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思潮，非中心化思潮尽管在当代西方异军突起，声势夺人，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从社会根源上看，它是对第三次浪潮社会的一种回应。按照《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的分析，“集中化”同“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一道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多中心化”、“非中心化”则是第三次浪潮社会的发展趋势。

从人类认识发展史来看，当代西方的非中心化思潮并非是前无古人的，它是历史上一连串非中心化运动的继续。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梅洛-庞蒂曾数次提到诗人克劳德尔（Claudel）的不可穷尽的问题：“我们在哪？”“今朝何朝？”这一困惑来自人们意识到人类已不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革命”可被看作是近代的第一次非中心化运动。哥白尼指出，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一现象是假象，而实质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是中心，地球不是中心。天文学以后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居住的太阳系也不是我们所处的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这个宇宙也仅仅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

紧随天体物理上的非中心化运动之后的是生物学上的非中心化运动，这以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为标志。人类（Homo sapiens）不是像传说的那样是在伊甸园中被创造出来的，而是极为漫长的生物进化的产物。生物学对人的非中心化表明，人并非是系统的最高点，他现在可以算系统中的一个优等的因子，但他并没有制造系统，他也并没有一开始就统治着它。“他的确不是系统的全部，他只是系统的一部分。”^[29]

继生物学上的人的非中心化之后是弗洛伊德所发动的心理学上对人的意识的非中心化。无意识的和潜意识的驱动力、本能、意向和行为模式的发现，将理性的、统一的、自我意识的人消解了，也就是说，弗洛伊德通过推翻自我意识是世界的中心的观念，而发动了一场意识上的“哥白尼革命”。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的意识不是世界的中心。如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自我是围绕着另外一个隐藏的现实转的，那就是无意识（或潜意识）。这意味着传统称“个人”为“中心化的主体”的观念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相信自我是一个完满的整体，是自我世界的中心的观念是错误的。自我主体被弗洛伊德非中心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将当代的非中心化思潮看作历史上的非中心化运动的继续，但其广度和深度却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非中心化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事实。

从思维方式上看，非中心化思潮也并非无源之水。它与“唯名论”思维、反本质主义有着亲缘关系；是滥觞于休谟的近代反形而上学思潮和怀疑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式和变奏。

非中心化思潮自身内部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矛盾。一方面，它拒绝形而上学对基础、中心和根据的寻求，另一方面，它又肯定、确立新的基础和中心。诸如结构主义对“语言”的推崇备至，福柯对“话语”（discourse）的执著和德里达对差异的迷恋。正像白斯特揭示的那样：后现代的非中心主义者在拒斥参照物、再现和现实概念的同时，又预先假定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是否矛盾？^[30]美国学者D．A．迪尔沃思在评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时也指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著名批判本身便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31]这颇有些讽刺的意味。道理很简单，理论之所以叫理论，就是因为它是一般。否认了一般、本质，势必导致自毁家门的结局。有的西方学者预言“解构主义必将自身解构”不是没有道理的。^[32]究其原因，在于非中心化思潮在批判传统“中心”时，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同时应该指出，作为一种对时代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的哲学运动，非中心思潮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诸如人的本质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等等。由于非中心化思潮既摧毁了作为中心的、封闭性的主体又摧毁了作为中心的、封闭性的客体，这就为人们重新审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空间。梅洛-庞蒂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梅洛-庞蒂曾谈到：人不再是构成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构成客体之前他已为世界所俘获。相应的，这个领域也就不再是自足的了。“覆盖着世界的思想外衣是一件希腊神话中马人涅索斯的衬衣。这只是因为人的每一根纤维粘着世界，而且人之所以能编织这种外衣，只是因为世界为人提供了衣服的尺寸。”因而系统不是自足的，一如作为意义的创造者不是自足的一样。要想发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原初关系，必须将两方面的非分主张都摧毁。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换个角度看，将人从中心的宝座上拉下来，对于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积极地说，是对人的一种解放。

此外，非中心化思潮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冲击，对绝对真理幻想和独断论的摧毁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福柯生前就声称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人们磨灭有关疯狂、常态的自明之理”，将人们传统上认为确定的东西一一消解，“以便使空洞的话语不再能如此轻率地脱口而出”^[33]。因为这类话语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灾难太深重了。

最后，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非中心化思潮的许多理论内容可能是错误的，但它对传统的封闭性的中心概念的摧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开放性、多中心、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的倡导，则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一种重要的现实意义。博德里拉所推崇的“致命的战略”（fatal strategy），就旨在追求对界限的逾越，按照他的说法，“信息在媒介中的繁衍”，就是一种“致命的战略”。同样，德利兹和夸塔里所倡导的“茎块式思维”也是一种开放性的非中心化思维。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换脑筋”和解放思想将会有一种积极的启迪意义，这一点应该说也是毫无疑义的。

[1] 参阅R．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判与乌托邦”，载美国《形而上学评论》1988年12月号。

[2] P．韦波纳：“马克思、福柯与当代社会变化问题”，载英国《实践国际》1989年4—7月号。

[3]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店1987年版，第180页。

[4] F．鲍姆尔：《现代欧洲思想》，英文版，1977年，第417页。

[5] J．M．艾迪：《论二十世纪的怀疑论》，载荷兰《人与世界》1992年第25卷。

[6] 参见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页。

[7] 福柯：《事物的秩序》，英文版，1970年，第387页。

[8] 参见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6页。

[9] 费尔普：《福柯》，载《巨型理论在人类科学中的回归》，Q．斯金纳编，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章。

[10] 福柯：《作者是什么？》，译文载《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

[11] 参见保罗·利科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74页。

[12] P．-Ph．德鲁厄特：“法国哲学思想的演变”，载美国《国际哲学季刊》1987年第2期。

[13] 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14]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英文版，1984年，第41页。

[15] 《拉康文集》，法文版，1966年，第601页，转引自《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尼·格·波伏娃著，李亚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16] 参见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7] S．白斯特：《后现代理论》，英文版，1991年，第119页。

[18] V．狄康姆：《现代法国哲学》，英文版，1982年，第187页。

[19] M．于藏：“哲学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与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一席谈”，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

[20]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6页。

[2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0页。

[22]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

[23] 同上书，第280—281页。

[24] 同上书，第282页。

[25]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

[26] 关于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或言语中心论）的解构，可参阅本书第七章“结构的颠覆——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解构主义”。

[27] 参阅木田元：“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主义”，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1期。

[28] 参阅R．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判与乌托邦”，载美国《形而上学评论》1988年12月号。

[29] J．M．艾迪：“论二十世纪末的怀疑论”，载荷兰《人与世界》1992年第25卷。

[30] S．白斯特：《后现代理论》，英文版，1991年，第281页。

[31] D．A．迪尔沃思：“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抑或德里达的限度”，载美国《中国哲学杂志》1990年第17卷。

[32] J．马什：“逃避策略：后现代理性批判的自我参照性悖论”，载美国《国际哲学季刊》1989年3期。

[33] 参见费尔普：“福柯”，载《巨型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回归》，Q．斯金纳编，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