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张凯 郭远远 姜祖桢[1]
一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经典理论回顾
人类社会是一个变动体，其社会成员都会在其生活空间、社会职业、社会角色及地位等方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快。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郑杭生，1999）。社会流动可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等类型。人们通常将上述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作为个人行为的社会流动不仅可以促进个人素质的提高、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其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也会影响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社会运行状态。本文所指的流动是：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一种非农取向的职业流动，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从传统到现代就意味着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农民转化为市民是二元结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向一元现代化的普遍现象和必经之路。经济体制转轨为农村劳动力打破土地和身份制度的束缚、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与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和低效益性，加之中国自古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都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从党中央到农民自身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西方学者从各自学科视野出发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唐纳德·博格（Donald Bouge）等人提出了“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是来自流出地的“推力”和来自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传统的乡村经济部门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传统部门使用的是非再生产性资本，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工资标准由生产水平决定。现代部门使用的是再生产性资本，人均产出高于传统部门，工资标准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有关。在可利用的资本配合下，通过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不能产生工业增长。迈克尔·P.托达罗（Michael P.Todaro）提出预期收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主要是指城乡人口流动）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由于城乡就业机会不同带来的实际工资差异；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的概率。这两个变量决定了流动人口在城镇中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差异越大，人口流动的动力就越强，流动人口规模就越大。W.舒尔茨（W.Suchltz）、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人们将根据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来考虑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增减为基本假设，通过增加在个人身上教育、培训来提高未来的货币收入和心理收入。上述经济学家以“经济人”假设出发，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动机和原因。
以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特别是职业选择进行了研究。网络分析认为社会个体或群体（乃至社区）的存在是社会互动所形成的纽带关系，社会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是社会网络本身，而其中关系强度的大小既决定了个体在具体社会生活中的行动及意义，也决定了其获得社会信息和资源的有效性。新经济社会学对后来的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资本分析与网络分析相似之处在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社会资本在分布上存在非均衡性，指的是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位置上的存量不同，使得社会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存在着差异性，从而使其行动受到的制约不同。
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继理性选择之后一种新的解释范式。社会资本是一个多学科、多视角的概念，自产生以来迅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争论，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条道路”，但至今学术界对社会资本仍未形成一致性的定义。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格伦·洛里于1977年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力学理论》一文中使用，说明城市中心区处于不利地位的黑人孩子与其他孩子在拥有社区和社会资源上的差别（Glen. Loury，1977）。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题目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正式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领域，他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用社会资本的功能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得有些目的有可能实现，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真正使用社会资本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他与同事花费近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研究，于1993年写了《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一书。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网络和规范，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根据其研究对象对社会资本进行了不同的界定。
鉴于上述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实质是由社会关系网络和能够给个体带来收益的制度资源所组成。由于研究需要，本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从或多或少被制度化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中可能获得的资源。
三 社会资本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双重效应
中国是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关系本位社会。由于对血缘和家庭的强调，形成了以血缘、亲缘、地缘等自然因素为纽带的私人性、封闭性、道德性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乡土社会代表的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无疑是以“三缘”为基础而展开的关系网络，其特点是同质性、封闭性、先赋性，其展开范围有限，仅限于熟人社会，排斥陌生人。这种传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双重效应。
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赖于有血缘、亲缘、地缘等私人性、亲密性关系的纽带，通过亲戚、同乡、朋友等非正式社会关系外出工作。一项调查表明，80%以上的农民外出是通过亲戚带出或介绍的，而不是通过政府、市场和大众传媒等（“外来女劳工”课题组，1995）。此外，有75.6%的人是以自组织的形式外出的，相比之下，有组织的外出只占13.6%，无组织的外出只占6.9%（“农村劳动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
此外，农民通过这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获得就业信息、工作经验和技能等。这些信息是政府、中介机构、大众传媒所无法传递或无法使流动者深信不疑的（朱国宏，1999）。一项调查表明，通过亲缘等非正式渠道获得外出流动信息的人占被访者总数的76.3%（陈阿江，1997）。这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流动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支援保护体系。如帮助初次外出的农民工提供食宿、找工作、传授工作经验和技能、给予生活上的关系和保护等。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行动者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行为者一般不会使用他不熟悉的方式利用资源，尽管这种方式可能收获很大。农民自身所拥有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关系可以降低其流动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在流动过程中，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增长技能和经验，拓宽视野，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强与市民的联系，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转换速度，使社会结构刚性弱化、弹性增强。
农民这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给其流动和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马克·格兰诺维特将人际关系划分为紧密而强烈的强关系（亲戚、朋友、同事等）和松散的弱关系（一般性熟人）。在一个分层体系中，处于相同社会地位、阶层、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人们在信息、机会、资源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他们之间往往形成强关系，强关系中人们之间很难获取有价值和可利用的信息和资源。而不同社会地位、阶层的人们在信息、资源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他们之间往往形成弱关系，弱关系中人们更容易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正如社会学家波茨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他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群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和用规范消除差异。中国农民受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基础是血缘、亲缘、地缘，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封闭性，网络内部的交往和发展限制了团体内部与外部信息和资源方面的交流，阻碍了外部信息和资源的流入，不利于网络内部个人的进一步发展和向上流动，不利于农民市民化的转变，难以与社会时代进步保持同步。
此外，由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会在某些方面给农民造成危害。先赋性网络关系中的人际信任不是用信息本身的真假及双方交往的次数来判断，而是接受信息的人根据自己与对方是否具有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来判断，人际信任取决于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缺乏契约性和法治性。于是，外出流动务工人员被同乡“杀熟”、欺骗的现象屡见不鲜。非法聚众传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多数被“吸引”来的都是朋友、同乡、同学等熟人。
面对传统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流动和自身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应当为农民工积累更多的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创造条件。农民工自身要在流动和工作过程中提高文化素质、技能、经验，尽快融入城市社区，加快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同时，应当建立更多的民间志愿组织，它是连接家庭和社会的中间组织，可以使人们突破狭隘的家族意识，培养人们社会参与意识，融入社会。政府应当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建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介组织机构，发挥其传递信息的功能；为农民工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刘斌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朱国宏：《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周运清、刘莫鲜：《社会资本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负面效应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 张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管理系助教；郭远远，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警察管理系管理学教研室助教；姜祖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