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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当代闽台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与展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海峡两岸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闽台间的教育联系被迫停止。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海峡两岸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中断已久的闽台教育交流也得以恢复。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两岸的紧张关系大为缓解。随着两岸经济与社会交流的不断拓展,闽台教育关系不断深化,促进了闽台教育交流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来祖国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逐年增多。福建是祖国大陆最早招收台湾学生的省份。如设在泉州的华侨大学自从1985年率先开展对台招生以来,至2007年,已累计招收台湾学生3247人。目前,全省共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农业大学、仰恩大学等8所高校招收台湾学生,并形成包括进修生、预科生、函授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内的完整招生序列。
为进一步鼓励台湾学子来闽就读,深化闽台教育交流,福建方面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给予台湾学生诸多便利和优待,为闽台教育交流的深化创造良好氛围。台湾学生不仅可以免试进入福建高校插班就读,还可以通过教育部对港澳台侨子弟实行的“联招联考”报考福建高校,甚至可以通过单独考试,进入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中医学院学习,渠道可谓多种多样。
闽台特殊的历史渊源,使台湾学生得以迅速融入福建的学习生活。校方也在生活和学习上多方关心,让台湾学生感受到同胞的亲情和热情。如厦门大学多方筹集资金,完善教学设施,配备师资力量,扩建学生宿舍楼,添置餐厅设备,为台湾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各高校每年假期还组织各种活动,丰富台湾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台湾学生遇到困难时,福建有关方面给予极大关注。如1999年9月台湾南投发生7.6级地震后,各高校马上采取措施,对来自灾区的台湾学生提供各种帮助和慰问。
福建省在做好招收台生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两岸教育交流。据《台湾工作通讯》2007年第1期报道:“近6年来,来闽访问的台湾教育界人士已有近千批、7700多人次;福建教育系统也有近500批次、1250多人次专家学者赴台讲学、开展学术交流等活动。10多年来,福建省举办的两岸学术研讨会达100多场。与此同时,两岸大中学生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许多高校开展了闽台大学生夏令营、社会实践等活动。从2002年起,福建省连续举办了五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其中第四届在台北举行),参赛队从首届的10支增至16支,在海峡两岸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30]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逐渐朝松绑、开放的方向推进。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的福建省,近年来紧紧把握时机,积极开展对台教育交流工作,在学术交流和师生互动等方面,不断拓展闽台教育交流合作领域,构建两岸教育交流的良好平台。主要形式包括:
闽台高校的高层互访。2004年以来,泉州师范学院多次组团赴台湾高校考察,并开展合作。2007年,福建省组织11所高校的校长赴台考察。2008年,华侨大学校长赴台参加学术论坛。2009年,泉州市组织高校教育考察团赴台考察。对于福建高校的合作愿望,台湾高校积极响应。2010年3月,台湾组织21所职业院校的校长和教授来泉州考察,与福建签订了24项合作协议,硕果累累。两岸高校高层的频繁互访,进一步增进了闽台教育界的相互了解,扩大了两地教育的交流合作。
闽台高校的师生交流。2000年以来,两岸人员往来络绎不绝,各领域交流不断发展。2009年秋,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14所高校选派200名学生赴中兴大学、中洲技术学院、建国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等四所台湾高校留学,为期一年。这是大陆官方首次大规模资助高校学生赴台学习。据统计,仅2009年度,福建省就有近500人次学生赴台学习交流。2008—2010年,台湾淡江大学、东海大学、中正大学、逢甲大学等校共选派41名学生赴厦门大学学习。不少台湾学者接受福建高校礼聘,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音乐家林文乐,知名学者管中闵、郑志宏等被华侨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为进一步促进闽台高职院校的师资交流,2009年7月,福建省教育厅出台“闽台高职院校2009—2012年联合培训师资”的规划,取得良好效果。据2012年福建省教育系统统计,近6年计有近500批次、1250多人次专家学者赴台开展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活动,其中仅厦门大学就有282批741人次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讲学等,是目前大陆高校赴台人数最多的院校。[31]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也常为台湾学者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推进两岸学术交流。此外,闽台高校经常联合举办各种活动,增进两地学生的友谊。夏令营是闽台师生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1999年8月,厦门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联合举办“闽南文化研习”夏令营,来自闽台12所大学的105位学生,在闽南地区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2010年9月,台湾成功大学、泉州师范学院、厦门大学等校联合举办“台湾·闽南文学之旅”夏令营。近年来,福建方面也陆续组织“丝绸之路”“民族风情”“黄河文化寻根”“中华大地行”等夏令营活动。夏令营之外,两岸还通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运动会、辩论会、文化节,如“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两岸青年学生友谊赛(如篮球赛等)”“海峡两岸和谐文化节”“和谐之声·海峡两岸大学生校园亲情歌咏大赛”“美丽中华·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海峡两岸口译大赛”等,丰富台湾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两岸大学生在广阔的学科领域相互交流。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台教育关系发展势头很好。2010年8月,台湾当局通过“陆生三法修正案”(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专科学校法》),对大陆985高校学历予以正式承认,并有限度地开放大陆学生报考台湾高等院校。这是两岸教育关系的一大进步。但应该看到,两岸政治互信基础尚且薄弱,受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难免存在波折。台湾当局始终坚持台湾对大陆的教育政策只是其大陆政策的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教育交流问题。而且,台湾方面有人还一直担心,放开陆生赴台求学,可能冲击台湾青年的价值观,进而威胁台湾的安全;势必“稀释台湾高等教育资源”,甚至“排挤台湾学生的受教权益”,从而“威胁下一代的教育生存权”;还会降低台湾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其办学声誉;等等。[32]因此,尽管是国民党执政,也不能完全放开限制,相关政策显得很矛盾。如上述的“陆生三法修正案”对陆生赴台读书采取诸多限制,特别是不承认大陆专科学历,给两岸教育合作蒙上一层阴影。[33]总体而言,当前闽台教育交流主要是大陆方面向台湾的单向开放,请进来多,走出去少,而且层次不高,形式单一,相关制度规则不够成熟完备,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双方合作的深入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两岸教育合作有很大提升空间。
闽台高等教育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劣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的高等教育相当发达,有大专院校172所,其中有10余所大学跻身全球500强之列。台湾大学师资力量强,办学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高,比福建大学优势明显。但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导致台湾高校生源紧张,给台湾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很大威胁。而福建高校面临的困境则有:一是高等教育稍显供不应求,二是竞争力有限,三是国际化程度相对落后。可见闽台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交流与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威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这当中,政治影响是关键。两岸应共同努力,提升政治互信,为两岸教育交流制定长远规划。闽台双方都要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基本配套措施,努力推动学历互认的方式途径,深入探索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渠道,共同推动两地教育的繁荣发展。
近年来,随着两岸实现“大三通”、两岸签署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闽台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福建省作为“海西”的核心区域,充分利用闽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发挥福建省在对台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试”的作用,积极探索闽台高校教育合作交流的新模式,为海峡两岸教育交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目前,已有部分闽台院校在互相承认学分、互相开放教育资源、共同制定课程质量标准、共建科研平台、共同申请课题等方面,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2009年8月,福建省副省长陈桦率团赴台访问,宣布福建将推出10条加强闽台交流合作的措施,包括设立“两岸教育合作实验园区”。这一宏伟的规划,给未来闽台教育的交融描绘了美好的蓝图。2012年,由福建师范大学牵头,两岸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立;2013年,由厦门大学牵头,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单位协同共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挂牌成立,提出建设两岸文化教育融合平台的构想和规划;2013年7月,福建省计划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创建五个闽台修学旅游基地,将分批邀请万名台湾青年学生来闽修学旅游……这一切表明闽台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总体而言,闽台教育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前应在巩固现有成果、完善现有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实质性的合作项目,持续拓展闽台教育交流的新渠道,探索两岸教育合作的新载体、新模式、新途径,最终促成双赢,共同发展。
(本章撰稿:许莹莹)
[1] 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课编《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台湾时报发行所,1928,转引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2,第187页。
[2] 参见黄新宪《清代海峡两岸教育交融史论》,《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
[3] 参见黄新宪《清代海峡两岸教育交融史论》,《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
[4] 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123),(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17页。
[5] 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十三“周全斌金厦大战 陈永华东宁建国”,(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2,第204页。
[6] 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3),(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296页。
[7]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五“教育志·教育行政篇”,(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69,第18—23页。
[8] 刘良壁:《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十一“学校”,《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23),(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329—331页。
[9] 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3),(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299页。
[10] 周钟瑄:《诸罗县志》卷五“学校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12),(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80页。
[11] 《福建通志台湾府》,“诏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24),(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8—9页。
[12] 参见李祖基《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3] 参见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文汇出版社,1991,第211—213页。
[14] 陈淑均:《噶玛兰厅志》卷八“杂识(下)”,《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17),(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436页。
[15]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八“学校”,《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4),(台北)大通书局,1984,第361—362页。
[16] 周钟瑄:《诸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第134页。
[17] 林国平主编《文化台湾》,九州出版社,2007,第181—206页。
[18] 林仁川、黄福才:《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第229页。
[19] 参见黄新宪《清代海峡两岸教育交融史论》,《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
[20] 参见黄新宪《闽台教育结缘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以清代为中心》,《教育评论》2000年第4期。
[21]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第4册《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第1009页。
[22] 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05页。
[23] 王诗琅编《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第188页。
[24] 参见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07—308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37册《日人统治下之台湾教育》,九州出版社,2007,第229—230页。
[26] 参见黄新宪《日据时期的闽台教育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7] 黄冬富:《战后初期台北师范艺师科(1947—1963)》,(台北)《美育》第168期,2009,第79页。
[28] 在《李敖自述传奇人生:李敖回忆录》一书中,曾如是记述:“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见该书第一部分·第四章“台中(2)”,http://vip.book.sina.com.cn/chapter/240989/312266.html。
[29] 王玉国:《厦门大学与台湾光复》,《台湾建省与抗日战争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台湾建省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鹭江出版社,2008,第553页。
[30] 《闽台教育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台湾工作通讯》2007年第1期,第34页。
[31] 参见赵叶珠、郑蔚《闽台高等教育生源互动的现状与问题》,《教育与考试》2012年第1期。
[32] 参见许明、黄鸿鸿、黄艳平《闽台高等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探析》,《福建论坛》2011年第11期。
[33] 台湾“陆生三法修正案”有所谓的“三限六不”规定:大陆本科生只能就读私立学校,硕士、博士虽然可选择公立大学,但学历受承认的大陆高校只有41所(2013年增加到111所),而且限制承认医事学历;大陆学生不得报考“安全机密”相关系所、不得参加公务员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