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古代法制传统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法制传统自中华民族诞生之时即开端至清朝末年落幕，延续数千年，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经验值得汲取，其教训可引以为鉴。
（一）摒弃古代人治传统，实施依法治国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清晰表达了我们要走的是法治道路，而不是人治的道路。这一思想的正确可以被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正反经验教训所印证。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梁启超认为，国家主权之“表示于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27]。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秦朝建立前，我国并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国度。夏商周时期，政治分封，国家政权被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所分割控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兴起，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大规模运用法制对国家运行进行改造建设的活动。在秦朝时期，中国开始步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王朝时代，中华文明的主体得以稳固，从而避免了陷入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式的局面。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国的法制建设还很不成熟，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因此古代中国历史产生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往往一个朝代建立初始，法律被社会系统各阶层所重视，官僚阶层相对廉洁奉公，法制运行状态良好，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到了王朝中后期，官员阶层逐渐腐化，法制不被重视，社会治理混乱。唐朝贞观年间，君贤臣明，法制运行良好，法律意识强化。贞观六年12月，唐太宗放天下死囚回家与亲人团聚，约定第二年的秋天回京领受死刑。当时共有390名被判死刑的犯人，被释放回家后并未派人监管。第二年秋天，囚犯全部如期回来受刑，无一人逃跑。这个典故反映了在古代中国法制运行良好时期，司法公正，法制普及并被尊重认可。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法律秩序被破坏。当时，晋朝并州州长司马腾为了筹措粮饷，大规模抓捕胡人，贩卖奴隶。许多奴隶在贩运途中悲惨死去，其中有一名逃跑的奴隶石勒建立了后赵国，用暴力手段杀死了更多无辜的人。因此，中国古代法制带有明显“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8]的人治色彩。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不但要建立法制，更要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形成，要处理好价值判断、是非取舍的问题，这要求必须明确规范体系为社会所有问题的最后“裁判”。这个“裁判”就是法律，这种治理方式就是法治。法律在法治状态下，与其说是“导民一轨”的社会规范体系，不如说是凝结多元社会的一种权益对话平台，规则明确系统。同时，法治并不排斥德治，反而是将模糊的“德”这一概念更为明确化、规则化，从而更能尊重人的人格，保障人的权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最根本的德治。只有依法治国，法律的运行水平才不会因人事的变换而忽上忽下、忽高忽低，才会为社会发展的良好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汲取古代立法经验教训，实现科学立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只有建立完备而蕴含公平正义精神的法规体系，才会为社会的法治化运行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立法思想，值得我们细细盘点梳理并批判承继。一是重视立法，注重法典的完备性。《管子》中主张，立法要“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29]，即法律只有完善没有遗漏，其功能才会完备而没有遗失。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实施变法，开始了成文法典的颁布活动。秦朝时，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制定了秦律。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显示，秦律已包含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诉讼程序法、法律疑难问答等完备的法律内容。汉朝时，相继颁布了《约法三章》、《九章律》等汉律六十篇以及《酌金律》等法典，并形成了以律、令、科、比、“故事”等综合各种形式建立法律体系的方式。由于重视立法，我国古代形成了十分完备的法律内容体系，为法制的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中华法系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二是以民为本，端正立法根据。我国自周代开始提出以民为本的德治思想，形成了从民众需求出发、立法为公的立法思想传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认为，“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30]。他认为法制建立必须立公弃私、遵从大义。《管子》、《商君书》、《荀子》中也都有法度建立的思想。在立法实践中，我国历朝历代的立法活动都着重突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其中，最根本的“德”是以民为本，是生民之德。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使中华法系的发展具有理想追求的道义性，也催生了法制史上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三是立法有道，优化立法方式。古代立法施政，在很多时期十分注重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法策。古人总结出很多有价值的立法方法，值得我们参考。例如，《管子》中系统阐释了颁布政策、制定法律的理论方法。管子认为治政立法要依据“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七方面综合考察。所谓的“则”就是“道”，是指万物运行的规律。不依据道，而要立法定制，就会像把测度时间的标杆插在转动的陶轮上，摇动竹竿而妄想稳定它的末端一样不可得。所谓的“象”就是形象，是指事物的形状、功能、名称、时间、相似、类属、次序、状态等。不了解形象，而想用人施政，就好比把长材短用、短材长用一样不匹配。所谓的“法”就是“规范”，是指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等。不了解事物的规范，而想治理人民、统一群众的行为，就好比用左手写字，而用右手拉住左手使其停止一样荒谬。所谓的“化”就是教化，施用教化使百姓渐渐改变、慢慢顺应、接受磨炼熏陶、适应习惯。不明白教化的道理而想移风易俗，就好比早上刚揉弯木头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上新车一样而不可得。所谓的“决塞”，是指通过调控给予与夺取、危险与平安、好处与害处、困难与容易、开放与关闭、死亡与生存等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不了解决赛之术而想驱使人民，就好比使水倒流一样是不可行的。所谓的“心术”就是品德，是指待人是否老实、忠诚、宽厚、帮助、理解、宽恕等。不把握品德习性而想对人们发号施令，就好比背着靶子射箭而希望准确命中一样是做不到的。所谓“计数”是指“计量”，是指测量事物的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不细致测量掌握情况而想要办成事业，就好比没有船舶而想渡过水险一样不会成功。总之，立法定制必须要探寻事物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事物的性能和人的特长，善于运用校正行为的规范；深刻理解人们的心理特征；综合运用引导人们行为的各种方法，对事物的进程要进行精确的把握和科学的筹划。[31]
限于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国的立法传统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立法活动只是官僚阶层极少部分人的行为，法律的制定缺乏广泛的民众参与，极易与社会实践脱节。以这种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其目的与实践效果往往南辕北辙。西汉末年的王莽是极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统治者，曾令杀死奴婢的儿子偿命，无论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他在执政后以儒学理想为蓝本修订了许多法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王莽的法制改革以建立更为平等的社会体系为抱负，具体举措包括推行恢复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井田制，改革币值，平均分配土地，禁止使用奴隶，等等。但是王莽的立法以儒家的《周礼》为蓝本，以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制订，无法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当社会爆发严重的危机时，王莽仍在研究《周礼》，修订以《周礼》为根据的法令，无疑难以成功。古代立法的不足之处，启示我们立法工作一定要紧紧依靠人民，联系社会实践，以有效规范社会系统。
（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管子》认为：“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32]管子认为政治是用来公正确定万物的位置和命运的。这需要运用良法来治国，既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规范体系，也需要维护优良的法律运行状态。商鞅认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33]建立法律后，如何执法、怎样司法成为维护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关键。一是要正确处理法与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人情味非常浓厚的社会。人情有其合理之处。“自诚明，谓之性。”[34]人情出自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本性，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和桥梁。浓浓的人情将整个中国社会牢牢维系在了一起。法不外乎人情。法律规则也是抽象出来的最基本的人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人情，如果按照每个人不同的人情来执法司法，无疑会破坏法律的公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要施法“平之若水”，不可徇私情而枉国法。但古代的执法司法者往往面临国法和私情取舍的两难选择。我国战国时期，楚国有位宰相名叫石奢。石奢为官清正廉洁，不阿权贵，不徇私情。有一天，石奢到地方巡视，路上遇到一名罪犯行凶杀人后逃跑。在追捕的过程中，他发现该罪犯竟然是他的父亲。他羞愤难当，命令属下不要再追捕了，放走了父亲。回来后，石奢命人把自己捆绑起来，请求司法部门论罪处置。楚王爱惜石奢是国家的栋梁，要宽恕他的罪行。石奢表示：“不放走父亲，就是不孝；不遵守国法，就是不忠。大王宽恕我的罪过，是大王的恩德；伏法而死，却是臣的职责。”最终石奢以身殉法，自刎而死。国法和私情的冲突往往会使执法司法者无所适从，或徇私枉法，或面对内心情感的纠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正确处理国法和人情之间的关系。要令国法成为最重要的人情，要使人情服从国法。二是要掌控好法律实施的“度”。法律以强制力为基础维护社会的秩序，建构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执法司法过程中，需要科学掌握法律实施的“度”，既不可“过”，又不能“不及”。法律实施过于刚性，会让法律受体感到规则的压迫力；法律的实施过于柔性，就不能起到以规则来治理社会的目的。因此，执法与司法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科学开展法律活动，才能达到法律的目的。三是要科学处理法律实施机构的“分”与“合”。法律实施机构的分与合，实际上讲的是法律权力根据功能的分工合作问题。在我国奴隶制封建时代，实行贵族共治制度，各种司法执法权力合为一体。春秋战国时代，权力监督思想发展完善。《管子》中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下有五横以揆其官。”[35]当时已经从理论上开始重视对官员的监督管理问题。自秦之后，各级政府开始分化出专门的监管部门，在中央设置廷尉、刑部、大理寺等机构行使执法和司法功能。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执法、司法权力与行政权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地方，最高的行政长官也是最高的执法者、司法者。在中央，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权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执法和司法的监管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正直的监管官员反受正直所累，丢官舍命之事在历史上时有记载。这启示我们，依法治国要做好法律权力的监督管理。只有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执法才会严格，司法才会公正。
[1] 《说文解字·水部》。
[2] 《管子·七法第六》。
[3] 《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
[4] 王婓弘：《治法与治道》，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第116页。
[5] 《尚书·吕刑》。
[6] 《说文解字·刀部》。
[7] 《管子·法禁第十四》。
[8] 《汉书·贾谊传》。
[9] 《管子·明法第四十六》。
[10] 《老子·第一章》。
[11] 《老子·第四十二章》。
[12] 《周易·系辞》。
[13] 《周易·系辞》。
[14] 《论语·学而第一》。
[15] 《论语·公冶长第五》。
[16] 《韩非子·主道第五》。
[17] 《黄帝四经·道法》。
[18]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
[19] 《周易·贲卦》。
[20] 《汉书·贾谊传》。
[21] 《尚书·皋陶谟》。
[22] 《尚书·大禹谟》。
[23] 《管子·枢言第十二》。
[24] 《商君书·开塞》。
[25] 《诗经·小雅》。
[26] 《礼记·中庸》。
[27] 《梁启超论诸子百家》，商务印书馆，2012，第49页。
[28] 《礼记·中庸》。
[29] 《管子·宙合第十一》。
[30] 《慎子·威德》。
[31] 参见赵兴华《立之以道 富国强兵》，《解放军理论学习》2015年第2期。
[32] 《管子·法法第十六》。
[33] 《商君书·画策》。
[34] 《礼记·中庸》。
[35] 《管子·君臣上第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