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率先受到非中心化思潮冲击的是人。正如《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的作者所说：主体在文学、历史或心理学中都等于零了。巴尔特、福柯和拉康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力图排除任何有关笛卡儿“我思”的想法。“在言语的结构中，主体消失了，主体自身分解了，主体失去了它自己的结构，也失去了世界的结构，而言语的结构代替了这两者。”^[3]为什么是人率先受到了冲击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人的问题……是欧洲18世纪以来的中心”^[4]。而根据J．M．艾迪的说法，自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之后，人便成为哲学的中心。然而，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的中心性开始受到质疑，人们称之为“主体的非中心化”（decentering of the subject）。这种“主体的非中心化”不仅存在于结构主义中，而且存在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知识社会学中。^[5]在对人进行非中心化方面，以断言“人类已经死亡”而闻名的福柯可谓一个急先锋。

从非中心论的立场出发，依据自己的“批判本体论”，福柯对主体—自我中心主义进行了挑战。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命题。他论证道，不存在什么完整的人类，人类已不符合最初的单一的含义而分化成为一个语言的存在，一个经济的存在，一个生物的存在等等。那种由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构造起来的人类已经死亡，一句话，传统哲学所给出的“人”的概念已经瓦解。这真应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预言：“我们相信，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分解人。”^[6]福柯认为，欧洲的实践证明，人的自我已经被肢解得四分五裂，统一的自我已不复存在。人们将头脑清醒、健康和服从社会习俗看作是我们的“真正自我”的构成要素，而把疾病、非理性、违法乱纪看作与我们的本质毫无关联。在《我，皮耶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一书中，福柯追问道：谁或什么是皮耶尔，他是罪犯还是疯子？到底哪一个是皮耶尔的本质和“真正自我”？这里福柯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对历史而言，并无恒常不变的人类主体，不存在什么人的核心本质，据此他对形形色色的“人的本质说”进行了“非中心化”和消解。

福柯对各种人性论的非中心化操作，旨在论证他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观点，即不存在什么人性或人的本质。肉体也好，灵魂也好，性也好，理性也好，都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东西，它们是被创造、被生产的，是社会的建构，其本身也是变化的。所谓的“人”纯粹是一个“外形”（exteriorit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写道：“在我们时代，哲学仍要再一次走向终结这一事实……证明，人毫无疑问正在消失过程中。”他预言，人这个“最近的产物”，“将像画在沙滩上的画一样被抹去”。^[7]福柯这里所预言的“人”的死亡，实际上是传统西方哲学中抽象的“人”的死亡。正像利科分析的那样，消除主体构成性目标的一种方法是指出，他既失去了系统的、内在的、同时性的结构，又失去了系统中的变化方面。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福柯强调“知识型”（episteme）的非连续性转换。“这类转换如此突然，以至于排除了知识中的任何连续观或进步观，我们的科学绝非较早时期科学的遗留物；它不可能在较早时期的科学中被发现；我们的时代是全新的。因而考古学拒绝历史，并同时拒绝有助于历史现象连续性的东西：先验地构成的人性的永恒性。”^[8]至于人本身，他只是一个在暂时的概念系统中正在消失着的形象：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他真正延存的时间，也就是该系统产生他、为他提供基础和赋予他特权地位的时间。

福柯对人、人的性质、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的摧毁是与他对一般性原则或普遍性原理的攻击联在一起的。福柯称传统哲学的“普遍性知识”、庞大的体系、巨型理论为“总体化言语”，他要对这种“总体化言语”的压迫发动进攻，摧毁这种“总体化言语”，以便“让差异、局部、特殊、断裂、偶然以及非连续性无拘无束地上场”^[9]。对于福柯，不仅不存在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生的原则和绝对真理，而且也不存在语言所指称的对象。他曾公开表明，努力寻找疯狂本身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疯狂、犯罪、疾病并不是等待现代科学发现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科学产生之前科学对象就存在了。而在福柯看来，科学的对象是由科学产生的。

福柯不仅消解了对象（客体），而且将谈论对象的工具——论述本身也消解了。他强调指出，不存在什么将论述勾画为一个事物、一个对象的内粘的中心要素。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就是：“如果人们找不到论述的统一结构标准，不要吃惊，因为论述本身不是一个整体。”非中心化对统一、整体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也否认组织现象的“中心点”或“中心原则”，这一点看一看福柯对“作者”的消解就会得到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

对传统的作者观的著名批判也是福柯的非中心化工程的一部分。根据福柯的考察，“作者”也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而非什么超验的、永恒的东西。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不在乎故事、诗歌和戏剧是否有署名的作者，“根本不询问谁是它们的作者”，但到了17世纪以后，作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非把以前的匿名作品的作者弄清楚不可，人们要求作者说明那些属于他名下的诸文体的统一性；要求作者来揭示或者至少证实那些贯穿在他的文本中的隐含意义；要求作者把文本同他本人的人生经验以及产生文本的真实历史联系起来。作者扮演的乃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使那令人迷惑的虚构语言能具有统一性和某种连贯性，并同现实发生联系。福柯认为，这种中心化的作者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人们之所以硬要制造出这样一个“作者”，其目的是想在作者这个个人身上察觉出“深刻”的动机、创造的力量或天才的构思，人们以为写作就是靠这些才发生的。在福柯看来，“这种种个人的方面其实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这是我们硬使我们自己在文本中形成的种种联系、一些确定的相关性、辨认出来的连续性等等投射到文本上的结果。

福柯的结论是：“我们应该中止一些典型的问题：一个自由的主体如何透过密集的事物赋予它们以意义？主体如何从内部调动话语的规则来完成它的构想？相反，我们应该问：在话语秩序里，像主体这样的存在，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出现？它占据什么地位？它表现出什么作用？在每一种类型的话语里它遵循什么规则？简言之，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代物）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作用来分析。”^[10]这也就说明了福柯为什么反对别人把他当作结构主义者，因为对他来说，结构主义者是要通过论述发现一种隐含的规律或本质，是要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论。他自然是不屑与这些人为伍的。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谈到：“我希望消失，我希望我的论述消失，希望我的书跟一个工具箱一样：大家都可以随便用他所需要、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其非中心化之彻底由此可见一斑。

与福柯对人的非中心化密切相联系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的消解。这种对人的消解，得自结构主义对语言的内在结构的分析。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具有三重特征：其一，语言是一个无绝对词项的区分系统，区分音素或词素的东西是语言的唯一实在，因而这个实在既缺乏物理的“实体”又缺乏心理的“实体”；其二，支配着很多彼此叠加的系统的信码（code）并不来自说话主体，而是范畴的无意识（the categorical unconscious）；其三，被索绪尔认为是语言的基本实体的符号（sign），其本身就是一种区别，即在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内在于符号的，因此也就进入了话语领域。符号无需符号和事物之间的那种“外在的”关系。概而言之，语言是一个无“词项”的系统，无“主体”的系统和无“事物的系统”。^[11]

由于语言是一个无“主体”的系统，因此，我们绝不再把主体的第一性视为当然，自笛卡儿、康德和费希特以来的西方哲学一直主张这种主体第一性的观点，胡塞尔的现象学又以意向性、还原和构成等概念的名目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而在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看来，这种主体中心论的观点可以休矣。因为构成意义的绝不是主体，主体本身乃是由语言确立的。人像社会一样，他只是语言的产物而非其发明者。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说话者的意图与能指和所指的深层相互作用相比，只是一种表层现象，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深层相互作用，是发生于语言结构的无个性领域中的。对于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杰姆逊有着很好的理解，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曾谈到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传统的语言学认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则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只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这便是语言上的“哥白尼革命”。根据杰姆逊的考察，早在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就在一首诗中谈到，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在浪漫主义时代，在古希腊，都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诗人须得有神灵附体，有所谓“诗的迷狂”，才能写出不朽的诗篇，是另一伟大的灵性在通过诗人说话，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说。将这种关于诗的观念移到语言上来，并加以理论化，就是语言上的将人非中心化的革命。

不再是语言的中心之后，人是什么呢？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看法，人变成了语言的一种功能。这意味着：一向作为传统哲学中心的自我—主体逊位了。换句话说，主体被外化、被放逐了，其一直享有的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地位被否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将人看作一个非独立的变量，一种结构功能。世间独立存在的只有自足的语言。这样一来，结构主义通过驱逐作为分析中心的人，将主体（人）非中心化了。正像有些西方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是没有思想者的思想”^[12]，是一种“没有有效主体的人的哲学”。“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13]

利奥塔则明确提出，正是语言的多样性导致了主体的消解。在《后现代状态》中他写道：“社会主体本身似乎正消解在游戏的散播中。”社会的联结是语言的联结，但并非仅仅由一根线索编织而成，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是无数）各自遵守不同规则的语言交织而成。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可将语言看作一座古城，其中有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广场，新旧不一的房舍，不同时期新建的或加盖的房屋四处林立；老城之外环绕着大片新的街区，其间布满笔直整齐的街道和规划统一的房舍。”为了彻底说明统一整体性（unitotality）或在知识元话语的权威下所形成的综合是派不上用场的，维特根斯坦用传统的诡辩推理方式追问这座“语言的城镇”（town of language）：“在它开始变成一座语言之城之前，需要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的语言又加入到原有语言的行列，形成了这古老城镇的市郊，如“化学的符号及微积分的符号”。35年后，我们可能在上述语言表格里再加上：机器语言，游戏理论的矩阵，一套新的音乐符号系统，逻辑的非指示性形式的符号系统（时态逻辑、外延逻辑和模态逻辑），遗传码语言，音位学结构的图示等等。利奥塔的结论是：“无人能够运用上述所有这些语言，而且人们也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metalanguage），那项所谓体系—主体的工程业已失败……”^[14]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也是非中心化思潮的一支生力军。拉康将“自我”或“心”这个一直被看作人的心理学核心的中心概念斥之为“便利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构”。进一步，他向精神分析的祖师爷发动了挑战，认为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包容原我、自我和超我的统一的心灵，也不存在意识和无意识、生命冲动和死亡冲动。心灵远非什么统一的整体，仅仅是一个各种要素发生冲突的场所，是破裂的。这里，拉康是通过将心灵外在化和问题化而将人类主体非中心化和消解了。

与弗洛伊德将传统的自我一分为三（“本我”、“自我”和“超我”）相似，拉康也将心理的东西一分为三。它们是：“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现实界”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它永远“在这里”，永远在现在，也就是说，它是生活机能，并且对于心理的下一个层次即想象界来说是一种动力。“现实界”由于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不可能被发现，因此被拉康排除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想象界”是人的个体生活、人的主观性。它是现实界的前驱行动的结果，是在主体的个体史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欲望的主体而在“想象界”的层面上出现的人，自己创造着自己的“自我”。因此，在“想象界”的层面上个性的自我设计是虚幻的。

“象征界”被拉康看成是一种秩序，是支配着个体的生活活动的规律，它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超我”稍有不同的是，它不实行强制，它更像某种类似纸板的东西，上面写满了在“想象界”层面上形成的“自我”的内容。“象征界”同语言相联系，并通过语言同整个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个体正是依靠象征界同“他者”发生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客体化，最终作为主体而存在。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代的西方哲学史家通常将拉康算作宣布人对哲学来说已经死亡的思想家之一。拉康的确曾明确宣称，他不想制定一般的主体理论，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主体理论都是直觉主义心理学的呕吐物”。主体在拉康那里是一种“本文”，一种“能指”，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没有能指，就没有主体，在治疗期间，患者就“作为主体而消失，并成为能指”。能指可以成为日常的人的存在的决定因素。他把能指看作意识言语，而把所指看作无意识过程，他断言，无意识操纵着主体的言语表现，而且是绕过“我思”功能来操纵的。因此，在拉康看来，主体不是表达的主体，而是说话的主体。拉康的结论是：人是无意识的主体。这话的确有些骇世惊俗，但考虑一下拉康的对人进行非中心化的整个立场，再参看一下他下面这段话，我们便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拉康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全部经验都反对把‘自我’作为在按现实原则组建的‘知觉——意识’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东西来研究，科学主义的偏见是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15]

沿着拉康将人看作“无意识的主体”的思路，但又与拉康不同的是，德利兹和夸塔里进一步将无意识说成是非想象的、非象征的、非结构的、非表现的东西。根据他们的分析，无意识是无人称的，在对“克分子构成物”（人，按照他们的术语就是“克分子构成物”）的关系上是独立的，是非法规化的和非地域化的过程。它自己创造自己，谁也不生产它，它没有父母，“是一个孤儿”。“精神分裂分析高明地确证无意识是孤儿和生产者。”这意味着，传统的“主体”是不存在的，“唯一的主体就是‘无器官的躯体’的欲望本身”。

可见，人在德利兹和夸塔里那里是等同于机器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精神分裂细胞——精神分裂克分子”。他们以此为理由断言，人在其本质上是“欲望机”。所谓的“欲望机”在他们那里，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其一是机器器官，其二是无器官的躯体，其三是主体，是机械器官和无器官的躯体的联结。

人在德利兹和夸塔里那里失去了一切人性，仅仅成为一架运转着的“欲望机”，人的统一性、人的中心性已经荡然无存了。德利兹曾经谈到，伟大的当代英雄只可能是精神分裂的人。^[16]

他曾形象地把主体比作一只手，是由多重纹路组成的。主要是下列三种纹路构成的。第一种线是硬性的片断线，它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设置中建构了固定的和规范的同一性，因此，个人是在诸如老板／工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之类的二元对立的同一中被建构的。第二种线是柔软的片断线，是一种远离克分子刚性的分子运动，它打乱了第一种线的直线性和规范性，一如一个人的同一性发生断裂，或开始出现崩溃。根据德利兹和夸塔里的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象沃尔夫曼就处于这种线上。第三种线是飞行线（line of flight），是远离分子同一性的完全成熟的无界限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断裂成为破裂，主体在变成多重的过程中被粉碎了。

非中心化思潮的冲击波不仅指向主体，而且同时也指向了客体。

在结构主义那里，由于语言是个无“词项”的系统，因此使单元彼此保持分离的“区别”，就比在声音或心理中单元或“事物的实际出现更为基本，而传统一直认为这类单元或“事物”才是语言的现实对象。语音呈现出的现实模型因而与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提出的现实模型根本对立。一个区别系统的概念不如说暗示着一种在其中由否定性占主要地位的结构。对于任何一种关于“事物”的学说，结构主义都代之以一种完全“非具体性的”、“非事物性的”模式。结构主义者所构想的就是有关现实的符号学模型。他在整个社会现实视野内把这个模型的第一次应用看作一个编码符号系统。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如果经济的、家庭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各种秩序可被看作是由语言法则一类的结构法则所支配的交流系统，那么就不能再说符号的来源是社会性的，反而应该说社会的起源是符号学性的。在种种符号学系统之间的这种类似性，可被用来以相互意指作用解释种种信码系统之间的关系，办法是通过中介于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之间的结构概念。这样，有关基础结构的第一性或有关上层结构反映功能的争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由于在结构主义那里语言是一个无“事物”的系统，符号的世界是由这样的符号构成的，这些符号完全是由符号的某种内在的特性，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规定的，因此，结构主义强调认为，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身是绝对的东西，是摆脱任何束缚和自立自足的东西。这样，结构主义便把话语现象提高到绝对性的地位了。

据此，结构主义对实证主义者对事实的迷恋展开了批判。按照分析哲学的观点，命题的真不真与“意义”无关，而与它的“指称”有关，归根到底也就是与命题和存在物相符合的能力有关。然而命题是通过这样一种行为而以存在为基础的，这种行为就是识别出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客体。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必须存在着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客体，话语即针对着这个客体，客体又是借助于指称作用被识别的。于是，没有无指称的论断，也没有无实际所指者的指示。对指示和所指者的强调，是着重注意言语行为和语言的日常用法的语言理论的典型特点。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分析哲学的这种对语词所指的对象怀有的偏好并未考虑到使所指者（signatum）得以与所指的事物区别开来，因而就是与语言外的现实区别开来的这样一种语言学革命。结构主义者认为，关心指示和所指者，往往掩盖住语言所固有的基本潜能，即语言是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相互作用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总而言之就是：语言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进一步，结构主义还向传统的连续性的“历史”概念进行了发难。传统的受进化论影响的历史概念一直左右着人们对人类现实的理解。历史地考察一个事物，也就是考察它的发生、发展。而现在，这种历史观也就是历时性思维受到了质疑。对于福柯来说，“同时性”的模式才是最容易理解的。文化史似乎更像一系列认识论的结构，其中每一个结构都具有一种结构程度甚强的知识型（episteme）的一致性，但每个结构之间的过渡仍然是偶然的，因而大部分也是不可理解的。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研究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彼此相断，并在下意识的、非反思的层次上支配着货币理论、符号理论和动物学分类等亚系统的某些这类知识型的组织情况。每一种知识型因而就是一个支配着诸局部系统的大模式，而且这些模式的同时态可理解性，先于它们的历时态发展的可理解性。因而在每一个这类知识型的组织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经验主体的构成作用消失了，而且由素朴实在论称作“事物”或“实在”的概念所起的作用也消失了。

博德里拉的“超现实”（hyperreality）概念也是非中心化思潮的产物，它与结构主义对客体的中心性的消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超现实”中，事物与观念、对象与再现、现实与符号之间的界线“被爆破了”，现实、实在的根据也随之消失了。^[17]存在的只是由高技术生产出来的没有原型而互相模仿的各种符码。甚至虚幻也不可能，因为真实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超真实”。在“超现实”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自以为在自由地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实际上他们已受了电视广告的诱导；作为选举人的个人也是这样，他自以为在自由地行使他的权利，选择他所喜欢的政客，但实际上他已受了电视宣传的操纵。博德里拉还以观众大量给扮演医生的演员写信请求医生指导为例，说明什么叫超现实和超真实。美国从事总统竞选工作的专家也承认，电视宣传在塑造总统的表象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用狄康姆精辟性的概括就是：“你们都想成为世界的中心，你们必须明白，既没有中心，也没有世界，有的只是游戏。”^[18]

由此不难看出，结构主义用来驱逐作为中心的主体和作为中心的客体的武器都是语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罗蒂要说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变化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