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朝鲜三国社会和俗文学
志怪、寓言和传说，是朝鲜三国时期最值得研究的文学领域。三国时期是朝鲜志怪、寓言和传说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与这时期的社会思想、民间信仰互为表里的这种文学样式，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研究该时期意识形态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靠近这种文学样式，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时候，绝不能忽视养育它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土壤。要正确地认识它们和实事求是地把握它们，这一点至关重要。
自朝鲜三国初创至其发展阶段，正处于朝鲜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是朝鲜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思想文化和文艺所呈现出的多彩斑斓、层出不穷的万千气象，必须从当时的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其根源。
公元前1世纪中叶前后，朝鲜三国先后在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辽东地区建立。历经了漫长的部落国家和部族联盟国家时期的朝鲜，逐步进入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
公元前1世纪初，高句丽于古朝鲜旧领域建国。史传高句丽是夫馀族分支，很早以前就生活在如今中国辽东地区和朝鲜西北地区，公元前37年朱蒙在卒本[1]建立的高句丽，是高句丽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形态。高句丽民族历史悠久，先秦古籍《逸周书·王会篇》所说的“北方台正东高夷”，指的就是后来高句丽族的先民。孔颖达对其疏云：“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其后的诸多古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如《尔雅》载：“九夷之中，其三即高句丽。”这些文献都一致指出“高夷”就是高句丽族，这些史料说明，高句丽族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于该地区。对高句丽建国以后的情况，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记录道：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其人性凶急，喜寇钞。[2]
这一记录明确记录着高句丽国家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和民族习性。由于它与夫馀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古代史料都极其重视对夫馀族及其国家的考察。《三国志》《魏志·东夷》中记曰：
扶馀：“夫馀，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其人粗大，性强勇谨厚……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3]
由于高句丽族源与夫馀族有密切关联，其民族性与其大体相仿。这一记录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的夫馀，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这种经济基础和先进文明不能不影响高句丽社会。高句丽在其建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征战和政治融合的洗礼。现存当时的碑志文《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铭》《龙冈秥蝉县神祠碑铭》等和通过李奎报《东明王篇》等所反映的《旧三国史》等内容来看，朱蒙在创国的过程中讨灭了周围挹娄、弗流等一系列小国，为高句丽的开国铺平了道路。尤其是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后，战争更为频繁，先后征服了邻近的沸流、盖马、荇人、曷思、梁、貊、东沃沮、句茶、朱那等地方小国势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国家根基。高句丽建国前后，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制造出各种生活用品和武器。在此基础上，高句丽建立了封建制度，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人民生活和国力空前发展。我们发现，《三国史记》中屡有国王赐封建“食邑”的记载，这些“食邑”一开始虽只赐以收租权，但后来都演变成了私有土地。与此同时，各代国王还对一些功勋卓著者直接赐田，受田者的这些田产后来也都不断扩大，以收租的形式剥削农民。“富益富，贫益贫”，这些大土地所有者逐步变成大贵族和地主势力，成为了封建国家的基本支柱。这样高句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国有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自耕农的私田等。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而阶级结构的变化则带来了社会组织机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本质性变化。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高句丽社会中依然残留着奴隶制社会的余影，特别是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的古老意识，往往以很强的惯性左右着其意识形态活动。
百济王朝与高句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据传，北方辰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朱蒙的次子温祚带领一部分高句丽人南下，至汉江下游定居，与当地新兴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支新兴的封建政治势力，并建立了新的封建国家“百济”。《三国史记》记载：
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二年也……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4]
根据这一记录，百济建国者的确是高句丽创业之主朱蒙的后裔，其传统和习俗都与高句丽相近，只是它在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另辟一个政治势力，与高句丽和新罗二国形成鼎足的形势。由于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又继承了辰国的文明，百济因而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公元前后，百济的政治势力逐渐壮大，不断向南发展，占据锦江以北地区，又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占领马韩地区。到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迅速成长起来，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
百济建国后，为汉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带来了相当的发展。今京畿道杨州郡曾经发现炼铁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铁斧、铁小刀、铁镞等和一堆炼铁渣。京畿道加平郡也发现炼铁坊遗迹，还挖掘出一些铁块和冶铁炉遗址。这些考古发现都有力证明，百济建国前后时期已经掌握了炼铁技术并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之上，百济还输入高句丽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发展自身的生产。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百济也很早就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百济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其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充当了最基本的所有制元素，成为了社会经济最重要的担当部分。百济的国王也以各种名目对一些特殊阶层人士赐田和食邑，把土地分给贵族和功臣，推动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已跻身于朝鲜古代封建王朝的行列。百济的行政建制中央有左辅、右辅和一系列下、中、高级官僚机制，按照封建等级制组成。地方行政制度，起初分南北两部，两部之下设置许多城邑，由相关部门全权管理。
新罗早在公元前57年就已建国，但真正建立封建国家体制较晚于其他二国。自第十七代王奈勿尼师今（356—402）时代开始筹备，到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期才基本完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所需的国家体制。新罗的前身为斯卢国，原先是半岛南部庆州一带的部族小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来斯卢国进行不断的领土扩张战争，合并和统一了周边一系列小国，成为了洛东江下游一带较大的部族联盟国家。斯卢国原来的六村及其贵族，成为了统一事业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和后来新罗扩张时的骨干。这使得历来新罗的最高统治者尼师今、麻立干和国王都出自于这一骨干阶层之中。公元2世纪初，以此六村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开始扩张领土，向北开辟了庆州以北的鸟岭地区，西渡洛东江上游，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公元2世纪前后，新罗的生产力相当发展，已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新罗前期主要存在封建地主的私田、国家直属土地、自耕农的个体土地等三种形式。在建国和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罗国王经常以赐田或分赐食邑的方式奖励勋臣和贵族，从而笼络人心和加强私有制。如法兴王在其十九年冬，“驾洛国王金仇衡降于新罗王，授位上等，以其国为食邑。”[5]法兴王还把良田和战俘二百多人赐给镇压大加耶叛乱的各级将领。这些内容在《三国史记》中均有详尽记载。从朝鲜三国的历史看，那些受食邑者往往以此为基础想方设法不断扩大自己的私田，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在三国之间的征服战争中，新罗对不愿投降的地方用武力征服后，设置新的行政单位部曲、乡、所，对曲民实行残酷的剥削。新罗在建国前期实行贵族民主执政制度，各代王位由朴、昔、金三大姓轮流执掌，经一直以来继承过来的“和白会议”一致同意才能成为新的国王。新罗很早以来就实行“骨品”制度，把贵族分为“圣骨”“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五个等级，按照各个不同等级分别规定任官级别和限度。新罗把京畿地区分为六部，地方分成52个城邑，而自6世纪开始实行郡县制。
朝鲜半岛地处温带地区，有着宜人的气候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它的清川江、大同江、汉江、洛东江、锦江流域，土地肥沃，使得古代朝鲜三国利用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发展自己，各自成为了半岛割据一方的枭雄。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山脉纵横，地处东北亚一隅，上古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也较为缓慢。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朝鲜先民征服自然、建设家园和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们浓厚的多神信仰、迷信思想和奉天命的宗教观念。朝鲜三国相继建立于具有浓厚的原始形态特征的部族联盟国家的基础之上，各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打上了前人的烙印。即使是后来从外部传入的儒、佛、道三教思想，也必然与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站稳脚跟，在新的土壤上生根成长。朝鲜固有的信仰与文化，决定其民风民俗，更决定了从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各种文学样式。志怪、寓言和传说之类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风土和当时现实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考察各种文献发现，朝鲜人民自古勤劳勇敢，善良智慧，也是极富浪漫精神的民族。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不甚了解自然变化规律的历史阶段，朝鲜先人在极其艰难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战斗精神。在自然灾害、病魔、战争等极其不利的事情来临时，他们一边与其斗争、抗衡，一边摸索着解决危机的方法和路径，更以歌唱与舞蹈的形式宣泄内心的各种情绪。而更多时候，他们的歌舞与宗教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向天帝和诸神表达献媚之意的机会，认为唱得越好、越投入，就越能够感动天帝和诸神灵，求得一家、一族、一国人的幸福安康。对此，历代各种文献早有记录。如中国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记录道：
（夫馀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6]
夫馀是高句丽人分支出来的古代国家，其民之习俗和审美观念当然与高句丽人相似。每年殷正月祭祀天神，召开“国中大会”，连续几天“饮酒歌舞”，而且“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此时的夫馀已进入封建社会初级阶段，但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着其先人的习俗和信仰观念。高句丽人也有着与夫馀相似的风俗和信仰观念，《三国志》记载：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7]
这一记录比上述对夫馀的记载更丰富一些，传达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较为形象地记录了高句丽人“喜歌舞”的情景。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记录显示，高句丽人的“喜歌舞”，首先不是宗教信仰仪式情景下的那种歌舞，而是纯粹的民间歌舞活动。后来的相关记载显示，高句丽的歌舞艺术已相当发达，达到了输出唐朝的水平，中国文献中所说的唐宫廷歌舞中的“高句丽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二是这一记录中反映了高句丽与祭天相关的信息。与夫馀实施“以殷正月祭天”不同，高句丽人“以十月祭天”。十月是东北亚地区的秋季，这时已见出一年农业生产的结果，无论是五谷丰登还是收成一般，人们都要感谢天神，希望来年给予更好的收成，以慰天下苍生。与夫馀一样，此时的高句丽也召开“国中大会”，进行祭天仪式，此时当然也少不了连日的歌舞活动；三是这一记录还反映了高句丽人祭祀地神的仪式情形。其“国东有大穴”，其名叫做“隧穴”，这无疑是供奉地神的所在，在“十月国中大会”的这一天，全民也以恭敬的心情到国邑东头，进行祭祀仪式，“迎隧神”。
这时的高句丽也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着其祖先的习俗与信仰意识。无论是夫馀人的“迎鼓”，还是高句丽人的“东盟”或“迎隧神”，都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天地神灵的敬仰之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观念。诸多历史经验显示，这种对神灵的敬仰之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观念，正是人类神话、传说、志怪、寓言、传奇等文学要素生成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背景，也是这些古代文学要素得以形成的艺术幻想和想象的心理基础。
由于高句丽地处朝鲜半岛最北部，与中国历代各个王朝直接交接或较为靠近，因此较之其他二国对中国古代先进文明接触得更早一些。现在虽很难确认中国汉字何时进入高句丽，但从史料记载推断其国初建时汉字随同其他汉文化已经进入高句丽，在其上层广为利用。高句丽朝廷自国初就设有博士，专门担当文书、教育方面的事务，而且在小兽林王之初已经设立大学教育子弟，这些都说明它使用汉字远早于百济和新罗。特别是高句丽在建国初已经修出官方史乘，记录了国家生活中的一系列大小事情。《三国史记》记录曰：
（婴阳王十一年）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文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8]
这里就明确记录着“国初始用文字”，而且“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正式建国，这一记录说明公元前后它已撰写出叫做《留记》的史书一百卷，足以证明它掌握汉字的时间之早和整个国家文明水平之高。婴阳王十一年（600），王诏博士李文真缩约该《留记》，名为《新集》，约分五卷。
因为传承了高句丽的血脉加之自身的努力发展，百济的思想文化也迅速发展，在半岛占据着不亚于其他两国的思想文化地位。从一些文献资料来看，百济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积极与中国江南的吴越地区沟通，进行了频繁的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深受其影响。据《百济古记》，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75），博士高兴撰著《书记》，写出了百济的官方国史。“百济自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自建国以来，百济励精图治，力求发展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不断提高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武王）四十一年……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9]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它也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加强实力，时刻准备与高句丽和新罗竞争。特别是百济跟当时日本的交通，显示出了一个汉文化强国的面貌。从时间上看，百济很早就与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阿莘王六年（397），为了处好与日本的关系，王以太子腆支为人质，派往日本王宫。《三国史记》记云：“六年夏五月，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10]从历史上看，当时的日本比朝鲜三国落后了许多，它又与中国远隔大洋，为了迎头赶上，日本各代天皇积极与朝鲜三国中与自己距离最近的百济联络，加强了直接关系。当时的日本与百济来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从百济学习先进文化经验，并得到文化建设上的帮助。《日本书记》记曰：オ?qt3>应神二年（271），命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王择宗族，遣其孙辰孙王，随使入朝。应神喜焉，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于是始传书籍，儒风文教兴焉。
日本应神天皇觉得缺乏汉学人才，特派重臣到百济求助。百济国王积极帮助，直接从宗族中挑选汉学优异的辰孙王，派往日本皇室，助其建立汉学基础。应神天皇非常高兴，“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估计辰孙王去日本时，绝对不会空手而去，肯定带一些有关汉学的经典和书籍，作为见面礼或教人的教材。记录载，从此“始传书籍，儒风文教兴”，日本文明进入了一个汉文化的时代。从此百济与日本的关系日趋密切，经常有百济学者前往日本皇室和朝廷，帮助其提高汉文化素养。据载，百济久素王又于应神天皇十五年（284），遣阿直岐前往倭国，次年还派王仁博士去倭王之侧，充当宫廷文师。后去的这些学者，都当上了皇子菟道雅郎子等皇子皇孙的老师，为日本培养皇室后代作出了贡献。他们带去的《千字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为日本儒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古籍《和汉三才图会》记录道：
应神十五年，百济久素王，遣阿直岐者来。时阿直岐能读经，皇子菟道雅郎子师之。天皇问：“有胜汝之博士耶？”对曰：“有王仁者，胜于我。”帝遣使于百济，徵王仁。翌年二月，仁持《千字文》来朝，以《孝经》《论语》，授皇子菟道雅郎子，皇子以为师，习诸典籍，莫不通达。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仁且咏《波津歌》，祝仁德宝祚，谓之“歌父”。[11]
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百济和倭国的关系相当密切，似乎不存在任何隔阂。同时这些记录也显示，百济实际上充当了倭国王室寻求学术人才的人才库，成为了倭国文明进步的文化保障地。的确，当时的倭国国情相对落后，甚至尚保留着很多原始的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而百济则与之相反，它在中国先进文明的启迪和刺激下快速发展，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百济的学术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百济的帮助和提携，大大加快了当时日本文明的进程，而百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得益于中国先进文明的助佑。
尽管公元2—3世纪，百济的汉文化水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它从骨子里还是离不开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过来的土俗文化。百济地处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是山脉、平原和大海交会的地方，自古就有着信神信鬼的习俗。《三国史记》载：古尔王“五年春正月，祭天地，用鼓吹。”[12]夫馀人于“殷正月”祭天，高句丽人在秋“十月”祭天地，而百济人于“春正月”祭祀天地之神，虽然三个国家祭祀的时间有所不同，但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祭天祗地，以表示敬仰之心和媚神奉鬼的本质是一样的。与高句丽和夫馀一样，百济所信仰的是多神教，除了有一些共同的山神、水神、海神之外，许多具体的山、河、海、动植物和人居住地附近都有特定的信仰和供奉的对象，所以百济也是多产神鬼故事的朝鲜古代国家，流传至今的一些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新罗古文明的起步和发展稍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但它积极发展思想文化，最终成为了统一半岛意识形态的主体。新罗的先民原来生活在朝鲜南部一个叫做“斯卢”的小国，后来新罗实行“富国强兵”政策，用战争和怀柔的方法吞并了周边诸多小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占领了过去三韩的大部分地区，所以新罗所传承的文化也非常悠久。据《三国志》：
（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不休。其舞，数十人俱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13]
由于新罗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与部族联盟国家时期的“六村共管”、合议制的“和白会议”等旧制度彻底决裂，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比高句丽和百济更具有“古态然”之状况。新罗三面环海，民风质朴，古风古态更浓于其他国家，它的天神信仰和鬼神崇拜观念和活动，也更甚于其他两国。韩人也“常以五月下种讫”，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但与高句丽和百济截然不同的是，韩人拜祭的是“鬼神”，而不是“天神”或“天地神”。同时韩人也举行歌舞活动，“群聚歌舞饮酒，昼夜不休”，其热情和场面也不亚于高句丽人和百济人，然而有一点与其他二国不同，那就是歌舞的形态和内容。“其舞，数十人俱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他们的舞蹈有与北方系的高句丽和百济舞蹈截然不同的特色。韩人的这种舞蹈，与中国吴越地区居民的相悦歌舞极其相似。这应该有自己相应的历史原因，也就是说辰韩人多来自于强秦时代避乱的中国山东和江浙一带，而韩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一些文化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与辰韩交接的弁辰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习尚，也与之有类似的地方，弁辰人“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14]新罗古地人民的这种宗教信仰和艺术观念，对他们的文学观念不可能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新罗人虽然拥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但他们绝没有以此为自满的根据，而是积极地向中国先进文明靠拢，汲取其中对己有用的精华。所以到了公元6—7世纪，新罗的汉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地步，培养出了大批有用人才。在三国中，新罗是修撰国史最晚的一个，于真兴王六年才动意修撰，组织人马，开始启动。《三国史记》道：
六年秋七月，伊湌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湌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15]
新罗真兴王六年，离高句丽和百济修撰国史已经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但此时的新罗已经认识到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在各个方面采取迎头赶上的政策，而修撰国史就是其中的一环。实际上此时新罗的学术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里所说的伊湌异斯夫、阿湌居柒夫等都是当代著名的文人，而且为了修撰《国史》，国家能够“广集文士，俾之修撰”，充分说明新罗国已经养育出了大批有能的学者和文士，像修撰《国史》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成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新罗人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了高度的民族意识，除了儒、佛、道本土化、花郎道的实施等方面外，新罗各代国王极其重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开发和创制。新罗人很早以前开始借用汉字以标记朝鲜语的吏读文，后来文人薛聪考虑当时汉文还不很普及，遂进一步改良吏读文，以“新罗方言”解读儒家九经，记录官方行政上的事情和内容，逐步使之系统化，对古代朝鲜语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民族文化发展上的这种观念，一直传承至新罗末期。对那些国家生活中的重要用语，这些人反对过分的汉化，继续主张突出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色。金富轼根据新罗末期一些文人的品评，在《三国史记》的“新罗本纪·智证麻立干”条中，严肃批评了崔致远在某些问题上习惯于汉化的表达，失去了白衣民族自身的语言传统。其曰：
论曰：“新罗王，称‘居西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斯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罗末名儒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皆称某王，不言‘居西干’等，岂以其言鄙野不足称也？”曰：“左、汉，中国史书也，犹存楚语‘毂于菟’，匈奴语‘撑犁孤塗’等，今记新罗事，其存方言亦宜矣。”[16]
在新罗，自古把国王称作“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麻立干”等，但是崔致远编撰朝鲜古代的《帝王年代历》一书，把这些民族语称呼统统改为“某王”，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行为。作为本民族的文人，怎么能学得了一些中国学问，竟把自己的民族语因“鄙野不足称”而用中国的称法来替代呢？举个例子来说，《左传》《汉书》等中国的史籍，但其中“犹存楚语‘毂于菟’，匈奴语‘撑犁孤塗’等”，何况新罗人“今记新罗事，其存方言亦宜矣”。
朝鲜三国时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成果和相互影响的结果。文化与江河之水一样，往往由高明或先进一方的流向低矮或落后的一方，给予其发展的机会并逐步靠拢高明或先进一方的水准。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以多种方式进行，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就是人员的交流。朝鲜北方古朝鲜和高句丽地区较之半岛中南部地区的诸部族联盟国家，与中国各个朝代进行了更为频繁的人员接触。特别是它跟中国各个朝代很多次的使节来往、边界摩擦、战争、商业活动、移民等都是进行文化交流的好机会。《三国志》道：
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准，僭号为王。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魋结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17]
这里说的“濊”，即指处于朝鲜半岛东中部一带的东濊国。它很早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民风淳厚，“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古朝鲜时期隶属于朝鲜王准的管辖范围，后来燕人卫满复来王之，再后来其地又变为汉四郡属县之一。特别是中国秦末，对外战争和赋役加重，“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进程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过程中，人员交流是何等频繁地进行，文化交流又是何等密切。处于朝鲜半岛南部一带的三韩地区，因三面环海，虽自然条件有些封闭，但历史上其地却一刻也没有静默过。对其地的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三国志》记载道：
桓、灵之末，韩、穢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18]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19]
这些记录都充分说明朝鲜半岛南部与中国秦、汉王朝，有过极其密切的人员往来。事实上，有这样的人员往来，就应该有相应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自古拥有的耕作技术、稻作农业和一系列精神文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南北方农业文明和学术文化的痕迹。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也是在不断的交流中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对文学发展较为落后的古代朝鲜来说更是如此。文学交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应该是在不断的人员交往、战争关系、商业活动、使节互动等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在古代朝鲜大量繁衍发展的志怪、寓言、传记文学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是独创的产物，更应该是相互交流的产物。三国先后设立太学、国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育子弟。这些学校教的是九经及其他文艺之书，其中包括《诗经》《史记》《楚辞》《文选》等。这些从中国引进的经典性文学书籍，为三国子弟的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对提高他们的文艺素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中国各代的这些文学经典的接触，标志着当时朝鲜三国文学发展的程度。城市商业活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人民超国界的活动，对文学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从中国大陆逃避苛政、战乱或自然灾害而至朝鲜半岛各国的中国流移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与本土人和睦共处，最终融入本土民族之大家庭中。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各地的文化和文学植入朝鲜三国的文化和文学细胞之中，使之充当朝鲜古代文学发展的活养料。
从一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三国各代的国王都有巡视国内各地查访民情的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兼观民间故事和歌谣，以观察习俗民情，考量政令得失，倾听民声民怨。高句丽人先道解讲寓言救新罗大将金春秋，百济薯童以歌谣娶新罗公主，新罗国王听鼠神箴言破宫廷奸情等等，都是其中的例子。封建统治阶级和这些俗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上古文化风气十分浓厚的朝鲜三国中，俗文学和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其次，这些俗文学在与封建的王公贵族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被广泛地流传，并得以保存和继续传播。第三，其中有些歌谣和故事，被当时以及后世的统治阶级和文人敷衍或篡改，充当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第四，更多的民间歌谣或故事，辛辣地讽刺和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能和腐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智慧，使这些俗文学闪烁着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芒。第五，通过众多俗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窥见朝鲜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以及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朝鲜三国时期的俗文学，应该是如今我们考察其时社会和文艺的一面镜子。
[1] 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
[2] 陈涛《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 同上书，第90页。
[4]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始祖温祚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07页。
[5] 《东国通鉴》（卷五），“三国记·法兴王”。
[6]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7]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8] 金富轼：《三国史记》，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182页。
[9]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武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41页。
[10]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阿莘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24页。
[11] 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东京：平凡社，1991年。
[12]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古尔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17页。
[13]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4]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5]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兴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7页。
[16]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智证麻立干》，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4页。
[17]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8]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