昭宗乾宁二年五月”条，第8469—8470页。
[55] 《旧唐书》卷19下，第712页
[56] 《新唐书》卷224下《王行瑜传》，第6405页。
[57] （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56册，商务印书馆，1936，第55—56页。
[58]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刘濛巡边”条，中华书局，1964，第292—293页。
[59]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