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从1981年我国正式实施学位制度以来，到2010年，我国累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达358万，这些人才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地位的日益凸显、规模的不断扩张，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引起了社会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担心。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除了培养质量之外，还有一个系统质量也就是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质量问题。所谓宏观质量或系统质量是指研究生教育系统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或匹配性问题。这种适应性或匹配性，一方面是研究生系统的规模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是研究生教育系统的结构（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和区域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研究生教育系统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越高，研究生教育的系统质量或宏观质量就越高；反之，就越低。从研究生教育系统的规模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偿性增长，2011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达到了1644991人。总体来看，这一在校生规模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问题是这160多万的在校生规模的结构并不合理，如从博士生来看，学术型博士生的比例为98.16%，专业学位博士生的比例只有1.84%；从硕士生来看，学术型硕士生比例为75.76%，专业学位比例仅24.24%。这就难以满足我国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职业型、应用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从区域的分布来看，2011年我国学术型研究生在西北地区仅占8.40%，西南地区也只有10.28%，专业学位研究生西北也只有8.16%，西南有10.33%。而这种规模在各省份的分布又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就导致相关省份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模、类型、专业等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进而使我们整个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区域结构产生问题。

虽然学界普遍认识到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不尽合理，但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合理与否的判据是什么？这是目前困扰学界的重要理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传毅博士就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合理的标准及我国研究生区域结构现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于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大量的数据分析，提出了判断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合理的三条“原则标准”，即“区域结构内部协调”“区域结构外部协调”和“区域功能发挥态势良好”。根据以上三条“原则标准”，作者又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判断标准——研究生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指数及判断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内部协调的静态警戒线和动态警戒线，从而为国家宏观调控研究生教育的布局提供可资参考的标准；从各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判断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外部协调的标准，从而为不同省份如何调控自身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布局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优劣最终还看其区域功能的发挥，作者又从区域功能发挥（本地居民在本地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的人数、生源地与就学地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程度）和改善区域人才供需矛盾的视角（毕业生迁移流向）构建了相关的判断标准，进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解决区域人才供给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最后作者利用大量的数据就以上三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虽然以上三个方面的标准本身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敢于做出大胆的尝试是值得鼓励的，而且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虽然关于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不在少数，但研究判断区域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问题尚不多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省级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统筹将体现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重心也越来越落实到省级政府和培养单位的身上。判断一个省份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的高低，就要看其规模和结构是否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王传毅博士的这篇论文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的优秀之作，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欣闻王传毅博士的论文即将出版，特写上数语，是为序。

袁本涛

二○一三年元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