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乡村研究的两条主线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中国乡村研究有两条主线，即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二者历来都是把乡村研究当作主攻方向或者说主要的研究课题。

从早期中国社会学本土研究来看，从吴文藻先生的学生开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费孝通教授，他的学术成就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研究中产生出来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云南大学做教学研究以后长达八年的时间，研究成果包括禄村研究、云南三村。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大学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把一些学科搬到城东，城东有一个地方叫“魁阁”，费孝通教授领导的社会学研究室就在魁阁上，后来费老在魁阁写出的《江村经济》成了世界的社会学名著。那时候的一批社会学家，像晏阳初，不仅仅把乡村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还在农村推动平民教育和行动教育；再如，梁漱溟先生在山东乡村推进平民教育，李景汉教授从华北农村切入做定性调查，包括清华大学的陈达教授，领导当时的清华大学中国国情调查所，研究对象也主要在乡村；华西大学的李安达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做华西乡村的婚姻状况的调查；还有林耀华、田汝康这批教授成熟的研究成果都是从乡村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聚焦点、立足点和视角必须从乡村出发。

另外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研究传统。从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乡村调查研究成果；1930～1931年，在中央根据地江西寻乌和福建上杭分别做过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后来到了延安时期，像张闻天做杨家沟调查，包括孙冶方、薛暮桥在无锡做乡村研究。

看看中国的近代社会学史，几乎没有不做乡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所以说乡村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一项传统，这个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了。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社会学、政治学要补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找到了费孝通，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此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工作正式开始。乡村研究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研究的一个主战场，典型的有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实际上就是提出要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今天我们看村村点火、到处冒烟，搞乡村工业化可能不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但是把眼光放到当时来看，这一提议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而且社会学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就和实际结合，在实际过程中得到应用。在那个阶段，陆学艺教授主要研究农村经济，研究大包干，包括安徽肥西的小井庄，都是他在那个时候做的。后来到了1986年，陆学艺教授调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1987年主持社会学所工作，以社会学的视角开始研究农村的社会转型、社会变化。关于农村社会分层，在《中国社会学年鉴》中，陆学艺教授最早将农村的社会结构分为八个阶层。如今，大家熟知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这些词，都是在那一时期开始传播的。那个时期社会学研究者的乡村研究成果还包括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长期在浙北农村作调查，80年代末发表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专著，2010年获得首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奖励，现在他关于农村方面的研究已经建了数据库，2011年夏天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正式发布。张乐天教授的乡村调研资料一直追踪到土改时期的地契，是对历史的一个非常翔实的记录。华中农业大学贺雪峰带领着乡村研究的另一个团队，河北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的李昌平，在乡村研究领域都是比较活跃的。

再看陆学艺教授主持的百村调查，这支调查研究团队已经有数百人之多，可见，乡村研究始终是社会学的一个主题。乡村研究涵盖什么？包括留守儿童问题、土地问题等方方面面。这30年来，乡村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方法从原来的田野调查到如今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再加上长期观察性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之多。在网上检索这30多年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成果比重占得最大的也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只要做社会学，永远不能回避的一个视角就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在乡村研究方面最容易出成果，也最容易和国际社会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试验场，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对乡村转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必将有所获。而安徽作为中部的农业大省，对安徽乡村的研究有它独特的优势和有利的条件。从30多年的变革来看，从小岗村开始的安徽在乡村转型里的发生的这些变革，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讨的课题，这都是容易出成果的地方，也是非常容易破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