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散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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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部多线索的散文化小说

《最初的体验》由45个长短不一的散文体片断组成,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统摄所有这些片断的总标题。“最初的体验”这一标题,是11卷本《帕斯捷尔纳克全集》编者所加的。整部作品译成中文共约10万字,其中最长的片断有1万字,最短的仅几百字,它的整个结构布局显然不像通常的叙事体作品那样剪裁精当,章节工整,篇幅均衡。各片断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有些片断同其他片断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仿佛是一些独立的小故事,或插进作品的一幅场景素描,或一篇抒情性文字。这些“零散的片断”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虽然较小,但它们的存在和嵌入,却使45个片断似乎以一种间断性、非连续性的形式呈现,这就使读者有可能怀疑它们是不是构成了一部统一的作品。就连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当年聆听他本人朗读过这些片断的戏剧学家谢·杜雷林也说:“它们好像是安德烈·别雷未写完的《交响曲》的一些碎片。”[1]

不过,如果我们逐一阅读和认真梳理这些片断,便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就是一部叙事体散文作品的各个章节。联系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所言“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2],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具备了小说的这些基本要素。在《最初的体验》中,主人公、年轻的艺术家列里克维米尼的故事,包括叙述者“我”在内的主人公周围几个人物的故事,以及与主人公无直接关系的若干“别人的故事”等,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框架,其中包含着种种冲突、事件和插曲。在情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作品经由不同的叙事方式勾画出列里克维米尼等人物的性格特征,伴以场景呈现和直抒胸臆,完成了不同人物的形象塑造。关于这些人物存在与活动的时空背景的描写,则是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十年间莫斯科这座城市为原点,辐射市郊及俄罗斯外省乡村,交替出现原野、河流、森林、铁路和海湾等处的四季景色变换,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和情调。这就使这部作品拥有了小说所应有的基本成分。由此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部以列里克维米尼为中心人物、共有45节的小说遗稿。

然而,《最初的体验》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背景呈现又不同于通常的小说。从情节结构上看,它既不是传统“流浪汉小说”的线形模式,也不是集中讲述某一事件之始末的“块状结构”,而是一种多层次、多线索的结构形式。各层次的内容和所用篇幅,如下表所示:

音乐家列里克维米尼是约略贯穿作品始终的主人公形象;画家、叙述者“我”(先后以“萨利耶里”和“科伊诺尼耶维奇”两个不同的名字出现)是列里克维米尼的同学和朋友;作曲家舍斯季克雷洛夫[3]则是和列里克维米尼的身份、气质相近并有交往的人物。关于列里克维米尼的故事,从列里克维米尼、“我”和舍斯季克雷洛夫等人的视角展开的叙事、景物描写或抒情性议论,共为34节,形成作品的第一结构层次。其中,与列里克维米尼相关的叙事,从他的角度进行的描写和感慨抒发,是这一层次的(也是整个作品的)主线;从“我”、舍斯季克雷洛夫和列里克维米尼的另一朋友亚历山大(萨沙)·马其顿斯基的视角展开的描述和议论,则构成第一层次的副线。

形成作品第二结构层次的,是与列里克维米尼没有直接关联的“别人的故事”,其中包括康德哲学信徒卡纳多维奇、戏剧演员布拉法尔、讲故事人塔尔奥尼、艺术家卡列耶夫、思想者苏格罗布斯基等“现实中人”的故事,共7节。这一层次中的这些故事,没有形成纵向的发展线索,只是以若干板块的形式存在。

第三结构层次的状况与此相似,它是由一些传说、寓言、轶事等构成的,只有4节,包含两兄弟的故事、狂热修士和他的硬脂大蜡烛的故事、西蒙和登士敦人的故事、安里和茜叶的故事、上帝和一个外国来客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同样以若干板块的形式存在,未形成纵向演进的情节线索。

三个层次所含多寡不一的小节(片断),在作品中的出现是彼此交错而没有一定规律的,例如,在作家讲了一段列里克维米尼的故事之后,往往会突然放下这位主人公,转而去讲述现实之中“别人的故事”,或者是非现实中的某一传说、寓言或轶事等,然后再回到列里克维米尼。在讲述舍斯季克雷洛夫的故事,或是从叙述者“我”的角度展开描写、进行叙事时,情况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在情节和内容上没有直接联系的小节(片断)似乎是随意性地交叉出现,造成了整部作品缺乏情节上的连贯性,使之成为一部“散文化”小说。

《最初的体验》的“散文化”特色,还体现在叙事进程打破了正常的时空次序,故事性淡化。列里克维米尼虽然是作品的主人公,但是,在构成小说第一结构层次主线的所有20多个小节中,关于他的、真正含有人物行动和事件的故事,事实上只占一半,另一半则全部是展现他的思考、感受、印象和回忆。而且,这前一半具有情节性的若干小故事,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十分松散,未能形成一个首尾贯通、层次分明、进展有序的大故事。例如,作品开篇写列里克维米尼某日黄昏突然扑倒在莫斯科落满树叶的人行道上,被一群路过的大学生扶起,这一情节与后来他和波利卡之间的爱情场面,孰先孰后,有何联系,作家并未做任何交代;小说在写到“列里克维米尼之死”后,竟然又叙述起他忆及六年前和另一个“她”度过新年晚会的情景;至于他的写作、交往、出游和联想,究竟发生于何时,就更分不清时间上的先后了。从列里克维米尼的角度所展开的景色描写、对往事的回忆和抒情气息浓郁的议论,不仅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时间次序,而且以其“无序”的插入而进一步淡化了作品的情节。

在小说第一结构层次的副线上,所有的描述虽然都和列里克维米尼有程度不同的关联,却也未能构成有序演进的脉络和前后相连的情节;不同场景的出现常常缺乏逻辑联系,彼此叠加或渗透,现实与记忆、联想、幻境等互相混合。作品从画家“我”的角度展开的叙写,包含“我”所看到的城市、街道和川流不息的行人,“我”接到来信之后跑到晚霞中的街道上所感受到的宁静和忧郁,“我”关于艺术与自然之关系的思考,“我”在睡醒之后关于人、思想、梦和上帝的沉思;“我”所目睹的冬季烟雾中令人费解的城市和黄昏时分忙乱的事务所大楼,“我”向设想中的“你”描述的傍晚时分的海港城市红褐色的大街,“我”所注目的暮色中被雪花填满的城市和晚归的人们,以及列兹沃普列亚索夫家族的年轻而难成气候的继承人,等等。这一个个片断所展开的情节,彼此之间也缺乏衔接,更不能前后贯通。与此相类似,作品中呈现的作曲家舍斯季克雷洛夫所观察到的覆盖着积雪的原野的景色,他关于创造力、生活与等待,关于自己早年爱的意识萌生的记忆,关于产生艺术的若干因素和“无生命的事物”的思绪,还有萨沙·马其顿斯基在海边的见闻,等等,不仅彼此之间没有连贯性,其本身也带有某种意识流的特点。然而,由于“我”和萨沙·马其顿斯基都是列里克维米尼的同学或朋友,舍斯季克雷洛夫在年龄和身份上也和列里克维米尼相似,因此从他们的视角所展开的叙述、描写和议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语气氛围上看,都似乎构成了与列里克维米尼的故事相近的另一条情节线索。这样,小说第一结构层次上的这条副线,便成为对“主线”的一种衬托和必要补充。

作品第二、第三结构层次上的所有那些“别人的故事”、传说和轶事等,都是彼此独立的,更没有形成连缀、贯通的情节线索。不过,这些故事虽然和第一层次上的人物命运之间大都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却往往与之形成某种映衬、对照或烘托的关系。如第二层次上讲述的卡纳多维奇和小酒馆老板女儿之间的交往,便同列里克维米尼和波利卡之间的爱情故事形成对比;布拉法尔在剧院演出根据中世纪传说“哈梅尔恩的捕鼠者”改编的剧作,其实是为作品第一结构层次上几位艺术家关于戏剧及一般艺术品形成要素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参照;关于塔尔奥尼准备讲故事、而“故事已经开始”的描述,仿佛成为列里克维米尼和“我”同为故事讲述者和故事中人的一幅写照;艺术家卡列耶夫先是承受着肋骨的疼痛,在黑暗中走进剧院,继而又似乎在睡梦中踏着积雪行走、心脏病发作的情节,则可视为“列里克维米尼之死”片断的补充和展开;两个中学生和“思想者”苏格罗布斯基的故事,似乎是作家关于自己少年时代一段经历的回忆,并从少年观察师长的角度映现出19世纪晚期俄国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情绪特征。这样看来,处于第二层次的现实之中“别人的故事”,又具有为第一层次上的故事提供某种背景的意义。

第三层次上插入作品的那些传说和轶事,有的大约只是作家从不同角度获取的某些深刻印象的记录,如“两兄弟长得犹如一块浮雕宝石的两个侧面”的故事,彼得和亨利的对话;有的是带有寓言和童话性质的小故事,或者是关于梦境的书写,如一个老农奴讲的狂热修士和他的硬脂大蜡烛的故事,一个骑士的故事,上帝和一个外国来客的故事,等等。只有关于西蒙和登士敦人、安里和茜叶的处于“三角关系”框架中的故事,涉及爱情、背弃和失恋,可以视为从不同侧面对列里克维米尼的情感历程的一种映现,因而和作品的第一层次有了间接的联系。

这部“散文化”小说的叙述视角也是转换不定的。在作品的第一结构层次上,画家“我”如果作为故事主体出现或者是在场人物时,也就同时作为叙述者存在,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展开叙事;当“我”不是在场人物,而是由列里克维米尼、舍斯季克雷洛夫或马其顿斯基作为故事主体时,那么“我”或者依然作为叙述者存在,仍旧进行第一人称叙事,或者隐匿不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在作品第一结构层次上的全部34节中,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小节大约占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情节淡化、以第一人称展开景色描写或抒情性议论为主的小节中,很难分清其主体究竟是画家“我”还是音乐家列里克维米尼。或许作者有意模糊了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界限,为的是能够自由地通过这两个人物同样表现创作主体的意识与情感。

在作品的第二、第三结构层次上,“我”一律不作为故事主体或在场人物出现,这时候作品所采用的也一律是第三人称叙事。作品借助于叙述视角的转换,透过不同人物的眼光和思维的“滤镜”看待世界,不仅突出了被关注、被摄取、被感受的图景中所包含的不同观察者的主观干预,使列里克维米尼、“我”和舍斯季克雷洛夫等不同人物的意识杂然并呈,同时也体现出每一视角主体情感和思维的独特性。

《最初的体验》的“散文化”特色,决定了其中的所有人物都没有任何相对完整的性格发展史,每一形象都呈现出未完成性,人物塑造具有印象主义特色。作家似乎只是对包括艺术家列里克维米尼、舍斯季克雷洛夫和“我”在内的各色人等做了一种粗线条的勾画,仅仅提供了关于这些形象的一幅幅模糊、闪烁、捉摸不定的轮廓。作品的背景,尽管显示出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莫斯科为中心,以市郊及俄罗斯外省自然风光为环衬的时空特征,却缺乏鲜明的当代性。无论是俄国社会活动家们在那一风起云涌、酝酿变革的大时代为推动本民族的发展所进行的奋斗和努力,无论是未来主义者特别敏感的工业文明的高速度、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他们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反叛精神,也无论是俄国象征主义者强烈感染到的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先驱弗·索洛维约夫的启示录情绪,即那种充满朦胧而紧张的期待、企盼和预感的时代气氛,都没有在《最初的体验》中得到呈露。显然,这是一部似乎有意疏离当代现实的作品。

[1] Пастернак Е. В., Фейнберг 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исе Пастернак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ово»,1993. С.56.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

[3] 作品在有这一人物出场时,绝大多数场合都使用“舍斯季克雷洛夫”(Шестикрылов)这一姓氏,仅在第11节中使用了“舍斯托克雷洛夫”(Шестокрылов)的姓氏。从整个作品内容来看,这应当是同一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