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
西欧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依据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之中。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生产方式，它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旨在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它于封建主义，是一种进步，是历史理性的胜利。但是，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嗜血的本性，所到之处怨声四起。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以劳动人民的巨大牺牲推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其中尤以英国最为有名。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晚期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末，其间充斥着大量“羊吃人”的悲惨故事，莫尔在《乌托邦》（1516年）中曾做过辛辣的讽刺。对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
资本主义在其幼年期，冷酷无情地计算利益，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地扩大市场，丧心病狂地追逐利润，置普罗大众于悲苦无告之境而无丝毫怜悯之心。19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展，大约一半的人口陷入贫苦境地。很多人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所得工资仅够维持生存，要么实际上像奴隶一样被囚禁在济贫院或矿井或磨坊里面，要么就饿死。[12]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城市中的穷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还不断沦为罪犯。尽管贫民窟史不绝书，但是工业革命使其成倍增加了。[13]劳动时间长，健康状况恶劣，营养不良，疾病流行，事故频发，劳动阶级的凄惨处境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即使是自由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如约翰·穆勒也对下层民众的贫苦和不幸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在今天看来，19世纪前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这种不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立足未稳。在这个世纪的前15年，法国和英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造成严重的战祸，法国的封锁和英国的反封锁措施轮番斗法，拿破仑的军人专制耗尽了法国的力量，其他各国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受到损害。1815年之后维也纳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所谓均势的“黄金”时期。但是维也纳会议试图以“正统原则”恢复被摧毁的封建王朝，以“补偿原则”来协调各君主国的利益范围。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各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和封建势力或斗争或勾结。在这“最持久的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得以蓬勃发展壮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君主专制国家才完全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取代。
第二，社会系统缺乏成熟的调控机制。每一种社会形态一旦确立，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自于社会系统内部的自调节、自平衡和自修复机制。而在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调节机制，但是新的调控系统还未形成。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犯罪、自杀、贫穷、失业和饥馑，以及日益激烈的阶级对立。原本可以有效调节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调节功能。此时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还时日尚早，所以当时的欧洲各大城市都充斥着饥寒交迫的流浪者。
第三，生产力发展不足，还不能积累起足够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首先，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集举国之力方可奏效，非个人或小团体所能企及。19世纪的自由主义坚持自由放任，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虽然适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却无力解决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慈善家和改良主义者不甘独善其身，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19世纪初，英国制造商罗伯特·欧文为了缓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通过自己在苏格兰新兰纳克的纺织厂中改善工作条件，还建立了英国全国大团结工会。此后，他远赴美国，试图建立一些小规模的乌托邦公社，其中最有名的是1825年在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公社。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梦想，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财产。但是，这些试验都因为社员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最终财力不支而失败。后来建立在傅立叶思想基础上的几个公社，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1841～1846年），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最终解散了。
其次，教育水平低下。解决社会问题除了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和国民财富积累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观念等精神资源，即公民文化积淀。虽然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都强调过教育的社会作用，但是欧洲的教育大众化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既可以缓冲失业压力，又可以促进就业，而且具有“拆除炸弹引信”的功效。因为成千上万失业的青年正处在高危险年龄，常常是社会骚乱的主要参与者，如果不进课堂，就会成为“社会炸药”。另外，教育不足还常常与社会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反观19世纪早期的欧洲教育，还是稀缺资源甚至社会特权，远离社会大众。
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早期资本主义体制无法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缓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加之技术改造的动力不足，资本家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主要不是在相对剩余价值方面下功夫，而是尽可能地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甚至不惜巧取豪夺，残酷剥削工人们的剩余价值。这种近乎残忍的剥削方式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最终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无路可退的工人阶级终于奋起抗争，却遭到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很明显，暴力只会催化更大规模的反抗，于是社会冲突逐步升级，渐趋激烈。
1848年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资本主义取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频繁的经济危机使失业人数剧增，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以自由放任为原则，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资本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改善劳工阶级的处境，因为让利于劳动阶级的做法在残酷的竞争中无异于自杀。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缺少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意识的管理和控制——这些条件是需要在生产力和社会体制、社会道德的进步中才能逐步获得的”[14]。
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无法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那么，这样的方案就一定会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形式，由它之外的政治力量提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矛盾的反应，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而出现了。[15]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学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作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思潮、运动和制度而发展壮大。在资本主义幼年期，人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了种种理论主张，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傅立叶的“和谐主义”、欧文的“理性社会”被后人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于其时代局限性，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6]。虽然这些思想被贴上“乌托邦”的标签，但是的确为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的开端，闪耀着人类改造现实的思想光辉。
社会主义最初阶段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资本主义基于道义上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也逐渐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使社会主义超越了道德批判的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剖析，他们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出发，详细考察人类社会组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整个过程，严密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从而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后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试图将马克思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所得出的具体论断应用于一切时空之中，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更是没有耐心领悟马克思深邃思想的要义，直接对准这些一时一地的论断展开异时异地的所谓实证检验，甚至把别人对马克思的误读也算到了马克思的账上。马克思在世时就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7]，言语间透漏出些许无奈和自嘲，借用海涅的话就是，“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为此多次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是发展着的理论”，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如果“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8]。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对于后世可能的误解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的。他们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改良还没有完全展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的趋势还没有显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对身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更不可能预知。加之他们研究的重心并不在美国，所以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回答“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
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论断，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认为美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已经违背了马克思的预言，因为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更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的人，常常以此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被证伪的论据之一。殊不知，这种观点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了。一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这一论断的前提。单就这句话而言，细心的读者注意一下上下文就会发现，马克思显然是指英国和德国之间，前者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撇开这句话的具体语境不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谓的资本主义越发达越可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观点，是有其历史条件的。换言之，如果得出这一理论预期的历史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那么结论自然就会不同。另一方面，笼统地说美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期，是有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至少就目前的事实来看，西欧各国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越来越像美国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认为，只有时间能告诉，美国是否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面已经落后于欧洲，或者在社会主义的衰落方面领先于欧洲。[19]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转换视角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受已有研究的束缚，对所有的史实换一种角度思考，即如果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在其刚刚兴起的阶段就走向了衰落，那么美国的现象就不是“例外”，而是同一规律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不同表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考察一下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