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俄国叙事诗的推进与发展——试论莱蒙托夫叙事诗

叙事诗是诗歌的一种体裁，用诗的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通过叙事写人来抒发情感，往往有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一定的人物性格刻画和生活环境描绘，借一系列事件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性格成长发展的历史。但与小说和戏剧相比，它不以故事的离奇曲折取胜，总是回避复杂情节，情节一般比较简单，并且用精炼的诗句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对环境的描写也力求简练，从而寓丰富于单纯之中。叙事诗有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故事、人物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比较注意情感的抒发，叙述故事情节和描绘人物形象，都有颇为浓厚的抒情成分，往往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甚至使情景相互交融，因而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点。总体看来，叙事诗情节相对完整而集中，往往在层次清晰的生活场面中塑造性格鲜明、突出甚至典型的人物形象，既有简练的叙事，又有浓厚的诗意。

俄国叙事诗的历史颇为久远，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与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日耳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中古欧洲四大英雄史诗的《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这部史诗通过伊戈尔征战的失败和基辅大公“含泪的金言”，鲜明地表现了反对个人主义和把个人置于群体或集体之上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后来成为俄罗斯文学一个重要的基本主题，在普希金、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中得到继承与深化，在20世纪的苏联文学中更是得到大力张扬。史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抒情色彩浓厚。史诗本是叙事诗歌，但《伊戈尔远征记》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整部史诗浸透着深厚的感情，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抒情的，其中最精彩的抒情是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二是人物形象鲜明。史诗塑造了好些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伊戈尔大公的形象。首先，他是一个热爱荣誉、奋不顾身的王公，具有昂扬的斗志，军人的勇敢和激情。其次，史诗也谴责了他贪图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写出他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誉，不联合其他王公就采取单独行动，不仅损兵折将，使自己身陷敌狱，而且给罗斯大地带来了巨大灾难。三是民间特色突出。史诗广泛采用了民间文学多种手法，如比喻、拟人乃至否定性的比拟等。^[1]

到18世纪，特列佳科夫斯基不仅把法国的小说翻译成叙事诗（如翻译费纳龙的传奇小说《忒勒玛科斯》），还自己创作了哲理叙事诗《费奥普基亚》；赫拉斯科夫创作了英雄叙事诗《罗西雅达》；瓦·迈科夫借用民间文学手法，创作了讽刺叙事长诗《叶利塞依》；鲍格达诺维奇则创作了轻快、优美的爱情叙事诗《杜申卡》。19世纪，俄国叙事诗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创作了不少叙事诗的名篇佳作，就连最擅长纯艺术抒情诗的唯美主义诗人费特、迈科夫、波隆斯基、阿·康·托尔斯泰也忍不住到叙事诗领域一试身手，写出了一些颇为出色的叙事诗，从而把俄国叙事诗推向高峰。

在19世纪俄国诗歌史上，只活了27年的莱蒙托夫（1814—1841）不仅以抒情诗著称，而且以叙事诗闻名。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27首叙事诗（其中25首较为完整）：《契尔克斯人》（1828）、《高加索的俘虏》（1828）、《海盗》（1828）、《罪人》（1829）、《禁宫二女郎》（1830）、《朱利奥》（1830）、《忏悔》（一译《自白》，1831）、《最后一个自由之子》（1830—1831）、《杀手》（1830—1831）、《阿兹莱厄》（一译《阿兹拉伊尔》，1831）、《死亡天使》（1831）、《海上闯荡者》（1832）、《伊斯梅尔-贝》（1832）、《立陶宛女郎》（1832）、《巴斯顿支山村》（一译《巴斯通志村》，1833—1834）、《哈志·阿勃列克》（1833）、《大贵族奥尔沙》（1835—1836）、《萨什卡》（1835—1836）、《蒙戈》（1836）、《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坦波夫的司库夫人》（一译《唐波夫的财政局长夫人》，1837—1838）、《逃兵》（1838）、《童僧》（1839）、《为孩子们写的童话》（1839—1840）、《恶魔》（1829—1841），以及两首未完成的长诗《奥列格》《两兄弟》。这27首叙事诗中有不少诗在艺术上有突出成就，在俄国诗歌史尤其是叙事诗史上拥有一席颇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此整体关注很少，大多集中于《童僧》《恶魔》等几首叙事诗的探析。本文拟抛砖引玉，以推动、深化对其所有叙事诗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叙事诗的整体把握。总体来看，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艺术特点。

第一，传奇为主的题材。莱蒙托夫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传奇性的题材。这表现为主要写奇人异事，尤其是写异国情调。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奇人异事的榜样，拜伦则提供了写异国情调的典范作品《东方故事诗》，以及描写海上历险、残酷战斗、皇宫恋爱等的诗体长篇小说《唐璜》，普希金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他一方面写异国情调的《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一方面又较早地在俄国文学史中创作了异域色彩的范例《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另一方面又创作了老少恋及俄国与瑞典等大战的出色叙事诗《波尔塔瓦》。莱蒙托夫在其叙事诗中综合融汇了浪漫主义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把拜伦与普希金的影响综合起来。他既写异国情调的叙事诗，如《禁宫二女郎》描写的是被掳进伊斯兰教苏丹王宫的两位女性——希腊的扎伊拉和西班牙的玖丽娜——的遭遇和经历；诗体小说《朱利奥》讲述的是意大利男子朱利奥抛弃了深爱自己的女郎劳拉而在异国漫游的忏悔；《海盗》则述说一个西欧男子在弟弟死后跑到希腊一带当上了海盗；《死亡天使》则主要写年轻的逃犯佐雷姆在黎巴嫩与当地姑娘阿达相爱，而阿达被死亡天使夺去生命，他伤心欲绝终于感动死亡天使让阿达复活，但佐雷姆为了不甘平庸向往荣誉离开阿达投奔战场终于战死的故事；《立陶宛女郎》更是直接与俄国和立陶宛的战争相关。他也写富于传奇性的民间传说、宗教传说和历史题材，如《罪人》《恶魔》《最后一个自由之子》《阿兹莱厄》《大贵族奥尔沙》《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以宗教传说为题材，或从历史题材中发掘浪漫主义所需要的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他更是大量以高加索为题材来创作叙事诗，在他现存完整的25首诗中，以高加索为题材的共有《契尔克斯人》《高加索的俘虏》《忏悔》《杀手》《伊斯梅尔-贝》《巴斯顿支山村》《哈志·阿勃列克》《逃兵》《童僧》9首，占其全部完整的25首叙事诗的三分之一强，再加上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以高加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大大推进了普希金开始的高加索题材，使高加索题材从此在俄国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进而发展成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总体来看，在莱蒙托夫较为完整的25首叙事诗中，只有《萨什卡》《蒙戈》《坦波夫的司库夫人》三首诗是描写现实生活的，而且不像其他诗那样富于传奇性，其他22首诗都特别富于传奇性，因此，可以说莱蒙托夫叙事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奇为主的题材。

第二，较为丰富的结构。叙事诗由于情节比较简单，结构也因之相对较为单一，拜伦的叙事诗大都如此，茹科夫斯基的著名叙事诗如《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也是如此，普希金的叙事诗也基本上不例外。受他们的影响，莱蒙托夫的叙事诗也有一些结构单一的作品，如《海盗》《罪人》《禁宫二女郎》《忏悔》《杀手》《蒙戈》等都是单一的情节单一的线索，因此也是单一的结构。“不过，即便是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叙事诗中，莱蒙托夫也想看到更加尖锐的情节，更加紧张的感情冲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莱蒙托夫在自己的《高加索的俘虏》中，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效仿普希金，转述了其中的许多片断，几乎按照相同的层次加以铺陈；另一方面，莱蒙托夫又像是跟自己的导师在进行较量，按照自己的意思把情节的发展加以复杂化，增添了‘浪漫主义化的’情节——契尔克斯姑娘的父亲杀死了俘虏，从而把女儿自杀的罪责加在了父亲的头上，使其承受后悔的重负。”^[2]

在他所创作的第一首叙事诗《契尔克斯人》中，他就开始探索在结构上力破单一，而有所变化：首先是双线——先一方面写契尔克斯人准备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又写哥萨克人（俄国人）的防守生活；然后，双线合一，两边展开激战，以契尔克斯人的失败告终。《巴斯顿支山村》与此类似。诗歌先写高加索山区巴斯顿支山村的两个亲兄弟的家庭生活：他们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哥哥阿克布拉特威武而又剽悍，整个五峰城里找不到对手，而弟弟谢里姆从小生得文弱，而且性格内向厌恶争斗与流血，但两兄弟感情很好，十分亲近。然而，年轻的契尔克斯美女扎拉嫁给哥哥为妻后，兄弟俩的感情起了变化——弟弟爱上了年轻的嫂嫂并向哥哥祈求把扎拉让给自己，但阿克布拉特很爱自己的妻子，并且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不能转让。于是，谢里姆离家出走，叙事诗由此出现双线结构：一条线索写谢里姆的浪游乃至偷偷追求扎拉；另一条线索写阿克布拉特为妻子的惨死复仇。《大贵族奥尔沙》更是采用了多人物多线索的结构，这里有贵族老爷奥尔沙及其女儿，也有奴仆阿尔谢尼亚等人，他们构成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显贵的同微不足道的奴仆的重要冲突”，辅线是奥尔沙的“女儿与阿尔谢尼亚的故事”^[3]。《伊斯梅尔-贝》则采用了俄国中短篇小说常用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首先是“我”遇到车臣老人，然后是车臣老人给我讲述原来在俄国军队服役后来为了民族独立而奋起反抗沙皇俄国的伊斯梅尔-贝的故事。而《萨什卡》《童僧》则采取事后主人公倒叙精彩故事的倒叙式的结构手法。由此可见，相对于拜伦、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叙事诗颇为单一的结构来说，莱蒙托夫叙事诗结构的确可说是较为丰富一些。

第三，有所变化的视角。叙事诗顾名思义，应以叙事为主。既然叙事，就必然有叙事视角。受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拜伦诗歌的影响，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和抒情性，有俄国学者指出：“莱蒙托夫熟悉了拜伦的‘东方的’叙事诗（《异教徒》《阿比多斯的新娘》《海盗》《莱拉》），这就最终决定了莱蒙托夫少年时期叙事诗的体裁和风格——不单是叙事，更主要的是抒情，篇幅短小，人物不多，并具有反抗周围环境的叛逆英雄”^[4]，并且往往把自己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斗志和渴望冲破死水一潭的现实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糅合进去，对此，俄国学者多有论述。尼科列娃指出：“在童僧这一形象里，诗人鲜明而有力地表现了对生活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对为自由而斗争的渴望。”“莱蒙托夫把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到最近时日为止的心情，都注入了反抗者童僧的感受——这便是对被压迫的俄罗斯千篇一律、无所作为的生活的不满，这便是对英雄事业和为对祖国的幸福而斗争的渴望。长诗概括了诗人经历过的一切英雄主义的激情、思索和贯穿在他创作中的内心痛苦。”^[5]安德朗尼科夫进而谈到，在《伊斯梅尔-贝》中，他更是“发展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主题：他描绘了山民同沙皇政府的战争，以及他们的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战斗……莱蒙托夫以前，任何人也没有带着这样的同情写过高加索各民族反对沙皇的专制政治的斗争”^[6]。因此，他的叙事诗的叙事视角颇为固定，大多数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如《契尔克斯人》《最后一个自由之子》《哈志·阿勃列克》《坦波夫的司库夫人》《逃兵》《恶魔》等莫不如此。不过，莱蒙托夫在这方面也有某些探索和变化，如《高加索的俘虏》总的来说运用的是全知视角，但在诗歌中间，又出现了有限视角——契尔克斯人，出现了骑马人基莱。不过，莱蒙托夫往往更喜欢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者“我”同时是故事中人物），如《海盗》《朱利奥》《萨什卡》等都是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莱蒙托夫采用全知视角再加有限视角：或者首先是全知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然后引出“我”这故事情节的参与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如《忏悔》首先讲述年老的神父去寺院的牢房看望年轻的囚徒，然后是这囚徒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先是全知视角展开故事，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以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的眼光去看世界和人物，从而构成有限视角，如《巴斯顿支山村》首先是全知叙述者讲阿克布拉特兄弟两人的故事，然后就用谢里姆的眼光去看扎拉等。有时，莱蒙托夫也采用双重有限视角，即首先是第一人称“我”讲述故事展开大故事，然后由大故事中的某个人讲述与标题相关的故事，如《伊斯梅尔-贝》就是如此。综上可见，莱蒙托夫叙事诗的视角并非单一、固定的，而是有所变化的。

第四，性格突出的人物。拜伦把自己强有力的个性赋予自己叙事诗中的人物，因而其叙事诗的人物都有突出的性格。受拜伦影响，普希金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性格突出的。在拜伦、普希金的影响下，再加上叙事诗本身的自传性、抒情性，莱蒙托夫绝大多数叙事诗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从其叙事诗创作伊始就出现了：“在大学期间，莱蒙托夫写作了几首长诗，除了……《最后的自由之子》，还有《自白》《阿兹拉伊尔》《死神》《卡勒》《巴斯通志村》和篇幅浩大的《伊斯梅尔-贝》……所有这些长诗的主人公，都是桀骜不驯、热爱自由的强者。在命运的打击下，他们不仅不妥协，反而反抗得愈顽强。”^[7]进而，他塑造了更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人物性格，如《伊斯梅尔-贝》的主人公伊斯梅尔不能容忍单调平庸的生活，他在京都的上流社会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受惯了欺骗，不再相信人。他还有另一突出特点：他意识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崇高使命，为了实现它，他坚忍不拔，毫不动摇；他满怀激情地献身于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8]《最后一个自由之子》中的瓦吉姆也是为自由而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也有着强有力的个性。在《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中，莱蒙托夫更是“塑造了一个刚强的、善于维护自己荣誉的俄罗斯人的形象。关于商人卡拉希尼科夫，别林斯基写道：‘他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强大的性格的人，只有当环境没有把他激动起来的时候，他才是文静的，温顺的；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坚强天性的人，他受不住委屈，要以打击还打击。’卡拉希尼科夫的忠贞的妻子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也同他相称。在这个形象中反映了俄罗斯最优秀的民族特点。”^[9]莱蒙托夫进而尝试在叙事诗中塑造比较复杂的人物性格，如《海盗》中的海盗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格：一方面痛苦、孤独、厌倦生活，另一方面又追求自由、勇于抗争、不乏英雄气概；《大贵族奥尔沙》中奥尔沙的性格更是复杂：一方面他生性淡泊，厌恶阿谀逢迎，同时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另一方面他又性情阴沉，暴烈专横，一旦发现女儿与奴仆相爱，不惜拆散他们，甚至逼死心爱的女儿。

第五，大量出色的风景。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当然也像所有叙事诗一样，具有突出的抒情性，对此俄国学者已有所论述，如：“1835年，是莱蒙托夫的创作硕果累累的一年。春天，他完成了长诗《萨什卡》……长诗里有不少抒情插叙，它们几乎都带有自传性质，反映了莱蒙托夫在军校最后一年的沉重心情，其中有不少地方就其情调而言与诗人致玛·亚·洛普辛娜的那些信件非常吻合。”^[10]也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如在《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中，“诗人创造了伊万雷帝和他的近卫士们宴饮的历史准确的图景，描绘了宽阔的市场：店铺林立，货物丰盛，再现了莫斯科河南区古旧的生活风俗，展示了莫斯科好汉们在莫斯科河边的勇敢的拳斗”^[11]。《唐波夫的财政局长夫人》更是“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外省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外省一个偏僻城镇的日常生活画面，在诗人笔下显得如此令人叹服地鲜明、活脱，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12]。

但更重要的是，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像风景抒情诗一样，有着大量出色的风景描写，而且写得最多也最为出色的是高加索的自然风景，它更多的是异常雄伟壮观，如：

我看见连绵不断的山岭，

稀奇古怪，有如幻梦，

一座座高峰矗入青霄，

在霞光中像千百个祭坛，

上面时有青烟缭绕，

一片片白云追逐不息，

离开自己神秘的宿夜地，

迈开大步向东方迅跑，

有如一群白色的候鸟，

来自异国他乡的远道，

透过弥漫的云雾我看见：

在金刚石般闪耀的雪山中，

白头的高加索正屹立不动。^[13]

也不乏优美清新，如：

一片火红燃烧着东方，

忙碌的白昼渐渐发亮，

云中的月牙已经隐没，

雄鸡在村里高声鸣唱。

平静的朝霞辉映丘陵，

也为松林镀一层金黄；

一番较量击败了昏暗，

山后迸发出灿烂阳光，

一柄柄镰刀收割禾穗，

禾捆成排横在田野上。

一切都在呼吸，晨风

撩拨捷列克河的波浪，

卷起的沙尘轻轻飞扬。

长空碧蓝安逸而纯净；

澄澈的河水送来清凉，

嫩叶沐浴着春之气息，

仿佛揉进奇妙的芳香。

四周的丛林苍莽茂密，

万籁俱寂无一丝声响；

白昼的光束偷偷射穿

枝叶纵横交织的暮网，

给树冠树根点缀金黄，

一片树叶被轻风吹落，

飞旋飘舞，闪闪发光。^[14]

有时，这种高加索的自然风景甚至观察得相当细致入微，如：

在那里^[15]，当傍晚落日余晖

为山峰穿上浅红色的衣衫，

荒漠的蛇从岩石下爬出来，

昂着头扭动身躯戏耍游玩；

它身上布满斑点状的鳞片，

闪闪烁烁仿佛是银色波澜，

又像是一柄折断了的利剑，

被阵亡者抛弃在草丛里面。^[16]

对此，俄国学者已有精当的论述，马努伊洛夫指出：“是在莱蒙托夫少年时期的叙事诗里，出现的是诗人自幼那样深深爱上了的高加索这块荒野的色调鲜艳的风景，而不是拜伦着力刻画的地中海的异国风光。”^[17]德国学者鲍丁什杰德对莱蒙托夫叙事诗乃至小说中的高加索风景描写，有颇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莱蒙托夫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使自然学家和美学家同时得到满足。他在我们面前描绘出群峰萃聚的高加索大山，在那里，举首仰望，雪云茫茫，低头俯瞰，深渊无底；或者是山间湍流，漩涌在麅鹿生畏的巉岩峭壁之上，‘有如弯曲的玻璃’亮闪闪地泄落到深渊，在那里同新的溪流汇合，重新流向人间；他为我们描写山村和达格斯坦草原，或者是鲜花遍布的格鲁吉亚山谷；他指点那奔驰在‘青色的草原，珠玑般的山脉’上的云朵，赞颂森林神秘的静寂或狂暴的啸鸣的鏖战——他总是在各方面都保持大自然的真实可信，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所有这些画面都以栩栩如生的鲜明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由此生出某种神秘的诗意美，仿佛是这些山峰、花朵、草地、树林的馨香和清新。”^[18]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大量出色的风景描写，不仅仅造成了叙事诗的风景美、诗意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烘托气氛推动情节甚至影响人物的情绪、心灵。如尼科列娃曾具体谈到，在整个《伊斯梅尔-贝》的铺叙中，“主人公们的日常生活风貌，心理状态，性格特点，始终以细腻、优美的纹理与战斗画面交织在一起。对高加索自然风光的描写，长诗的每一行都达到了完满的地步。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莱蒙托夫这样，善于与大自然融成一片，并使之生机盎然。在莱蒙托夫看来，自然风光会使人高尚起来、振作起来。自然风光给伊斯梅尔的是怎样的影响，莱蒙托夫在长诗第1章的第19节里表现得十分明显”^[19]。

值得一提的是，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其诗体还具有多样性：一般性的长诗（其中又包括常见的长诗、诗人称之为“道德长诗”的长诗、戏谑长诗等），如《契尔克斯人》《高加索的俘虏》《海盗》《禁宫二女郎》《忏悔》《大贵族奥尔沙》《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童僧》《萨什卡》（道德长诗）、《蒙戈》（戏谑长诗）等；传奇故事或故事、传说，如《杀手》《死亡故事》《伊斯梅尔-贝》《恶魔》《立陶宛女郎》《逃兵》等；还有诗体小说，在具体作品中诗人又往往称之为诗体小说和诗体中篇小说，前者如《朱利奥》《坦波夫的司库夫人》等，后者如《罪人》《最后一个自由之子》等。其中，诗体小说《坦波夫的司库夫人》，把普希金的《努林伯爵》和《科洛姆纳的小屋》等的戏谑诗体小说和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奥涅金诗节巧妙地结合起来，在19世纪俄国诗歌史上，是普希金“奥涅金诗节”传统的唯一继承者。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使莱蒙托夫的叙事诗成就非凡，而且独树一帜，是对俄国叙事诗的推进与发展，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一席地位。

[1] 详见曾思艺：《反对个人英雄 宣扬集体团结 表现爱的力量——也谈〈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邵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 ［俄］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

[3] ［俄］谢·瓦·伊万诺夫：《莱蒙托夫》，克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4] ［俄］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5] ［俄］尼科列娃：《决斗的流刑犯——莱蒙托夫传》，刘伦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93、203页。

[6] ［俄］安德朗尼科夫：《莱蒙托夫传》，朱笄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第42—44页。

[7] ［俄］尼科列娃：《决斗的流刑犯——莱蒙托夫传》，刘伦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8] 同上书，第94—95页。

[9] ［俄］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10] ［俄］尼科列娃：《决斗的流刑犯——莱蒙托夫传》，刘伦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页。

[11] ［俄］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12] ［俄］尼科列娃：《决斗的流刑犯——莱蒙托夫传》，刘伦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13] 顾蕴璞主编：《莱蒙托夫全集》，第3卷（长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7—618页。

[14] 顾蕴璞主编：《莱蒙托夫全集》，第3卷（长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15] 即《巴斯顿支山村》一诗中所说的高加索地区马舒克和贝什图两山之间地带。

[16] 顾蕴璞主编：《莱蒙托夫全集》，第3卷（长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17] ［俄］马努伊洛夫：《莱蒙托夫》，郭奇格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18] 转引自［俄］谢·瓦·伊万诺夫：《莱蒙托夫》，克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19] ［俄］尼科列娃：《决斗的流刑犯——莱蒙托夫传》，刘伦振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