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闽台文学情缘
第一节 明末至晚清时期闽台文学的亲缘关系
闽台文学亲缘关系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受地理环境、族群迁移、语言传播、风俗感染等因素的影响，闽台社会逐步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从春秋末年吴国攻越开始，到战国时楚国灭越、秦置“闽中郡”、汉武灭闽越国等，闽地就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部分闽越族人在战火侵扰中迁入台湾澎湖等地，成为大多数现代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另一方面，西汉后期开始的汉民族迁徙入闽则拉开了中原文化与闽文化融合的序幕。以伴随着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而传入闽地的儒学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经由福建而在明朝末年大规模传入台湾，使闽台文化的同一性兼具了“原生态”与“教化性”的内容。闽台文学的亲缘关系既是漫长历史演变的产物，也是闽台区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表现。
一 汉民族文教制度的东移
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教育制度的关联异常紧密。早期的传统教育注重道德观念与礼仪秩序的建立，“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1]。唐五代之前，传统的基础教育以识字为主，辅之以道德、文学、礼仪、历史方面的常识。宋代之后，蒙养教材开始体现专门化的倾向而逐步向科举式教育过渡，明确了文化与仕途的关系并建立起以科举指向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同时强调了科举文章体式的规范性。[2]诗文素养作为传统文化教育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推广与提升也需要借助文教制度的传播。台湾文学从民谣、民俗故事等“原生态”向文明形态转变，汉民族文教制度的东移是关键的一环。闽台文教之间的传承、接受、互动充分体现了两者一体化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可以经由制度建构、行政关系、士人互动等层面表现出来[3]，简述如下。
明郑时代是闽台文缘关系的发生期，也是闽台文缘制度建构的草创时期。郑成功据台澎抗清之时，也对兴办台湾文教给予相当的重视。明郑政权的领导层意识到文化教育是繁荣台湾的必经之途，陈永华曾建议郑成功延请福建等地的明朝文士入台教化台民，并在台湾实施明政权的教育体制。郑成功逝世后，陈永华希望郑经延续“文教兴台”的既定方略。他说：“当速建圣庙，立学校”，“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材。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4]郑经主政期间，台湾复制了学院、府学、州学的儒学教育体系，并结合其政情需求推出了“两年三试”的科考制度，民间性质的社学、义学也在台湾兴起。明郑政权覆灭之后，台湾教育被纳入清朝的教育体制之中，福建的教育体制成为台湾文教建构的参照系，凡涉及设学建校的具体规制，均以福建的教育体制为仿效对象。台湾知府蒋毓英就文教建设事宜呈告分巡台厦兵备道周昌时称：“未尽规条，应俟题允之日，于泉州就近移查学政事宜，次第修举可耳。”[5]福建教育体制成为台湾文教制度建构的模板，还鲜明地体现在教育设施的意识形态复制之上。在效仿福建书院崇祀孔子、朱子并制定书院规训的同时，台湾学校的建筑样式和结构功能都保持了与福建学校的高度同一。清代福建各级儒学均依照“庙学合一”的制式进行功能配置，以福州府学为例，该府学中为大成殿，左右两庑，殿南为戟门，戟门之南为棂星门，另有名宦祠、乡贤祠、奎光阁、尊经阁等建筑。福州府学的建筑样式和结构功能延续到了泉州府学、漳州府学之中，而台湾府学同样复制了这种建筑规格及功能。康熙四十二年（1703）台湾县学明伦堂修建时，为了使材料合乎已有的福建文教规制，主事者涉海前往福州置办建筑材料。
闽台文教之间行政关系的正式确立晚于闽台文教间的制度移植，这与明郑据台抗清的政治格局相关。但无论属明属清，台湾文教的模板始终是汉民族的文教制度，这也决定了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移植汉民族文教制度的自然延续，以及福建台湾之间文教行政关系的确立。从宋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到清政府于1684年在台湾置府，再到1885年台湾建省的漫长时间里，台湾都归福建管辖。1885年台湾建省后，因布政、监察、军事、纳税等体系仍与福建有相当密切的行政体系关系而同受闽浙总督管辖，因此于各式文件中，台湾行省的正式名称为福建台湾省。这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自然地延伸到了教育中，无论清代主管台湾学务的官员是分巡台厦兵备道、台湾监察御史或是福建巡抚，台湾教育方面的诸项事宜多由福建地方政府具体管理。而在具体的教职方面，台湾的文教人员也多由福建指派。清代《吏部则例》规定：“台湾府学训导，并台湾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泉州府属之晋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属之龙溪、漳浦、平和、诏安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选调补。倘有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福建）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6]闽台文教之间行政隶属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闽台间科考的从属关系。台湾的乡试、会试由福建地方政府统一安排，纳入福建省科举考试系列。尽管康熙朝时有特拨给台湾的科举保障名额，但从额度分配的角度看，台湾科举仍属于福建文教的一部分。
台湾文教制度的建立和台湾文明的培育发生离不开闽台官吏、士绅的同心协力，以及闽台文教人员之间的互动。将福建教育模式移植到台湾，在办学方面业绩突出的官吏大有人在。如原任泉州知府的蒋毓英调任首任台湾知府后创府学、办社学，开风气之先；原任古田县令的陈瑸在台湾县令的任上完成了府、县儒学的殿堂配置；原任福鼎、闽县县令的胡建伟在澎湖通判任上捐建了“文石书院”；原任福建连江县令的刘良璧在台湾知府和台湾道员的任上不仅捐建了“海东书院”，还制定了为台湾许多书院所奉行的学规。在官员之外，许多福建士绅也赴台帮助建设当地的书院。乾隆二十八年（1763）福建永定贡生在淡水捐舍宅和数千亩田兴办义学，使淡水和彰化一带“教化大兴、民智大开”；乾隆十五年（1750）定居台湾的福建晋江人吴洛曾为多所书院提供经费和粮食。闽台文教人员之间的互动，主要是指台湾文教创立初期闽台文教的师承关系，以及台湾文教制度建成之后台湾文士赴闽任教的“教育反哺”。台湾文教创立初期，从事文化教育的专职人员绝大多数都来自福建。明郑治台的二十二年中福建有八百余文士入台从教，清收复台湾之后至道光年间，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淡水厅、嘉义县、彰化县各级儒学的教授、教谕、训导共有391人，除2人籍贯不详之外均为福建人士。福建文士入台从教，对台湾文教体制的创立、治学风气的形成、人文道统的传承、社会文明开化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台湾文教制度的逐步成型，台湾文化的自我造血功能日渐提升，部分台湾文士也赴闽任教。台南人刘其灼于雍正年间被选任长泰县儒学训导，后升任长汀县儒学教谕；嘉义人陈震耀在福建担任过闽清、平和等县的教谕和同安训导，道光五年（1825）监理福州鳌峰书院；台南人黄本渊曾任长汀县学教谕和福州府学教谕，于道光十四年（1834）出任福州鳌峰书院监院；淡水人陈维英于咸丰九年（1859）中举后任闽县教谕。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全台湾共有80名科第人士被派往福建任教职，足迹遍布八闽山水。
二 纪实与想象：台湾文学地理风物叙述中的认同
汉民族文教制度东移入台的过程中，无论是明郑政权还是清王朝的文人墨客，面对的都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风土地理景观。在历代王朝的台湾经验中，积累较为丰富的是驻军与行政管理，一个具体的台湾进入士人的文学叙事时，更多地要依靠建立在福建沿海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大胆想象。宋代大诗人陆游任福州决曹掾之时，写有“尝记早秋雷雨后，柁师指点说流求”的诗句。调任四川华阳后，他在《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一诗中回忆海景时有诗道：“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这是台湾进入文学叙述较早的记录，也是闽台文学亲缘关系较早的历史呈现。台湾文明开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闽台文士不断发现、叙述、建构台湾的过程，隐藏着颇有趣味的文化想象与认同立场。
明郑政权据台时，其焦点始终集中在与清廷的政治军事抗争之上，其阵营之中的文人包括郑氏父子，难有遍览全岛风土人情的机会。郑经掌控全局之后，其诗集《东壁楼集》中有写景抒情之诗《东壁楼》《题东壁楼景自叙》《东楼望》《东楼宴舞二首之一》等，还有部分山水游兴之作，如《约游得辰字》《源水看花入》《晚泊就人烟》《游水心亭》《夜渡》等。这些诗作所关注的景物虽然在台湾地理空间之内，但这些诗作却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贴近台湾地理空间的作品。“它们没有道及台湾各处山川原港和城乡居聚等地理名称，没有咏述风土民俗和民生物态，没有触及岛上的实际时事，而提及的真实时人也只有四五名而已，因而无法据以了解当时的有关实况。诗歌的命题和取材，大多数以寄情遣兴和山川风月为主，有托意而未必有实指。”[7]“暮天海角挂残霞，泛泛轻帆度日斜”（《晚泊就人烟》）分明是在写台湾海峡日暮之景，但却缺乏鲜明的台湾特色。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聚焦于台湾风土乡情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这与文教制度东移大背景中的福建文人赴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康熙中期之后，福建赴台文人已经创作了许多以台湾地理民情为题材的作品，较为著名的有陈霨的《台湾竹枝词》30首、阮蔡文的《淡水纪行诗》、蓝鼎元的《台湾近咏》10首、陈梦林的《台湾诗》和《玉山歌》、朱仕玠的《瀛涯渔唱》、郑大枢的《台湾风物咏》12首、吴玉麟的《台湾杂诗》，等等。赴台闽籍诗人的诗作对台湾的地理形貌、气候物产、乡情民风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描述。蓝鼎元10首《台湾近咏》是其中的典型。“川原灵秀开，郁勃不可闭”（其一）、“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其五）、“郡东万山里，形胜罗汉门。其内开平旷，可容数十村”（其八）、“诸罗千里县，内地一省同。万山倚天险，诸港大海通。广野浑无际，民番各喁喁。上呼下即应，往返弥月终”（其九）等诗句，描绘了台湾地理、物产、民俗等诸多情况。这种注重以写实的手法勾勒描绘特定地理空间中的民情风土的诗歌创作的价值立场，实际上深受福建诗人注重风土杂咏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康乾时代福建各地热衷于修撰地方志，为福建文人关注乡土生活细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同时，安定的时代环境使这种乡土关怀成为可能，也在客观上延续了明朝以来时兴的风土民俗诗歌创作潮流。福建文士赴台之后，面对着与内陆生活迥然相异的台湾地理风情，自然会延续并扩大这种主题的文学创作。[8]台湾的风土乡情诗歌创作，实际上可以视为福建同类题材创作的延伸。
清代台湾地理风物的文学叙事还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即“台湾赋”。有研究者统计，目前所知台湾赋共有76篇[9]，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王必昌、高拱乾等人的作品。福建德化人王必昌的《台湾赋》除详尽地描绘了台湾的地形地貌、物产风俗等区域特征之外，还强调了台湾与福建的关系。王必昌对闽台之间的关联的描绘，并不局限于物流往来，如“泉、漳数郡，资粟粒之运济；锦、盖诸州，分蔗浆之余赢”，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间本原性的地理空间同一性，这就是台湾“其山则祖龙省会”的表述。“其山则祖龙省会”是建立在地理堪舆想象之上的政治认同表述，这种强调台源于闽、闽台同宗的认知，得到了许多台湾府、县志及文学作品的认同。蒋毓英在《台湾府志》中写道：“台湾之山……其形势，则自福省之五虎门蜿蜒渡海，东至大洋中，起二山曰关同、曰白畎者，是台湾诸山脑龙处也。隐伏波涛，穿海渡洋，至台之鸡笼山，始结一脑。”[10]谢金銮等人在《续修台湾县志》中认为，“山渡海而来，则以为发源乎福州，东汩乎鼓山，示响乎五虎，见迹乎关潼、白畎，而结脑乎大鸡笼”[11]。林豪在《澎湖厅志》中承认“台湾自福州鼓山发龙，殆非无据”[12]。黄叔璥则将台发源于闽归结为一则预言：“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曰：‘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今归入版图，年数适符。熙熙攘攘，竟成乐郊矣。”[13]陈肇兴的《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诸屿，寻台山来脉处，放歌》也采用了“苍龙入海”的说法：“鼓山如龙忽昂首，兜之不住复东走。走到沧海路已穷，翻身跳入冯夷宫。之而鳞爪藏不得，散作海上青芙蓉。我从
屴来，买棹归乡里。……忽然万里川倒流。插天掉出鸡笼头，掷下五十二区神仙窟宅之瀛洲。”[14]高拱乾则在台湾的星野问题方面同样强调了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关系：“星野分属，从何而辨？然台系于闽，星野宜从闽。”[15]
当然，“台从于闽”的政治地缘认同观念，必将导向中华版图内“宣上德”的文学叙述立场，如王必昌在《台湾赋》中称：“当王化之将暨，忠孝节义已大著于人心。”对台湾地理空间的描述中同时也存在着守疆卫土的海防意识，如蓝鼎元的《台湾近咏》（其十）：“台湾虽绝岛，半壁为藩篱。沿岸六七省，口岸密相依。台安一方乐，台动天下疑。未雨不绸缪，侮予适噬脐。或云海外地，无令人民滋。有土此有人，气运不可羁。民弱盗将据，盗起番亦悲。荷兰与日本，眈眈共朵颐。王者大无外，何患此繁蚩。政教消颇僻，千年拱京师。”这都是闽台一体的中华民族群体观念在特定时代的表述方式。
三 诗中的刀锋：节义价值观的文学叙述
闽台文学的交融际会，与明末郑氏父子据台抗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节义也自然成为此一时期闽台文学的重要主题。自宋末之后，汉民族政权覆亡之际都会出现高涨的节义思潮，号召对入侵的异族武装力量进行决绝的抵抗，尤以宋、明之末最为显著。至清末，节义在家国危亡之际融入更为广阔的民族国家认同之中，同样有着激烈的文学表述。明亡清兴之际，士大夫的以死殉节可以惨烈来形容，江南一带的士大夫尤为自觉地践行所信奉的伦理价值观，倾家荡产组织义军抗清的士大夫并不罕见。围绕着以节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明末的士大夫们在充满戾气的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之中选择了方式不一的死亡，有所谓“死社稷”“死封疆”“城亡与亡”“有死无贰”“吾此心安者死耳”“以死为道”等[16]。福建作为明朝在大陆最后的疆土，此间的士大夫也不缺乏宁折不屈的死志。这种决绝的节义，伴随着郑氏父子离闽入台而在台湾广为流传。
郑成功籍贯福建南安，初以福建为根据，后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坚持抗清。郑成功始终奉朱明为正朔，其诗歌中多有直白其政治诉求的叙述。《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一诗写道：“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兵百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缟素”表明哀悼明君的遗臣身份，而“灭胡”与“不信中原不姓朱”则强调自己的志向与目标。郑成功的《复台——即东都》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诗曰：“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菇苦间关不忍离。”[17]诗中用“田横”之典突出了节义的重量，此诗与乙未割台之际施士洁的名句“逐臣不死悬双眼，再见英雄缚草鸡”一并为人称道，用诗句打造出节义的刀锋。郑经、黄道周、徐孚远、卢若腾等人的作品均属同类。
福建漳浦人黄道周在甲申之变后为抗清而复出，在隆武朝内人心不齐的情况下，于福建境内自筹兵粮进攻江西，兵败被俘，死节于南京，其就义时内穿衣服上书有“大明孤臣黄道周”字样。黄道周在抗清过程中留下许多震撼人心的诗句，如“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等。徐孚远于1651年随鲁王逃亡到福建，拉开了闽台14年抗清生涯的序幕。其居于闽台期间的诗歌同样以反清复明为主旨，《陪宁靖集王愧两斋中》云：“轩车夕过喜王孙，呼取黄衫共酒尊；入钓新鱼堪一饱，小斋明烛好深论。龙无云雨神何恃？剑落渊潭气自存。饮罢不须愁倒极，还期珍重在中原！”《春望》诗云：“春光一去不重来，日日登山望九垓；岸虎水龙俱寂寞，高皇弓剑几时回！”[18]金门人卢若腾抗清战败后受明郑政权礼遇，长期在金、厦生活。1664年卢若腾与沈佺期等东渡台湾，至澎湖时突然发病，恰值崇祯殉难忌日，因悲恸过度而亡故[19]，其一生也因此染上了浓烈的殉明之节义色彩。卢若腾的诗歌饱含欲复国而不能的悲愤之气，《金陵城》对郑成功北伐南京却功败垂成扼腕叹息：“金陵城，秦、汉以来几战争；战胜攻取有难易，未闻不假十万兵。闽南义旅今最劲，连年破虏无坚营。貔貅三万绝鲸海，直沂大江不留行：瓜步丹徒鏖战下，江南列郡并震惊；龙盘虎踞古都会，伫看开门夹道迎。一朝胡骑如云合，百战雄师涂地倾！金陵城，城下未歇酣歌声，芦苇丛中乱尸横；咫尺孝陵无人拜，人意参差天意更！单咎不能知彼己，犹是常谈老书生。”诗中“咫尺孝陵无人拜，人意参差天意更！”充满了对故明政权的依恋，以及对天意亡明的深深无奈，但卢若腾始终没有放弃强烈的恢复明政权的愿望，《乙酉仲夏舟次钱塘，邂逅田孺隽年丈，周旋数日；闻南都之变，悲而有赋，奉呈为别》诗云：“邂逅胥江足胜游，那堪忽报怒涛秋！连年国破羞青史，此日伤心易白头。半壁撑持惊再误，两京剥复望同仇。定须江左夷吾出，高展中兴第一筹！”卢若腾希望自己效忠明室的节义立场能代代传承，他在《寄门人戴某（时在台湾）》中嘱咐门生：“怜子经年别，远游良苦辛；定交多侠客，流恨托波臣！厌乱人情剧，亡胡天意新。从戎旧有约，莫待鱼书频！”[20]
与徐孚远、卢若腾等人相比，郑经的诗歌集《东壁楼集》是其在台十年（1664—1674）的生活记录，也是第一部全然以台湾为背景及题材的诗歌专著。[21]郑经在台期间的诗歌作品虽有不少山水景观的题材，但其政治角色与地位决定了“反清复明”的志节与立场，才是其诗歌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东壁楼集》自序中郑经自道：“每读书史忠孝之事，未尝不感激忠奋。”[22]“忠孝节义”成为贯穿郑经诗歌的思想主线，在其诗歌叙述中，效忠明朝的文学符号俯拾皆是。《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诗云：“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日整戈矛。”《题东宁胜境》诗云：“曾闻先圣为难语，汉国衣冠万古同。”《和康甫应天讨虏大海出师》诗云：“薄出西征驾战舟，长歌击楫济中流。国家元运今朝复，胡虏妖氛一旦收。万姓欢呼恢汉室，孤臣喜得见神州。十年遵养因时动，壮士何辞栉沐秋。”《独不见》诗云：“腥羶满中原，林木巢胡燕。天子蒙尘出，皆繇诸臣谴。壮士怀激烈，忠心在一片。义旗照天地，驿络蔽日现。徒苦诸群黎，作计良不善。胡骑一朝至，人人自为变。我今兴王师，讨罪民是唁。组练熊罴卒，遵养在东洵。企望青鸾至，年年独不见。”《悲中原未复》诗云：“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不寐》诗云：“寂寞常不寐，中夜独长吁。腥氛满天地，中原尽狼胡。政令出群小，诛戮皆无辜。万姓遭狼毒，谁能振臂呼。闻风常起舞，对月问锟铻。听潮思击楫，夜雪忆平吴。遵养待时动，组练十万夫。”[23]这些诗歌中反复阐明其“忠孝节义”立场的文学符号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奉明政权为正朔的政治立场，如王气、汉国衣冠、国家元运、神州、天子蒙尘、义旗、忠心、忠臣、义士、故国、旧京、复仇、雪耻等；二是丑化并攻击清朝阵营的价值取向，如胡虏妖氛、腥羶、胡骑、胡虏、楼兰、腥氛、狼胡、狼毒等；三是表明恢复明政权的志向，如雄图、怀激烈、兴王师、熊罴、组练十万夫等。
明郑覆亡之后，台湾收入清朝版图，但恪守前朝节义立场的文学叙事并未戛然而止。福建惠安县人江日昇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海入台，归撰《东平纪略》及《台湾外纪》十卷，记述了郑成功家族四代反清的遗事。为一个败亡的地方割据政权写史，并非单纯因为江日昇是明郑故臣的后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为抗清者的节义立场和人格风骨所感动，从而在将明郑政权覆亡归结为天命的叙事掩护之下，生动而忠实地记录了明末闽台军民的人事。江日昇在《台湾外纪·自序》中提到了自己书写《台湾外纪》的动机：“但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克守臣节，事未可泯。况有故明之裔宁靖王从容就义，五姬亦从之死；是台湾成功之踞，实为宁靖王而踞，亦蜀汉之北地王然。故就其始末，广搜辑成。诚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24]“事未可泯”者，即在于“克守臣节”“从容就义”。所以郑应发在序中点明“其书专为郑氏而作”，而除郑氏之外，“义士、忠臣、烈女、节妇，凡有所见，皆笔于书”[25]。在此意义上，“闽人说闽事”说的也是“闽人节义之事”。江日昇的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以死节为终，无论本属于闽人的黄道周、曹学佺，还是死于闽地的周之藩、傅冠、陈启泰、段应举、郭承汾，都散发着殉道节义者所特有的人格光辉。
四 结社与家族文学：闽台文学亲缘的组织表现
明末黄道周、徐孚远等人在闽台的反清活动，都有结社的色彩。台湾学者盛成认为，复社和几社对台湾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社、几社与福建关系密切，特别是南京陷落，南明政权延绵于东南沿海各省之后，其活动重心也随之南移闽台。……复社在闽之代表为黄石斋（道周），几社在闽之代表为徐闇公（孚远）”[26]。这些诗人的诗作，在此层面上也可视为结社活动的文学产物。
对台湾文学产生影响的另外一种结社的方式与“宦游”紧密相关。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面临着建设台湾的任务，随即派遣大量官员、文士来管理、教化台湾，宦游文学就是这批赴台官员和文士在台期间的自然产物。赴台的官员文士多为闽人，或至少有在福建履职的经历。康熙挑选宦台官员时的要求之一是“必须是闽省现任官员，具备一定的行政经验”[27]。清代《吏部则例》规定台湾教职人员的缺额先从福建调补，据泉州天后宫内闽台关系史博物馆内藏的《清代台湾福建籍教授教谕表》，从康熙二十六年到乾隆十一年（1687—1746）任职台湾的闽籍教职人员就有75人，台湾学者施懿琳对此表还有许多补充，因此台湾学官籍贯不属于福建的很少。[28]以康熙朝为例，闽籍宦台诗人就有蓝鼎元、陈梦林、阮蔡文、林庆旺、吴周祯、林华昌、陆登选、孙襄等人，而有在福建为官经历的宦台诗人则有陈瑸、高拱乾、齐体物、季麒光、周钟瑄、张琮、张宏等。[29]这些人对带动台湾文坛乃至台湾的发展，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陈瑸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后，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调知台湾县事，四十二年（1703）调四川提学道，四十九年（1710）奉特旨调任台湾厦门道监理学政，五十三年（1714）超擢湖南巡抚，同年又调任福建巡抚，旋即升闽浙总督，五十六年（1717）又以福建巡抚身份巡海至台，五十七年（1718）卒于闽浙总督任上。陈瑸大半履历都在闽台，且成为闽台最高行政长官，深受台湾民众拥戴。宦台官员文人初入台时，面对着陌生的人事与风土，会自然地寻觅身份相近、境遇相同的文人进行唱和酬答、联吟聚会，这种自然的身份认同及其社会化实践过程，也参与建构了台湾文学的传统。有学者指出：“此一时期主要的课题，是发展诗人社群，而非在诗艺上寻求突破。因为这个诗人社群中的传统根本有待建立，诗人团体还在成长扩大，一群人针对一个题目一件事一齐来作诗，比一个人自己捻须苦吟、以求独造，更为重要。”[30]因此，宦游者的结社，实际上是强化诗人群体身份意识的活动，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经过康、雍、乾三代入台官员文人的启蒙教化之后，乾隆年间台湾本土文人逐步占据了文坛的显要位置。[31]宦台诗文创作者也逐渐与本土诗人团体相融合，双方交流日趋热络，而这种两岸文学的交流切磋，也使得台湾文学的发育更为健康茁壮。正是在清中期，台湾文学出现了家族文学现象，宦游者逐步融入家族文学创作之中。道、咸、同时期，包括福建文人如闽县林维丞、浯江林豪、侯官杨浚等在内的大批宦台文人都是台湾竹堑地区的著名文学群体“潜园”或“北郭园”的常客，而“潜园”“北郭园”等文学团体都带有浓郁的家族亲缘色彩。台湾家族文学现象的形成，与福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家族制度是中原制度文化南播的重要内容，自晋末开始随着中原汉族移民进入福建，南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福建家族文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发展。[32]清嘉、道年间曾历任江苏、广西巡抚的长乐人梁章钜对家族诗歌史甚有研究，其《南浦诗话》探讨了福建浦城诗歌历代盛衰演变之现象。浦城有宋一代出59位诗人，而章氏家族自章德象以下就有15人之多。明末清初侯官许氏家族也是诗人辈出，最为人所知的许友在这个文学家族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在诗集方面，许友有《米友堂集》，父亲许豸有《春及堂诗》，族兄许珌有《许铁堂诗钞》，儿子许遇有《紫藤花庵诗钞》，孙子许鼎和许均分别有《少少刺集》和《玉琴书屋诗钞》。《笃叙堂诗集》收录了许氏家族里自许豸至许良臣五代七人的诗歌。《清史列传·文苑许友传》说，“闽中以诗世其家者，咸曰许氏也”。清初至清中期，福建重要的家族文学作品集还有建安郑氏家族的《垂露斋唱和集》，侯官林氏家族的《长林四世弓冶集》，长乐谢氏家族的《东岚谢氏明诗略》，长乐梁氏家族的《江田梁氏诗存》等。[33]台湾家族文学深受福建影响，明显地表现在清代台湾竹堑地区郑用锡家族的“北郭园”群体和林占梅家族的“潜园”群体。
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族有竹堑的郑用锡家族、林占梅家族，大龙峒的陈维英家族，板桥的林维源家族，嘉义的赖时辉家族等，尤以竹堑地区的郑、林为著。郑家的“北郭园”和林家的“潜园”是清代台湾著名的家族文学活动场所，它们以家族为核心，通过同乡、师生、官绅、朋侪等的聚合形成了文学团体。“北郭园”和“潜园”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家族园林，还具有乡中文人士绅的公共文学空间的意味。这种家族亲友色彩浓厚的准公共文学空间的形成，与闽籍人士互相提携同乡的乡族意识有很大关系。[34]若论及这两个文学团体主要成员的籍贯，也大都来自福建。郑用锡祖籍金门，林占梅祖籍同安，郭菁英、郭成金兄弟祖籍南安，彭培桂祖籍同安，郑祥和祖籍永春，陈浚芝、陈浚荃兄弟祖籍安溪，郑鹏云原籍永春，黄玉柱祖籍侯官。黄玉柱之子黄彦威、黄彦鸿于台湾沦陷之后，还偕子嗣归籍福建侯官县居住。作为融合了宦游、流寓、家族因素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学社团，“北郭园吟社”“潜园吟社”的主要成员间，父系亲属、姻亲、师生、官绅交往等诸种关系相互缠绕。从父系亲属的层面看，郑用锡文学家族的郑氏兄弟子侄就有郑用鉴、郑用铦、郑如松、郑如梁、郑如兰、郑景南、郑树南、郑灿南、郑以典、郑以庠等。其余重要成员中，林占梅与林汝梅是兄弟，彭培桂为彭廷选之父，郭菁英是郭成金的兄长，郑祥和为郑鹏云之父，陈浚芝和陈浚荃是兄弟，黄玉柱有两子黄彦威、黄彦鸿，张谦六是张息六的兄长。从姻亲关系层面看，林占梅之妹嫁给郑用锡次子郑如梁，林占梅与杜淑雅、蔡启运与林次湘为夫妻，郭成金娶郑用锡长女，郑兆璜的妹妹嫁给陈浚芝，郑用锡的孙子郑宣南娶黄如许的长女，郑用锡的孙子郑后斋娶林鹏宵二兄林鹏飞的女儿，郑用锡的孙子郑以文娶林鹏宵长兄林鹏云的女儿。从师生关系上看，彭培桂是林汝梅的老师，黄玉柱是郑用锡的学生，林豪是杜淑雅的老师，郑鹏云是林维丞的学生。从官绅交往的层面上看，郑用锡与淡水同知丁曰健、福建建宁总兵曾玉明、噶玛兰通判富谦、淡水厅训导郑祥和、竹堑巡检汪昱，林占梅与台湾道徐宗干、淡水同知秋曰觐、鹿港同知宜泉、淡水厅幕吴希潜、周子玉部郎等，都有吟诗酬答之交往，而竹堑地区大陆流寓文人也往往选择长居于“北郭园”和“潜园”之中，如侯官人杨浚之于“北郭园”，金门人林豪、闽县人林维丞之于“潜园”。[35]“北郭园”和“潜园”的长期兴盛，说明以家族因素为核心的文学组织形式顺应了台湾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与趋势。
从“北郭园”和“潜园”两个文学团体中，不难看出清初文教东移与闽台文学互动所结出的硕果，以及闽地文学组织、生产方式之于台湾的影响，还有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宦游文学、流寓文学、家族文学等内容的际会与融合。随着甲午硝烟弥漫，闽台文学亲缘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