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考察哲学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哲学”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压迫性和极权性。在非哲学家们看来，人类任何总体化的努力都隐含着极权，“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是哲学，只要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整体的压制性质”[20]。而哲学作为对整体、普遍、同一、必然、连续性进行追求的学说，本质上就具有一种暴力的性质。因为这种追求本身是以压制、排斥、删除局部、个别、差异、偶然、非连续性为前提的。整体性、普遍性、同一性、必然性和连续性的获得是以牺牲局部性、个别性、差别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为代价的。甚至“学说”本身就意味着“限制和秩序”。福柯的所谓“总体性话语的压迫”，德里达的“形而上学与暴力”，拉康的“主人话语”，揭示的都是哲学的压迫性和专制性。
上面曾经谈到，拉康主张“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因为哲学在他看来“无非是一种‘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的变种”。所谓“主人话语”是与他所倡导的“精神分析话语”相对的。这里的“主人”（master）是与奴隶和门徒相联系的。但不是简单地指统治者。根据拉康的阐述，在“主人话语”中，权力的控制是很明显的。所谓“主人”是指任何通过占有或控制或操纵知识来练习权力的人。“主人话语”的特点是涉及权力的练习和知识体的扩展。例如在“医学话语”（也是一种“主人话语”）中，当病人暴露出自己的病状时，医生便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依据将这些症状整合到更为广大的、有意义的体系中。这里，医生所从事的诊断和治疗就是一种“本真的权力练习”。拉康之所以坚持将哲学即形而上学等同于“主人话语”，究其原因，盖缘于哲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由于它假装说出真理，渴望一种类似主人的权力。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法国的“新哲学家”们索性断言：“没有不导致统治的科学。”按照他们对哲学的考察，哲学永远是政治的附庸，它始终为一些人的奴隶地位和另一些人的统治地位进行辩护。而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他们看来就是防止被压迫群众的革命，哲学总是试图证明现存秩序正确、合理（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因而反对这些秩序遭到彻底破坏。一句话，哲学已经变成维护现行制度，抵制、镇压人民起义和反抗的工具。
女权主义怀疑论则通过提出“男性哲学”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哲学等级分明的二元结构。在深受后现代思潮浸淫的女权主义哲学家看来，古典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主要是拥有经济特权与社会特权的白种男人。“哲学一直是白种的并拥有特权的男人的天下，这一事实意味着哲学是在权力中心发展起来的。”[21]它首先确立占优势的自我（理性、心灵、精神、白人、男性等等）、然后再规定受支配的非我（肉体、物质、实践、非洲人、女人等等）。按照西塞尔和伊里格瑞的分析，这种由对立双方构成的等级体系是“西方哲学的形式特征”。尽管这种结构的具体内容是不定的，且因文化的变异而不同，但它的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其中一方是单一的、积极的和信心的，与之相对的另一方是复合的、消极的和边缘的——却是不变的。例如，在传统哲学中，概念化这种理性活动一直是男性的专长。相反，本能、情绪、感知、物质性和肉体等“非理性”的东西则是一直为女性所世袭的。狄纳斯坦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的文化心理根据是“男性生殖器崇拜论”。根据这种理论，男性生殖器所象征的统一、稳定、一致性和自我支配在文化上要优越于“与母性相联系的”肉体、自发性、多样性和失去自我等价值。
德里达则不满足于这种揭示，他要对这种二元的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实施解构和摧毁。“解构”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拆解形而上学的压制性的等级结构。“解构”利刃之锋芒所到之处，传统哲学以声音为中心的声音与书写的对立，以灵魂为中心的灵与肉的对立，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纷纷分崩离析。形而上学的等级制被推翻、颠覆了。这个等级中的所谓优越的、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一方被证明与它的对手——卑贱的、被排斥、被支配的一方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先决条件。例如，德里达通过对以重声音轻文字（书写）为特征的言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解构，将言语与文字的顺序颠倒过来。按照德里达的分析，言语中心主义的所谓言语优于文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导致一种“先验现象”的产生，仿佛人们先有了明确的、固定的意义，然后用口说出，再写成文字。这样，对言语来说，书写是它的边缘和替代物或某种能对它加以补充的东西。事实上，在德里达看来，言语需求助被看作边缘的事物。一句话，中心被边缘所规定，书写被言语所规定。这样一来，言语的优越性，主导性消失了，言语与书写的关系被改写了，等级森严的“逻各斯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以“权力思想家”著称的福柯更是对哲学与权力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一剖析并没局限在哲学话语上，而是指向了所有话语。“话语”（discourse）一词被福柯用来指与任何一部分知识有关的、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由个人创造的那些习俗化了的规定、惯例和程序。话语往往是由一系列陈述构成的，它经过一个专家群体的认可而获得信任和统治权。根据福柯的分析，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是为话语所固有的，权力无所不在，权力与话语无法分开。话语一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话语本身常常转化为权力。福柯在1978年与P．邦塞纳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哲学家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他们的身份，都试图在知识和行使权力之间划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界线。使我吃惊的是，所有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都不能绝对地与行使权力分开。”纯之又纯的、非功利性的话语是不存在的。话语不仅受权力控制，而且又是权力所争夺的对象。话语的行使权力，就是对它所未指陈的事物进行排斥与压制。对这些事物的排斥与压制，就是不许它拥有说话的权力。得到权力认可的话语便以真理自居，受到权力排斥、贬黜的话语便只具有自认为谬误的权利。“真理”一朝权在手，便大肆压抑、排斥所谓的“谬误”。不过这种权力的获得又是以屈从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要获得这种权力，就必须进入赋予权力的话语，受这种话语的控制，屈从于这种话语。哲学和其他科学所津津乐道并孜孜不倦追求的真理“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真理性的话语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因而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一种强迫你决定某些事物的权力，不过它也可能像江湖骗子那样欺骗了你而失去信誉。”福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重新考察尼采所提出的问题，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这样重视‘真理’，使之成为绝对束缚我们的力量呢？”[22]这既是对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失败的深刻文化反思，又是对一部传统哲学史的追问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