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前瞻[1]
苏联剧变是20世纪人类社会少数重大事件之一，而俄罗斯的诞生和内外政策的不断完善，对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将日益显现。加上俄罗斯是我国最重要的邻国和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学者尤其重视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有：苏联剧变的原因、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普京道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等。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具体地说，就是为中国的成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某些不足。首先，有些研究囿于陈旧观念，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去思考和分析；其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较片面，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和论证；再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有些研究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实地考察和新鲜材料，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说明问题；最后，有些文章人云亦云，缺乏理论创新。
总之，对照苏联剧变的惨痛教训，以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的研究与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最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讲话的要求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总结前一个时期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科的发展，即我们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问题和面临的紧迫课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以期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 重点问题研究的回顾
我国学者对俄罗斯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重点研究了苏联剧变的原因、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和“普京道路”这三个问题。本部分主要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一）苏联剧变原因研究
我国学者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成果颇多，观点也趋于一致。他们总的看法是，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符合恩格斯著名“合力”原则，符合苏联的实际。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形成苏联剧变“合力”的“分力”包括思想理论僵化方面的原因、苏共本身的问题、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对外扩张政策、西方的“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破坏作用等。下文对我国学者分析上述因素时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和论据作一简要介绍。
（1）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苏共教条主义、“左”的僵化的理论。苏共对马列主义长期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与时俱进，把科学的、生机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了封闭的、僵化的、脱离实际的和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教条。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遵守一成不变的“斯大林模式”，而且任何人——不论是国内还是东欧国家——都不能违背和反对。
（2）苏共本身的问题。这方面的著述较多，提出的主要根据是：①党的领导制度不健全。苏共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作保证，长期以党代政，中央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②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苏共不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忽视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没有处理好党同各民族间的关系。③苏共自身蜕变使国家失去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使苏共社会民主党化，改变了党的性质，而后又取消民主集中制，使党失去了领导地位，最终自行解散。
（3）经济因素。主要指苏联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缓慢。具体表现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中央计划调节，反对商品经济因素，把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误认为是产品经济，以数量取胜；经济结构不合理，片面强调军工、重工业的发展，而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苏联经济建设没搞好，人民生活改善的进展缓慢，还与苏联同美国搞军备竞赛有关。
（4）民族主义。这方面的分析较深刻，主要分析了大俄罗斯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俄罗斯一些人认为，在联盟国家中，俄罗斯是“供血者”，是“奶牛”，国家的一切应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而其他加盟共和国则认为，他们遭受着俄罗斯民族的剥削。
（5）对外扩张政策的原因。分析的主要方面是：①苏联同西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几十年的军备竞赛耗费巨大，抑制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使得畸形的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调整；②苏联多次对外侵略，并支持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既承担了经济重负，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③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对西方过于迁就，对东欧撒手太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扩张政策的反动”。
（6）西方的“和平演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西方对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是：政治上加强接触，促进演变；军事上保持威慑，以压促变；经济上扩大联系，以“援”诱变。
（7）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破坏作用。我国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渐变”的基础上，提倡“公开性”“民主性”，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叶利钦代表的“民主派”，是摧垮苏共和瓦解国家的急先锋。所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二）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研究
1.“休克疗法”出台的背景
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主要背景是：①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苏联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战”后，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明显。而且，从赫鲁晓夫时期到安德罗波夫时期进行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既未实现初衷，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措施而使改革“空转”，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②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了尽快达到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巩固获得的权力地位，需要迅速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及经济基础，使“改革不可逆转”。③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使俄罗斯领导人和广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加快经济改革上。④西方以“援助”为诱饵，鼓励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式。
2.采用“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的利弊得失
我国学者对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的评价分歧较大。一些学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以“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评价“休克疗法”的功过是非。首先，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俄罗斯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经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1992～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40%以上，工业生产下降了50%。这种下降幅度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1914～1917年俄国国内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下降幅度。其次，经济改革导致了综合国力大大下降。1991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60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1%和中国的1.4倍，而到1998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70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0%和中国的26.6%。最后，经济改革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严重。
另一些学者对“休克疗法”持“两分法”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给俄罗斯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主要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为普京目前的经济政治制度整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至于俄罗斯经济急剧衰退，他们认为也不应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而且认为更大程度上是“苏联模式”障碍作用的结果。
3.“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其失败的原因是：①“休克疗法”脱离俄罗斯国情。“休克疗法”采取的是一整套自由化的和货币主义的措施，它适合于如玻利维亚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适合于俄罗斯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②照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居民社会保障市场化；而俄罗斯国有经济比重大，计划程度高，社会福利多。俄罗斯没有实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③违反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经济转轨规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根据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量变过程，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俄罗斯实施激进的转轨，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反而会成为经济遭受强烈震荡和严重破坏的祸源，使改革遭受挫折，使社会付出沉重代价。④主要改革政策措施之间存在矛盾。⑤“休克疗法”的理论误区。包括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片面抑制需求，忽视增加供给；把转轨的成效建立在依赖大量外援的基础上；等等。
（三）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普京道路”研究
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2000年3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政后，在继承上届政府——普里马科夫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普京道路”。其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普京提出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其核心是国家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创造条件。俄政府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国家的作用是保护所有权，保证竞争条件平等，保证经营自由，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制定社会政策等。[3]
（2）反对重新国有化，主张完善业已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俄罗斯的私有化，一方面没有取得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普京认为，尽管私有化存在种种错误与问题，但它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他反对重新国有化，主张对已私有化的企业进行重组，完善业已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基础。
（3）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普京认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现在，要让俄罗斯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定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机制。
（4）实施合理的经济改革战略。该战略包括：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投资积极性；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发展科技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确保各种所有制发挥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取消“影子”经济；循序渐进地实现俄罗斯同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农业政策。
（5）改革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普京把让人民“过上应有的生活”作为执政的最终目标。[4]在收入分配上，俄罗斯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相对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盖达尔等人的“绝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普京道路”是“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符合俄罗斯国情，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近两三年的实践表明，它促进了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普京道路”还只是一种构想，还有待对其实施效果的观察。
二 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
依笔者一孔之见，我国学者在上述三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1.在研究苏联剧变原因时，没有突出苏联“经济上不去”这一根本原因
前文已提到，苏联剧变是由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合力”中每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非平均，其中，苏联“经济上不去”起着主导作用、基础作用。邓小平在总结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原因时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5]
由于经济没有搞好，导致了各种矛盾的激化，促成了苏联的剧变。在苏联后期，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对苏共失去了信心，民族矛盾加剧，社会矛盾加剧，最终酿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
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没有突出研究苏联剧变的经济原因，而把苏共变质、民族矛盾、西方“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破坏作用等作为重要原因来研究，这与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关。我们不能强求研究党史、研究民族等问题的学者研究经济问题。另外，还与一些学者没有充分理解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这一重要理论有关。这是今后我们应加强学习的方面。我们认真研究苏联剧变的经济原因，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符合苏联的实际，而且对我国也有现实意义。它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
2.应该以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苏联剧变原因再认识，并作为分析“休克疗法”失败原因的参考
第一，分析苏共违背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忽视市场作用，没有竞争机制，一切生产活动均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运作，分配上基本是平均主义，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缺乏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到“二战”后世界经济调整发展并趋向一体化时，这一体制不利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一面日益突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前两人对斯大林模式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摈弃这一体制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戈尔巴乔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干脆否定和摧毁整个体制，试图使苏联全盘西化，结果破坏了70年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导致了经济濒临崩溃和社会政治动乱。
第二，苏共违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方面存在的问题。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三是学习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在这些方面，苏共提供的教训同样深刻。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苏共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教条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使苏共丧失战斗力，最后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失去思想理论阵地，无法再指导人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最终抛弃马克思主义与苏共长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
俄罗斯民族文化有着许多值得弘扬的精华，但也同样有着腐朽落后的糟粕。苏联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最大的失误在于只注意弘扬其精华，而不重视剔除其糟粕，如封建专制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扩张思想、家长制、皇权主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此，而从斯大林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登峰造极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也同样与此密切相关。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导致对外国优秀文化采取排斥态度，这也是苏共的一个教训。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思想、理论、学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对苏共排斥西方文化的反动，是戈尔巴乔夫的全盘西化。这为西方和国内反对派颠覆苏联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三，苏共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超越发展阶段的种种强制做法，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人；腐败、官僚主义、搞特权，使党逐渐脱离群众；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抛弃社会主义原则，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时期我党的指导思想，对其他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国家领导集团也有借鉴意义。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违背了“三个代表”的思想。采用“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式，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使俄罗斯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经济严重衰退；没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是数典忘祖，照抄照搬西方理论；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不顾群众死活，放开物价，使相当一部分居民陷入贫困。
3.应该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苏联剧变和“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从本集团利益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苏联全盘否定，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起码我们不能否定苏联人民在70年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苏联人民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波浪式前进的，如果否定了过去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和今后的更高级的进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也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在评价“休克疗法”利弊得失和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俄罗斯国内和我国的一些学者的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休克疗法”失败，过多地归咎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为“休克疗法”开脱罪责。这也不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笔者认为，研究历史，汲取教训是对的，但不能把过错都推到祖宗身上，即使各打五十大板也不可取，因为现实因素在事件发展中总是起主导作用。俄罗斯经济衰退和“休克疗法”的失败，关键是“休克疗法”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
至于苏联时期的错误，也应以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为界，对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分析，即不要忽视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所负责任的分析。戈尔巴乔夫1985年出任苏共总书记，到1991年下台，在任5年多时间。正是在他的任期内，苏联经济出现了停滞、下降，而不是在此之前。[6]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社会动乱，而这种动乱又加重了经济危机。这种“怪圈”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所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错误对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和“休克疗法”失败所负的责任不比前一个时期轻多少。
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完全否定苏联时期的成就，就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也反对“数典忘祖”。他说，“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7]笔者认为，俄罗斯人民最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我们在分析苏联剧变、“休克疗法”以及其他俄罗斯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和尊重俄罗斯人民的认识、感情和选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4.对俄罗斯权威主义历史传承的反动，也是苏联剧变的原因和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改革方式的重要背景
前一个时期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少，今后应加强研究。同时，要注意研究俄罗斯新的“造神”倾向。
俄罗斯具有悠久的权威主义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权威主义文化积淀。这种权威主义在苏联时期被推向极致。物极必反，权威主义在苏联后期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启动激进的政治改革，是权威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倡导“民主化”“公开性”，苏共中央由原来对新闻媒体严格管制转为猛然全面放开。当时公共舆论的主要倾向是把苏联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完全等同起来而加以批驳。这种公众舆论导向与已激动起来的民众情绪结合起来，很快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倾向，完全排斥权威主义，转而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认定权威主义之下的专制、极权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心灵创伤，只有民主才能带给民众美好的未来。于是人们热衷于寻找新的理想、新的社会目标，把西方民主当作样板或灵丹妙药，似乎只有搞西方民主，国家才有出路。
苏联权威主义在经济上推向极致的表现是“斯大林模式”。
俄罗斯在政治上打倒权威主义，向往西方民主；在经济上打倒权威主义，便是打破“斯大林模式”，走向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苏联解体和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都是对俄罗斯权威主义历史传承的反动。
目前，随着普京在民众中威信的提高和支持率的上升，俄罗斯掀起了新的“造神”运动。在俄罗斯，普京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画廊的艺术展上，在墙壁悬挂的画像上，在人们穿的衣服上，甚至在学校的教科书上，普京的形象随处可见。笔者认为，俄罗斯权威主义传承走向了自己的反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在恢复权威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国一些学者把“普京道路”看得一片光明的倾向应该纠正。首先，所谓的“普京道路”还是一种尚待实施的构想，还需要一个时期的实践来检验。况且，目前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还有许多问题，安全和治安事故频频发生。其次，所谓的“普京道路”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普京个人，它是普里马科夫“第三条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所以，我国学者应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普京和“普京道路”，同时还要密切注意俄罗斯的“造神”运动，以警惕其产生的危害后果。
三 面临的紧迫课题
前面提到，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今后，我们应加强对这些薄弱环节和问题的研究。此外，我们还面临一些紧迫课题需要研究。
（一）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及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研究
俄罗斯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应密切注意它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入世谈判进展，积极准备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做好俄罗斯入世后与其发展经贸合作的准备。
俄罗斯将于2002年，最迟2005年加入世贸组织。[8]目前，俄罗斯与主要谈判伙伴谈判的是关于保护农业和某些工业部门，以及外国资本进入俄罗斯市场的问题。由于我国对俄出口农产品占有较大比重，俄罗斯对我国进入俄资本市场及对俄投资持歧视态度，我们应密切注意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就这些问题的谈判。此外，根据中俄贸易现状和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谈判准备：①贸易平衡问题的谈判。我国对俄贸易存在较大逆差，但俄罗斯认为贸易顺差并不太大，因为我国没有考虑“国际倒爷”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其数额大致在30亿美元。[9]②俄罗斯降低或取消对我国出口能源、木材及其他原材料出口关税，降低我国日用消费品、食品进口关税问题的谈判。这对我国将来大量进口俄罗斯的上述原材料及对俄出口农产品和轻工产品有利。③简化中国公民进入俄罗斯手续的谈判。这涉及我国能否增加劳务出口的问题。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将促进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同样，也将促进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充分利用俄罗斯入世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积极迎接俄罗斯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准备工作是人才的培养。我们要充分利用俄罗斯与我国谈判入世问题的机会，培养中俄贸易人才。
（二）俄罗斯“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俄罗斯历史上有过“黄祸论”和中国“扩张论”。[10]自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一些人拾人牙慧，开始使用“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断掀起反华恶浪。“中国威胁论”是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最大非经济性因素障碍，尤其影响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和投资。同时，它也严重地影响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中国人口威胁论。称中国人口过于稠密，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势必向俄罗斯人口稀少的远东地区移民和寻找新的市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构成威胁。[11]②中国经济威胁论。称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自然资源日趋减少，产品销售市场不足，科技力量相对薄弱，势必觊觎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占领俄罗斯广阔的市场。③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增长迅速，对俄罗斯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其程度超过了北约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指车臣），因而反对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④中国仍是一个“专制”国家，1969年曾侵占俄罗斯达曼斯基岛（即我国的珍宝岛），今后仍有可能侵占俄罗斯领土。
“中国威胁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现象，而且还是文化和文明现象。其产生的温床是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俄罗斯东亚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以及对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形势和地位缺乏信心。“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是极力宣传“只面向西方，只和西方在一起的那些人”。[12]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研究
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国学者已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许多成果具有较高水平。现在把它列入“面临的紧迫课题”，是由于这个问题对我国来说太重要了。目前，针对俄罗斯的某些情况，我们主要应加强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1）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强烈目的性和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始终与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经济和军事利益联系在一起，而大国思想、强国之梦为立国之本。俄罗斯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目的性，随之而来的是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俄罗斯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经历了科济列夫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外交，现在又进入了普京的“务实”外交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其“强烈目的性”的反映和实用性的表现。鉴于此，我们应密切注意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以趋利避害。
（2）俄罗斯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俄罗斯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传统，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研究。目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准备与愿意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所有国家进行合作”，宗旨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拥有与俄罗斯实力相适应的地位”。[13]国际上把俄罗斯的这种外交政策称为“务实”外交。俄罗斯采取这种外交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具体地说，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的选择，也是继承俄罗斯历史上科尔查科夫等待精神的结果。[14]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克里木战争后出任沙皇外长的科尔查科夫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对国家目前的状况有极大的现实意义。[15]同时，伊万诺夫还引用了沙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一句话，“请给我们20年外部和内部的安宁，您将不认识俄罗斯”。[16]伊万诺夫引用这句话的表面意义是前文提到的，目前俄罗斯要继承科尔查科夫的等待精神，潜台词是若干年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不是目前的样子，可能继承和发扬俄罗斯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传统。
（3）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着以它为首的独联体国家集团，有影响世界能源安全的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有世界数一数二的核打击力量，等等。因此，虽然俄罗斯经济已衰退至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水平，但其外交资源丰富，对世界政治、经济生活和军事格局仍有较大影响力，我们不能忽视。
我们研究俄罗斯外交的另外一些重要方面是：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研究，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中俄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注意研究俄罗斯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关系的发展；注意研究俄罗斯同我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四）俄罗斯文化的研究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有着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优秀遗产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包括糟粕和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观念。我们研究俄罗斯文化，首先是为了吸取其精华和先进的文化知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其次是为了更好地与俄罗斯进行文化交流，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因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最后是为了适应、防范甚至应对其文化糟粕和落后的思想观念。例如，俄罗斯民族自负和封闭心态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需要我们慢慢适应。据统计，在俄罗斯96%需要资金支持的企业中，只有3%～7%的企业愿意公开分配股权和转换所有权以得到外部资金。[17]所以，我们发展对俄投资，就不能没有耐心，需慢慢去适应俄罗斯人的封闭心态。对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等文化糟粕，我们需要防范和认真应对。
除以上四个“面临的紧迫课题”外，我们至少还应加强另外三方面问题的研究：一是普京思想的研究。从目前普京在俄罗斯的威望看，他至少要执政到下一个任期届满的2008年，其思想将影响俄罗斯一两代人。二是俄罗斯军事理论的研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降至世界二流水平，它对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三是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俄罗斯历史源远流长，并且有其独特性。我们要以史为鉴，分析俄罗斯的现状和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总之，我们要与时俱进，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扩大和深入研究俄罗斯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1] 原载于赵子祥主编《回响与先声——社会科学的世纪演进与前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65～82页，与周延丽合作。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8页。
[3] 新华社，2000年7月13日。
[4] 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4页。
[6] 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宣布苏联经济已处于“停滞”时期，我国学者也赞成这种观点。其实，1981～1985年同上一个五年相比，苏联经济有较大发展，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9%，工业产值增长了20%，农业产值增长了5.5%。
[7]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消息报》1999年12月30日。
[8] 梁业倩：《“中国是个负责任的成员”——专访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参考消息》2002年8月8日。
[9] 〔俄〕谢尔盖·爱德华：《中国提出条件》，《晨报》2002年8月16日。
[10] 〔俄〕В.Л.拉林：《20世纪初期和末期俄罗斯远东政策中的“黄祸”综合征》，马维先译，《东欧中亚研究》1986年第1期。
[11] 〔俄〕Я.亚科夫列夫：《中国是俄罗斯的头号敌人吗？》，《远东问题》2002年第6期。
[12] 〔俄〕Я.亚科夫列夫：《中国是俄罗斯的头号敌人吗？》，《远东问题》2002年第6期。
[13] 普京2002年5月22日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2日报道。
[14] 姜毅：《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
[15] 伊万诺夫：《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继承》，〔俄〕《独立报》（网络版）2001年6月15日。
[16] 伊万诺夫：《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继承》，〔俄〕《独立报》（网络版）2001年6月15日。
[17] 姜毅：《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