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持续发展研究

2.2.1 理论研究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早在19世纪就引起了许多注意。其中，马尔萨斯提出了经济快速增长下的人口膨胀可能带来危机的观点。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穆勒（1848）也提出了对经济增长的限度分析，并提出了“静态经济论”。弗罗斯特等（Forester et al, 1960）认为，如果继续保持粗放型经济增长，到2026年世界将面临毁灭的危机。门德斯（Meadows, 1972）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恶化，这主要是由人口、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消耗呈指数增长，使人类达到增长的极限。随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6）提出了被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哈迪（Heady, 1995）认为，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之上。穆纳辛哈（Munasingha, 1996）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当代和后代的技术进步，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1996）发布数据显示，全球土壤大量被侵蚀，导致土地耕种面积缩小。随着可持续发展从提出到实现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逐渐被重视（Gallopin, 2001）。若制度得到恰当安排，可持续发展并非遥不可及（皮尔斯和沃福德，1996）。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是对个人形成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资源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保护（奥斯特罗姆等，2000）。也就是说，通过人的行为分析可以对代际内与代际间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贝克尔，1995）。相关的学者就个人行为、集体行为角度探讨了对资源永续利用及可持续发展问题（Brerie, 1999; Ostram, 2000; Gebermedhin, 2003）。

1994年，我国国务院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此后，学者们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地系统论。该理论从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时空尺度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出发，分析了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申玉铭和毛汉英，1998）。二是区域复合系统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都不是完全独立的系统或变量，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王道平等，2002）。三是三维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不能只研究其构成要素的协调发展，还必须研究其时空关系（曹淑艳和宋豫秦，2002）。四是生态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实现生态技术、生态管理等是实现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王发明和刘传庚，2008）。五是循环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才能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廖红，2002）。六是协同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具有差异与不平衡，如何实现有序且最终实现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吴霞，2017）。七是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与评价（李小朋，王景，2017）。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造成环境的不可逆的影响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义；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因素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不同方法的测评。

2.2.2 产业过程研究

弗农（Vernon, 1966）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分四个阶段：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迈克·波特（1997）论述了产业在新兴、成熟以及衰退阶段企业的竞争战略，以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对于产业生命演化特征的划分以及生命周期规律、阶段的划分，有利于产业的持续（William J Abernathy, 2001; Klepper, 1990; Cusumano, 2008）。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集群会有不同的驱动机制以及演化状态（刘霞，2009）。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下，产业发展具有明显“衰”而不“亡”的特点（金丽娟，2012）。在产业发展各阶段，政策需求差异及政策有效性对产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费钟琳和魏巍，2013）。金融政策的支持有利于产业演化（兰茹佳和朱英明，2013）。产业演化和人们需求具有强相关性，产业朝着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方向演化，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产业因融入人类更多的智慧、具有更高智能化水平而表现出较强的成长性。在此基础上，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与需求弹性理论演绎出满足不同需求层次产业的五种产业生命周期类型，包括长期稳定型、周期波动型、螺旋上升型、迅速淘汰型和倒U型（霍国庆和王少永，2015）。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市场行情，快速进行战略转型而获得持续发展（巩娜和郭翠菱，2017）。在产业的成长期一般会出现过度进入的现象，绝大部分进入者认为他们能在繁荣的市场中轻松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利润，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令他们失望，此时会产生大量新企业退出产业的现象。因此，一般认为，产业在导入期之后就会出现企业的整合与淘汰（Bertomeu J, 2009）。

2.2.3 社会结构研究

将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与自然资源相联系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斯古普塔和赫尔（Dasgupta ＆ Heal, 1974）将资源作为一种生产投入引入拉姆齐模型，考察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拉希和塔托姆（Rasche ＆ Tatom, 1977）首次将能源要素引入C-D函数，并假设实物资本与能源之间存在不变的替代弹性，试图寻求能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规律。其结论是：在长期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由于能源的大量消耗和不可再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最终将减少，经济不能维持持续增长。他们的研究为后来分析能源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佩泽和维特根（Pezzey ＆ Withagen, 1998）将资源作为一种资本投入并引入技术外生的增长模型，得出以下结论：消费的增长路径是“单峰”的，即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消费的增长率先增加，在某个时间点达到最大值（峰值）后开始下降，经济体不存在平衡增长的稳定状态，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斯托基（Stokey, 1998）在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对环境污染的考察，探讨技术进步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发现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格莱弗森（Glyfason, 2001）等通过技术外生的增长模型来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体不存在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随着资源、能源的耗竭，消费在达到单一的峰值后必将减少，经济最终将崩溃。史莫德斯和古雷德斯（Smulders ＆ Gradus, 1996）认为，环境是维护生态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但会影响生产函数，也会影响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诺尔玛（Norma, 1996）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技术进步对不可再生资源约束作用的补偿，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增长率施加限制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巴斯蒂亚诺尼（Bastianoni, 2009）等将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引入模型，结果表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在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投资。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2007）通过构建包含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比较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差异。安德烈斯（Anderies, 2003）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激励政策和管制政策实现对人口规模、社会投资以及技术研发的调控，因此建议政府控制人口规模，合理制定长远的资源管理战略和技术发展战略。国内关于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还停留于定性分析阶段，运用增长模型来阐述资源、环境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尚属凤毛麟角，更谈不上理论发展和创新。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的大量消耗不可避免，引进和消化国外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积极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