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同充满歧义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一样，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后现代哲学所讲的“后现代”（postmodern）主要不是指“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
根据后现代思想家的看法，“时代化”（periodization）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时代》中所指出的那样，现时代将自己规定为最近的时代，然而它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代。因此，“现代”一词是在缺乏更加确定的描述时作为“场所维持者”（placeholder）而起作用的。任何不把自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时代都不会接受它的时代化。能够去勾画一个时代的特征，意味着该时代已经被超越了。超越的时代的特征，似乎尚未确定，因而显然本身不是一个时代。时代总是过去了的，现在是不能将自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
现代主义在时代问题上的一个元信仰就是：假定时代是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前后一致的整体。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主义这一元信仰进行了挑战。
“后现代”在现代思想家那里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反现代的态度。
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曾经指出：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an era），而更应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其结果，与其说寻求将‘现代’从‘前现代’或‘后现代’中辨别出来，不如试着找出现代性的态度自从形成以来是如何发现自己与‘反现代性’态度斗争的”[5]。D．C．霍埃曾不无风趣地指出，如果现代主义者指责后现代主义者本身正在涉及时代化，那后现代主义者可以回答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讲话对象是现代主义者。霍埃还认为，作为一种反现代的态度，“后现代”与“前现代”（premodern）的区别是，后者是怀乡的，而前者则是摈弃乡愁的。
在“后现代”问题上之所以出现许许多多理解上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仍然站在“时代化”的角度，对“后现代”作了现代主义的理解。这一点看一看《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就清楚了。按照《牛津英语词典》1982年增补版的界定，“后现代”（post-modern）指继被叫作现代的东西之后，或在时间上后于“现代”。
显然这种理解仍然是现代主义的理解。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后现代”一词不是总被理解为“继‘现代’之后或后于‘现代’的”，它还可以指与“‘现代’同时代的，或者像利奥塔所写的那样，‘先于’现代。”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布洛赫在上面所说的有些人并没有与他人一道生活在“同样的时代”那番耐人寻味的话了，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则比布洛赫更明确得多。霍埃就曾谈到：“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6]
这样，我们同时也就明白了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为后现代主义所下的近乎悖论性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而这状态是持续不断的”[7]。这一界定之所以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盖缘于人们仅仅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历史时期”，而不是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知识型”（福柯语）。而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的反传统、反权威精神，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灵魂。
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澄清人们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的疑惑，而且还有助于我们透过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理论纷争，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分支众多、思想庞杂的哲学思潮。
那么，后现代主义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呢？
美国学者R．E．帕尔默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要知道是什么游戏，只需知道参加游戏的人的名字就够了。”因此，我们还是先从弄清这一思潮都有哪些弄潮儿入手吧。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尼采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转折点处的人物”。他的遗产被两个相反但也相互依存的营垒继承着。其中一个追求一种更加怀疑和准科学的理解，另一个寻求一种对本体论或准本体论的颠覆，前一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巴塔耶、拉康和福柯；后一阵营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8]客观地讲，哈贝马斯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但硬要树立两个阵营把人分别往两边拉则未必妥当。将哈贝马斯的描述与席沃尔曼、哈桑和费瑟斯通等人的描述结合起来，后现代哲学游戏的主要参加人是谁就清楚了。他们是：作为先驱者的尼采（Nietzsche）、巴塔耶（G．Bataille）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作为理论中坚的利奥塔（J—F．Lyotard）、德利兹、拉康（J．Lacan）、博德里拉（Baudrillard）、列维那（E．Levinas）、福柯（M．Foucault）、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德里达（J．Derrida）、罗蒂（R．Rorty）、柯布（J．Cobb）、格里芬（D．Gritfin）、斯普瑞特奈克（C．Spretnack）、霍伊（D．Hoy）和瓦蒂莫（G．Vattimo）等，不可不谓人才济济。
这些思想家的研究视野并非是一致的，其研究方法和著述风格也各有千秋。他们从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在本书以下各章中所讲的“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非哲学”等思潮中分别唱着主角。
让这些哲学家走到一起来的是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后现代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借用美国学者B．G．常的一个比喻，我想形象地称之为“流浪者的思维”。因为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线的过程。而后现代思维恰恰是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儿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9]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因此，要谈后现代哲学的特征，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分歧中入手，因为只有在彼此的冲突中，对立双方的特征才能极大地凸现出来。
根据《后现代主义与大陆哲学》一书的编者H．J．席沃尔曼的考察，“哲学中的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培根、伽利略、笛卡儿身上，指与古代的和中世纪哲学传统的决裂。[10]
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是以下列观念为发端的：人是自然的解释者（培根）；或人是宇宙的观察者（伽利略）；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主体（自我）能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它诉诸于一种精确的方法，而不是权威。现代主义在康德那里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它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结合起来。这样哲学中的现代主义便具有了超验的和经验的两个方面。超验的方面通过理性的工具提供经验多样性的统一，“我思”确立知觉的限度。伴随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协作（同一），现代主义哲学的基础被牢固地奠定了。在此基础上，现代主义哲学家形成了一种主体性的观念，该观念不仅是逃避的场所，而且也是所有知识的条件。笛卡儿、黑格尔和胡塞尔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流派，但在以主体性概念为基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正是主体性概念使关于意识的理论成为可能。因此他们的哲学总体上都属于现代主义哲学。
对于现代主义哲学来说，达致它的基础的唯一方式是将自己从外在的世界中抽象出来。塔斯基和罗素就曾寻求提供一种不受自然语言沾染的描述理论。也就是说，现代主义通过坚信一种超验的不容置疑的事物观和一种元语言而确立了自己。通过这种事物观，多样性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
席沃尔曼的扫描基本上抓住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用席沃尔曼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划界”（delimit）。席沃尔曼认为，“后现代主义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它运作于现代主义的“局限处”，并强调“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的霸权”。他说：“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一句话，“后现代主义是破碎的、非连续的、散播的，反之，现代主义则是肯定的、中心的、连续的和统一的”[11]。在J．W．墨菲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反二元论的。简言之，不再假定有一个绝对支点可以用来使真理和秩序合法化”。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人类的行为或历史必须自行证明是正当的，因为人们不再认为现实可能有公认的基础”。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写道，他使用“现代”一词指那些明显地乞求于某种“巨型叙述”（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和主体解放理论），并通过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理论。例如，在叙述者和聆听者之间，一个具有真理价值的命题陈述，要通过共识规则（rule of consensus）才能被接受，也就是说理性心灵之间要获得一致的认可。而“后现代”则被他界定为对“巨型叙述”和“元叙述”的怀疑和否定。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下，“伟大的航行，伟大的目标”通通消失了。[12]人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而迷恋于知识局限、断裂、悖论和非稳定性。“后现代知识不仅仅是权威手中的运作工具；它提炼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加我们容忍不可公度性事物的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式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者的谬误推理。”C．阿尔蒂雷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接受辩证法的两个方面：否定和增补，认为现代主义者对综合和总体性的要求在我们时代是“完全不可取的”。R．H．麦金尼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13]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据此，他将非理性主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利奥塔也曾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的发生相适应的”。A．威尔默也曾谈到类似的思想：“后现代主义的轮廓至今仍不清楚，但其中心经历——理性的死亡似乎宣告了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并认为后现代时代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14]
与对理性的批判缠扭在一起的，是对“自主的理性主体”的批判。
按照《后哲学》一书的编者的说法，后现代哲学家提醒人们，现在该是认真汲取达尔文和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教训的时刻了。也就是说，“否认无意识对意识的影响，否认前概念和非概念在概念中的作用，否认非理性的东西——经济欲望、权力意志存在于理性的核心，已不再成为可能”[15]。同样，忽视“意识结构”的内在的社会特征，忽视思想范畴的历史和文化的可变性也不再成为可能。事实一再表明，“心灵”如果与“肉体”相对立，“心灵”肯定将被误解。理论如果与实践相对立，下场也是这样。因为知识的主体本质上是具体的，是实践地投入于世间的。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和道德的主体被明确地非中心化了。与之相联系的理性概念也不可挽回地被非崇高化了。主体性和意向性并非某种先于生活形式和语言系统而存在的东西，而仅仅是生活形式和语言系统的一种功能；它们并不“建构”世界，而只是开放的世界的要素或环节。
利奥塔则强调主体“正在语言游戏的散播中消解自己”[16]，认为社会的联结之网是语言的，但不是由一根单一的线编织而成的。“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是由无限种）遵守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
与对理性和主体的批判密切相联系的是对“作为再现的知识”观的批判。按照这种知识观，主体与一个独立的客体世界相对立，它可以或多或少准确地再现它。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不能用这种方式将主体与客观彼此分开。因为一种等待被阐释的纯粹的、赤裸裸的“给定”（given）是没意义的。同样，一种等待被整合到不同范畴中的不变的“内容”也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的对象永远是已经被阐释了的，永远是业已处在一种范畴中的。另一方面，知识的主体从属于它希望阐释的那个世界。这正如泰勒追随海德格尔所讲的那样，我们得以形成对世界无偏见的再现的条件是涉世。我们所形成再现的种类将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方法的种类。
D．C．霍埃则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按照他的分析，后现代思维方式与现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现代主义自愿接受而不是哀叹人类思考‘巨型未思’（great unthought）的东西的不可避免的无能”。此外，后现代思维方式否认思维是完全自明的，否认存在单一的、唯一的思考“未思”的方式。”[17]
R．罗德里克主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部分地可以依据一个人对这场话语斗争和解释冲突的态度来判定。现代主义者的态度是忧虑的恐慌，怀抱思乡的热望；而后现代主义者则高兴地断定这种冲突的扩散是“一种创造”，他们“不再渴望业已永远失落的家园”。[18]
在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方面最为详尽的要数I．哈桑的研究。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他专门列了一个图表，来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从理论的角度概括一下，后现代主义在哈桑那里主要有下列几大特征：（1）不确定性。它包括多元论、反叛、随机性、分化、模糊和破裂；（2）破碎性。这包括对综合和总体性的不信任；（3）反正统性。对权威的挑战是其重要内容；（4）非我性。抛弃将主体等同于实体的传统；（5）内在性。反对超验性，强调心灵与语言的自生能力。哈桑反复强调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的破坏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总是毁弃他人已建构之物。”[19]这种恐怖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摧毁’（unmaking）运动。他曾经谈到，“这一反律法运动对西方思想具有巨大的摧毁力——米歇尔·福柯称之为后现代知识。我称之为‘摧毁’，尽管其他术语正在标准化，诸如解构、非中心化、消解、扩散、非神秘化、突变、分延、分散等。……依据关于摧毁的知识型，要真正思考、感受、行动和阅读，就要拒斥整体的专制”[20]。
对“游戏”概念的推崇，可谓后现代哲学的又一重要特征。作为“泛游戏论者”，后现代思想家视一切为游戏，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被看作一种游戏。作为游戏，哲学必须证明自身的游戏规则的合法性。此外，“它不再能证明其他语言游戏的合法性”[21]。后现代哲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它旨在用“游戏”代替“追求绝对真理的活动”，用游戏的“规则”取代“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此外，“游戏”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被后现代思想家用来破除传统哲学家所人为设置的各式各样的僵硬对立，特别是主体与客体的僵硬对立。因为“游戏”的本质是一种“既自由又愉快”的活动，而物我两忘则是游戏的最高境界。
与对“游戏”的推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后现代哲学对语言的推崇。用罗蒂的话说，“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按照罗蒂的分析，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已习惯于把人类说成是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语言是揭露世界的工具，而19世纪的这一观点是非常不全面的。因为人们尚未注意到语言这个特殊“工具”可能构成的一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告诉人们，语言是重要的。因为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完全由语言来起中介作用的。拉康甚至认为，“真理来自语言，而不是来自现实”。他在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时提出，事实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语言上的。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指向”、“表明”或“反映”自身以外的某种事物，而是它“本身的表述”（德里达语）。知识也不是在语言之外，在某种与历史无关的领域里找到的，而是在语言的细微差别中找到的。语言不是透明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和晦涩费解的，因此只能提供通向真理的间接途径。此外，语言也是不稳定的，始终在根据说话者的情绪的变动而变动。由于每一种说法都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含义，所以语言总是不能恰到好处。换成德里达的话说，语言“产生于自身的蜕化”，因此可以提供一大堆现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对于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用罗蒂的话说，“当代有关语言的思考——如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考——导致了我们与奠定达尔文学说基础的笛卡儿或康德学说彻底决裂，并给人类下了新的定义”[22]。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讨论会上，人们日益关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罗马尼亚学者A．博泰兹认为，“视角的多面化乃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它强调个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认为只能通过解释的多元性来认识现实。这样，在科学思维中也有创造性的和诗的侧面，而人类的各种价值在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认识论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柱”[23]。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只能是多样的和歧义的”。有的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是表面解释而不是“深层解释”。荷兰学者F．安克斯密特对此有很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对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本质上是某些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者遵循的是由原始资料和证据到隐藏在背后的某些东西的路线。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证据不针对过去，而是针对过去的其他解释。”形象化地讲，在现代主义看来，证据是一块他试图揭开看看下面是什么的瓦片，而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证据则是他踩着它以便挪向另一块瓦片的瓦片。这里，“水平运动代替了垂直运动”。也就是说，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落在树根、树干或树枝上（借用笛卡儿的人类知识是棵大树的比喻），而是落在树叶上。探求的目光不再投向综合的、整体的对象，而是投向零碎的东西（这是后现代主义非中心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多元论的热衷就必然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一个新的时代——多元主义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解释多元论”、“对话多元论”、“本体论多元论”、“方法论多元论”等各式各样的多元论纷纷出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日西方广泛流行的所谓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非中心化思潮和反基础主义实质上也是多元论的表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