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朝鲜三国寓言一瞥
寓言是继神话、传说以后产生的朝鲜古代又一个文学样式。如果说神话和传说是以原始信仰为背景的口头文学形式，那么寓言应该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富于人文意识的文学样式。到了朝鲜三国时期，铁的广泛使用、农业技术的运用、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带来了各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逐步发展。寓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城市的勃兴、货币关系的成长和社会思想文化的活跃，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朝鲜三国时期的人们，长期处在三足鼎立的矛盾关系中，逐步养成了正视严峻的现实，不断提高竞争意识和能力的精神惯性，所以朝鲜三国人确信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必定能够实现，崇尚勇敢和忠诚，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比之前逐步向上，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能力大大提高，完全由原始信仰和神灵支配的时代逐渐过去，现实关系加祈求神灵护佑的意识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开始。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是朝鲜三国人逐步觉醒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朝鲜三国人在文化意识上逐渐摆脱自原始共同体时期传承过来的神、神灵或神鬼们的绝对影响，目光转向现实关系之中，转向人自身、人际关系和人的现实生活。一个个严酷的现实关系，一次次地向人们提出新的难题，甚至作弄人们，一个由智慧和才能来统治世界和个体进取的时代早已呈现在人们面前。朝鲜三国的寓言文学，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以其多彩的艺术魅力感染人们，使得人们从中获得良知的启迪，哲理的洗礼。
对在朝鲜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寓言这一问题，迄今很少有人研究和探讨。因为朝鲜三国时期的文献大都早已失传，如今的我们确实很难考证出其寓言产生的具体年代。作者估计，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寓言，应该产生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文化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而它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古朝鲜中期前后。因为这个时期的朝鲜已经处于社会大裂变时期，特别是古朝鲜地区已经受到中国制度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的深刻影响，逐步走出原始社会的阴影。后来汉四郡在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四百年的存在，促进了古代朝鲜各个部族和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朝鲜三国之初，各国意识形态还残留着浓厚的原始宗教和文化的氛围，但社会封建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陆续传入的中国文化因素，加速了其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使得各种文艺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历史大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思想文化大转变的时期，越是这样的历史关头，社会文艺就越是显现出大勃兴的态势，为时代的转变留下人类的精神印记。特别是寓言文学往往成为这种历史环境的精神宠儿，为社会审美档次的提升添砖加瓦。
我们知道，寓言是指那些用来说明某些道理的比喻故事。寓言带有劝喻性和讽刺性，一般结构简短，想像丰富，手法夸张。主人公有人、有动物，也有植物。寓言的主题往往富有寄寓性，很多情况下以此喻彼、以近喻远、以小见大、以古喻今朝鲜三国寓言产生于其本土的人文风土上，最初应该来自于民间口头创作。历史发展到三国时期，朝鲜社会的阶级矛盾、各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相互的斗争激烈，思想开始活跃了起来。到了这个时期，各国的统治都文武相济，逐渐对思想文化和教育引起重视，依附于各国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政客、谋士、博士等，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见解、社会主张和局部事项的根由，往往驰骋自己的学识、辩才和思维，绞尽脑汁地去作说服人或鼓动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含义深刻而简短生动、富有审美情趣、寓有生活哲理的寓言故事，便成了经常采用的活材料。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所造成的原因，朝鲜高丽王朝之前所有的文字记录文献几近绝传，使得后世无法看到之前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实际面貌，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高丽时期金富轼等根据王命编写的《三国史记》、僧一然撰写的野史《三国遗事》等，在记述朝鲜古代历史史实的同时，到处留下朝鲜三国时期流行的各种史乘和历史记录。仅从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我们可知高句丽人在其国初已经写出《留记》一百卷，百济人撰写大部头的国史《书记》，新罗人也动员一些有才华的文人写出大型新罗史记《国史》。此外，《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在记述历史史实时，有意和无意间点出了《古记》《东明记》《驾洛国记》《别记》《三国史》《古传》《海东安弘记》等数十种古书名，这说明朝鲜三国时期已经写出数量庞大的各类书籍和文献。这些种类繁多的书籍和文献，肯定记载和论述了无数史实和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可以想象这些民间口传文学作品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原始宗教史实和神话、传说、鬼怪故事等，以及朝鲜三国时期复杂的官方史实故事、民间的人文风情。当然不排除其中夹杂着诸多寓言故事或类寓言故事，我们如今可以看到的部分寓言遗产中，完全可以断定这一点。从尽有的朝鲜三国的寓言遗产显示，其寓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注重人类在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的经验的总结，反映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表达出人定胜天的思想。二、重视体现人们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讽刺社会的各种谬论、败德和不协调言行，总结各种人生经验和教训。三、对人类的智慧百般推崇，张扬人以自己的才智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思想，以充当社会道德人生的风向标。四、对善神进行美化和赞扬，对恶神进行嘲讽和鞭挞，从而表达了自身的爱憎观。五、歌颂劳动人民的善良美德，肯定下层人民是智慧的源泉，是值得尊重的人群。从这些特征看，朝鲜三国时期的寓言无疑是其时代文学的精髓和思想文化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文艺和社会思想提供着极其珍贵的资料遗产。
朝鲜三国时期的寓言绝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以之前和当时的诸种民间口头文学为肥沃的土壤。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朝鲜三国时期的各国也都盛行着各种题裁的民间口传文学和艺术，甚至其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到了这个时期也一直在人们的心中和口头上保存下来。这些都无疑成为了三国寓言不断产生和流行的物质基础，使得其寓言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如今在各种文献中看到的其他民间文艺作品，主要有谚语、俗语、箴言、熟语、格言等。如《三国遗事》中的《水路夫人》的“众口铄金”，就是一句含有人言可畏之意的谚语。其曰：
圣德王代，纯贞公赴江陵（今溟州）太守，行次海汀昼饍，傍有石嶂，如瓶临海，高千丈，上有踯躅花盛开。公之夫人水路见之，谓左右曰：‘折花献者其谁？’从者曰：‘非人迹所到。’皆辞不能。傍有老翁牸牛而过者，闻夫人言，折其花，亦作歌词献之。其翁不知何许人也。便行二日程，又有临海亭，昼饍次，海龙忽揽夫人入海，公颠倒躃地，计无所出。又有一老人，告曰：‘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今海中傍生，何不畏众口乎。宜进界内民，作歌唱之，以杖打岸，（则）可见夫人矣。公从之，龙奉夫人出海献之。公问夫人海中事，曰；‘七宫宝殿，所馔甘滑香洁，非人间烟火。’此夫人衣袭异香，非世所闻。[1]
这是有关新罗圣德王代纯贞公夫人水路被海龙劫入海中时的一段神奇的传说，整个故事充满了光怪离奇的神秘色彩。其中一句关键的话就是“众口铄金”，意思曰众人之口可畏或众人的话可撼动人心，也可理解为众口之谗言可畏。看起来，这个谚语在当时很流行。实际上，这句谚语是舶来品。中国反映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别史《国语》中的《周语下》云：“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其注说：“铄，消也。众口所毁，虽金石犹可消也。”可知，这一谚语的本义是：诋毁人的话语，可以把金属都熔化掉。这一谚语在朝鲜半岛，至今尚在流行，可知其久远的影响。格言也是朝鲜三国时期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在艰难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朝鲜三国人日益感觉现实生活复杂多变，但一系列的生活现象和人们的精神活动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现象和规律，往往被有心人综合和总结，久而久之，逐步提炼成可为范式的言简意赅的语句，于是各种各样脍炙人口的格言就诞生了。其中如“耽媱酒色，政荒国危”，语出《三国史记》中的《大（太）宗春秋公》篇。其曰：
以贞观十五年辛丑即位，耽媱酒色，政荒国危。佐平成忠极谏，不听，因于狱中，瘐困滨死。书曰：“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臣尝观时变。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审择其地。处上流而迎敌。可以保全。若异国兵来。陆路不使过炭岘（一云沈岘。百济要害之地）水军不使入伎伐浦（即长嵒。又孙梁。一作只火浦。又白江）据其险隘以御之。然后可也。”王不省。……定方引兵自城山济海。至国西德勿岛。罗王遣将军金庾信领精兵五万以赴之。义慈王闻之。会群臣问战守之计……王犹豫不知所从。时佐平兴首得罪流窜于古马祚知之县。遣人问之曰。事急矣。如何。首曰：“大概如佐平成忠之说。”大臣等不信。……于是定方出左涯垂山而阵。与之战。百济军大败。王师乘潮。轴轳含尾鼓噪而进。定方将步骑。直趋都城。一舍止。城中悉军拒之。又敗死者万余。唐人乘胜薄城。王知不免。叹曰。悔不用成忠之言以至于此。
这就是围绕朝鲜三国百济最后一代义慈王亡国过程的格言。这段记录中的成忠以死相谏义慈王的场景，与金富轼《三国史记》的相关内容大体相同，但后边有关义慈王疏远忠良之言而听取奸佞之语，最终在薄津口一战兵败而亡国的记录是后者所未有的。这一记录所说的“耽媱酒色，政荒国危”，在朝鲜三国是较为普遍的一句格言。中国的儒家思想很早就传入朝鲜三国，此时的朝鲜三国无论在制度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教育上，都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朝鲜三国都先后置五经博士，设立太学等教育机构，以四书五经教育子弟，因此儒家思想文化先后渗入三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儒家的那种仁、义、礼、智、信观念，忠勇思想，兼济天下的意识，开始成为人们价值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朝鲜三国社会对“治者”“人君”的评价，也多以儒家的价值标准进行衡量，君主的“仁爱”“节俭”和能不能实行“德治”，一直是关注的重点。所以某王某臣能不能按照这样的儒家思想“施政”“自律”，能不能做到“勤政”“爱民”，“察时变”“观民情”，使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一直是“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评价基准。一旦某王某臣没有按照这样的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浸于酒色、怠于政事，远忠良而近奸邪，就被视作荒淫之君，奸佞之臣。此时往往批评之声溢于朝野，各种谗言、咒语、预言四起，以示社会之否定和批评之意。百济的灭亡当然与最后一代义慈王的荒淫和怠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与当时的国际风云、三国形势的变化、内部各种矛盾的牵制等问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一国之败亡，肯定要有人负起责任来，如果义慈王严于律己，勤政爱民，果断处事，英明决策，历史或许就要另写篇章了。《三国史记》也记录着义慈王之事，曰：“（义慈王）十六年春三月，王与宫人淫荒耽乐，饮酒不止。佐平成忠极谏，王怒，囚之狱中，由是无敢言者。成忠瘐死。”[2]可以看出，百济的最终灭亡与义慈王的淫荒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格言是含有劝诫和教育意义的话，“耽媱酒色，政荒国危”，概括出了历来在三国普遍流行的有关国政与国王德才品质关系的话语。此言在《三国遗事》中，通过一然的记述表了出来，格外地显眼和生动，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此外，在朝鲜三国还流行着大量的歇后语、预言、箴言等。其中如歇后语“在笼之鸡，罹网之鱼”，语出《三国遗事》卷第一《纪异》之中。其曰：“莫若使唐兵入白江（伎伐浦），沿流而不得方舟。罗军升炭岘，由径而不得并马，当此之时，纵兵击之。如在笼之鸡，罹网之鱼也，王曰然。”这是百济面临唐军和新罗军联合进攻时，围绕白江一战百济大臣的献策。又如预言“百济圆月轮，新罗如新月”，此语也出自《三国遗事》卷第一《纪异》之中。《三国遗事》记述百济到了义慈王末年，京城周围出现一系列奇异的现象，人们认为这些都预示着百济将出变故。文艺的源泉在于现实生活，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反映其对现实生活和审美理想的理解和感受。7世纪中叶，围绕新罗联唐统一三国的战争，三国人受到了激烈的震撼。在这个过程中，三国人创作出了无数富有现实意义的语言和文艺作品，它们既反映现实生活，又揭示三国人对未来的追求。
在朝鲜三国的文艺宝库中，寓言乃是最珍贵的瑰宝之一。迄今流传下来的朝鲜三国时期的寓言并不多，最典型的寓言则只有《龟与兔》一篇，其他都属于类似于寓言的作品。从种种迹象看，朝鲜古代很早产生了寓言类故事，而其中利用动物的自然特征演绎的故事也占据着一定的比例。金富轼等的《三国史记》所记载的动物寓言《龟与兔》应该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则寓言是从什么样的动物故事演变而来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其较为成熟的故事情节和艺术特色来看，它应该是朝鲜古代晚期的动物故事。与其他国家一样，古代朝鲜的原始时期同动物的关系密切，人们应该创作了许多动物故事。这类动物故事，有的表现对某种动物习性特征的认识，有的则表达对某种动物与人类密切关系的事项，在这些故事中自然渗透着有关人的社会特征因素。不过到后来，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人类由单纯的捕鱼和狩猎生活转入新的农耕生活阶段，对一些动物故事认识的侧重点发生变化，着重从中演绎出对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教训和智慧，使这类故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使故事含有鲜明的教训意义和哲理性，并常以劝谕或讽刺达到教育或训诫人的目的。朝鲜三国的动物寓言《龟与兔》，就属于这种作品。其曰：
昔东海龙女病心，医言：“得兔肝合药，则可疗也。”然海中无兔，不奈之何？有一龟白龙王言：“吾能得之。”遂登陆见兔言：“海中有一岛，清泉白石，茂林佳果，寒暑不能到，鹰隼不能侵，尔若得至，可以安居无患。”因负兔背上，游行二三里许，龟顾谓兔曰：“今龙女被病，须兔肝为药，故不惮老，负尔来耳。”兔曰“噫！吾神明之后，能出五藏，洗而纳之。日者小觉心烦，遂出肝心洗之，暂置岩石之底，闻尔甘言径来，肝尚在彼，何不回归取肝？则汝得所求，吾虽无肝，尚活，岂不两相宜哉？”龟信之而还，才上崖，兔脱入草中，请龟曰：“愚哉！汝也。岂有无肝而生者乎！”龟悯默而退。[3]
这是一则陆地动物野兔与海洋动物龟及传说中的海洋动物龙王斗智的故事。故事先从海中龙王之女病心开始，医生说这种病只有吃野兔之肝才可以治好，但是海中无兔可寻，那怎么办？这时有一老龟向龙王说自己能够获得此野兔之肝，龙王马上派其登陆海岸寻找，不久恰好遇到一只野兔，诱说海中有一岛，风景如何优美、生活如何舒适，天真的野兔很快就动心，坐在龟背上往海里走。龟背野兔游行二三十里许的时候，回头看野兔说它此行的目的就是为病心的龙王之女寻找兔肝，因为其病只有兔肝是灵药。听到此，聪明的野兔马上醒悟，笑而说自己是神明之后，故经常可以拿出五脏洗而重新纳之，正好今天有些心烦，将肝脏拿出洗而放置于岩石底下，因为来时听到龟的美言高兴之余忘将肝脏拿入体中。现在只能回去拿肝脏，自己由是是神明之后，无肝也能活，回去把肝脏拿来给龟治龙王之女也没什么大碍，这样这事不就是两全其美了吗？愚笨的龟相信此言，重新负野兔回陆地，刚一上岸野兔逃入草丛，嘲笑愚蠢的老龟说，世上哪有无肝而能活的生物。老龟无奈之下只能悯默而退。这是一则任何人听了都会捧腹大笑的寓言。
故事中的主人公野兔，是一个既天真明朗而又聪明伶俐的陆地生物，因为轻信老龟的诈言，误被负至海中，但当它听到老龟愚笨的实言以后，马上反应过来，并用自然得体的反诱说来说服老龟重新回到陆地，从而得以逃脱，显示了其临危不乱、聪明而善于应变的本事。故事中的老龟，是海中龙王的忠臣，当它得知小龙女得了心脏病以后，积极地出谋划策，并自荐到陆地寻找野兔，说服野兔至海中，但由于其老实坦诚的个性，愚蠢地说出取兔肝救公主的实际目的，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的处境，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在故事中，野兔和老龟个性鲜明，既有原动物的特征，也有人格化以后的人物特性。这一则寓言告诉我们欺骗与讹诈终将会遭到正义势力的批判和反抗，自私和贪婪也终究会被善良和智慧的一方揭露和抵制，乃至最终走向败亡。
寓言《龟与兔》的背景告诉我们，它的产生年代甚早，应该是朝鲜古代无数寓言故事之中的一个。后来这些寓言，与朝鲜古代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满足和解决现实生活需求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国史记》详细记录了这一则寓言故事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具体历史背景和场景。其道：
善德大王十一年壬寅，百济败大梁州，春秋公女子古陀炤娘从夫品释死焉。春秋恨之，欲请高句丽兵以报百济之怨，王许之。将行，谓庾信曰：“吾与公同体，为国股肱，今我若入彼见害，则公其无心乎？”庾信曰：“公若往而不还，则仆之马迹必践于丽济两王之庭，苟不如此，将何面日以见国人乎！”春秋感悦，与公互噬手指，歃血以盟，曰“吾计日六旬乃还，若过此不来，则无再见之期矣。”遂相别后，庾信为押梁州军主。春秋与训信、沙干，聘高句丽，行至代买县，县人豆斯支沙干，赠青布三百步。既入彼境，丽王遣太大对卢盖金馆之。燕飨有加，或告丽王曰：“新罗使者非庸人也，今来殆欲观我形势也。王其图之，俾无后患。”王欲横问因其难对而辱之，谓曰：“麻木岘与竹岭本我国地，若不我还，则不得归。”春秋答曰：“国家土地，非臣子所专，臣不敢闻命。”王怒囚之，欲戮未果。春秋以青布三百步，密赠王之宠臣先道解，道解以馔具来相饮，酒酣，戏语曰：“子亦尝闻《龟兔之说》乎？”……春秋闻其言，喻其意，移书于王曰：“二岭本大国地分，臣归国，请吾王还之，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王乃悦焉。春秋入高句丽，过六旬未还，庾信捡得国内勇士三千人，相语曰：“吾闻见危致命，临难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夫一人致死当百人，百人致死当千人，千人致死当万人，则可以横行天下。今国之贤相被他国之拘执，其可畏不犯难乎？”于是众人曰：“虽出万死一生之中，敢不从将军之令乎？”遂请王以定行期。时高句丽谍者浮屠德昌使告于王，王前闻春秋盟辞，又闻谍者之言，不敢复留，厚礼而归之。及出境，谓送者曰：“吾欲释憾于百济，故来请师，大王不许之，而反求土地，此非臣所得专。响与大王书者，图逭死耳。”[4]
这是寓言《龟与兔》的历史背景，以及其时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政治斗争史实。新罗善德王执政时的金春秋，是一个朝廷宰臣，在当时的一场战役中女婿品释和女儿古陀炤娘都战死于疆场，心中充满仇恨的金春秋欲请高句丽兵一起攻打百济，以报女婿、女儿之仇，对此善德王也深表同情，允许去之。将要出发时，金春秋问金庾信如果此去因遭不测而回不来的话，他将如何？金庾信则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春秋被害于高句丽，那他的马蹄将无情地碾踏百济和高句丽的王庭，如果不能这样，那怎么见国人？于是二人互相噬指歃血盟誓，以六十日为期限，遂相别，庾信为了策应金春秋而成为押梁州军主，金春秋则和训信、沙干一起聘于高句丽。在路上行至代买县，县人豆斯支沙干，赠青布三百步。刚进入高句丽境界，其王派来的太大对卢（首相）盖金迎接，安排在京城客馆，还设宴款待。这时有一个大臣告诉高句丽王说新罗来使不是一般人，来的目的好像在于侦察高句丽国内实情，所以特提醒趁早干掉他，以除后患。于是高句丽王“横问因其难对而辱之”，说麻木岘和竹岭本来就是高句丽领土，如果新罗不还就不放他走。一开始金春秋针锋相对，他说国家的土地不是个人所能随意支配的，坚决表示不能听从。高句丽王一怒之下，囚禁了金春秋，而且还想杀了他。处于困境的金春秋用青布三百步密赠高句丽宠臣先道解，先道解拿酒肉来与金春秋相饮，酒酣时，先道解戏问金春秋知不知道《龟兔之说》，金春秋问啥故事，于是先道解讲了此寓言。听完寓言，金春秋恍然大悟，马上写信给高句丽王，说二岭原本就是高句丽领土，这次归国会说服新罗善德王归还此二岭，如果不信，以日月为作证。高句丽王非常高兴。此时，金庾信看金春秋入高句丽六十日未还，有些着急，于是挑选出三千勇士，并开誓死大会，以儒家忠勇思想动员将士，指出“今国之贤相被他国之拘执，其可畏不犯难乎？”新罗人万众一心，一心想救出被囚禁高句丽的贤相金春秋。而高句丽的间谍将此事告诉其王，其王不敢复留，厚礼而归之。到了高句丽国界时，金春秋对所送大臣说“吾欲释憾于百济，故来请师，大王不许之，而反求土地，此非臣所得专。响与大王书者，图逭死耳。”高句丽人才知道上了当，但已来不及挽回严重后果。这是一则精彩至极的寓言故事。可以看出，这一则寓言故事不仅具有精彩的艺术魅力，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作用。我们知道，寓言主要的特性就是劝谕或讽刺，含有明显的道德教训和哲理，一部优秀的寓言往往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寓言《龟与兔》体现着不德行为的一方与弱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但这场矛盾斗争因弱者的机智果断，最终以弱者的胜利而收场。整个故事篇幅不是很长，但故事结构完整，力求集中和典型化，根据生活提炼出最能够表现主题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作品结构不是很复杂，但故事到处险象环生，悬念迭出，最终以邪恶者的失败和受损害者的完胜而告终。作品语言简洁有力，描写生动感人，到处寄托着对自私、邪恶者的讽刺和批判之意。这部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从这部寓言诞生以后，长期被人们传诵，以至于产生了众多类似的故事。它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在民间广泛传诵并出现多种翻本以外，也出现了许多以龟与兔之间的智慧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可以说，有关它的艺术魅力是永久性的，野兔这个艺术形象至今经常出现在一系列教科书、小人书和故事集中，为读者所喜爱。
迄今可以看到的朝鲜三国寓言故事中，还有一些类似寓言的故事系统。这些故事不像《龟与兔》那样具备典型的寓言艺术特征，但它们因为有动物参与解决难解的危机，或以智慧取胜，同时也给人以某种启迪和教训，正因为有这样的艺术特质，这一类故事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三国遗事》中的《射琴匣》：
第二十一毗处王，即位十年戊辰，幸于天泉亭。时有乌与鼠来鸣，鼠作人语云：“此乌去处寻之。”王命骑士追之，南至避村，两猪相斗，留连见之，忽失乌所在，徘徊路旁。时有老翁，自池中出奉书，外面题云：“开见二人死，不开一人死。”使来献之，王曰：“与其二人死，莫若不开，但一人死耳。”日官奏云：“二人者庶民也，一人者王也。”王然之，开见，书中云：“射琴匣。”王入宫见琴匣射之，乃内殿焚修僧与公主潜通而所奸也。二人伏诛。[5]
这是一则十分奇特的类似于寓言的故事。第二十一代毗处王即《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的第二十一代照知麻立干，是之前慈悲麻立干之长子，其妃善兮夫人，为伊伐湌乃宿之女。毗处麻立干自小有孝行，登基以后关心民生，有政绩，“初开京师市肆，以通四方之货”，是新罗第一个发展商业贸易的君王。《三国遗事》所载这一《射琴匣》故事，过于离奇，难以相信是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追索《三国史记》的相关记录，并无此种记载，我们只能发现他曾喜欢一位美丽的民女，与之相爱，最后将其纳为妃。其记曰：“秋九月，王幸捺已郡，郡人波路有女子，名曰碧花，年十六岁，真国色也。其父衣之以锦绣置轝，羃以色绢献王，王以为馈食开见之，歛然幼女，怪而不纳。及还宫，思念不已，再三微行，往其家幸之。路经古陀郡，宿于老妪之家，因问曰：“今之人以国王为何如主乎？”妪对曰：“众以为圣人，妾独疑之。何者，窃闻王幸捺已之女，屡微服而来，夫龙为鱼服，为渔者所制，今王以万乘之位，不自慎重，此而为圣，孰非圣乎？”王闻之大惭，则潜逆其女，置于别室，至生一子。”[6]但是，在这一记录中并无如上所述的离奇的故事，只是毗处王在民间所作所为之故事，不知《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是根据哪些资料讲这些故事的。在世界寓言或志怪史上，动物传递信息，引领人类破获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案件，例子不是很多。这部类似于寓言之故事的魅力在于，动物替人揭穿不道德的奸情，使得原来被蒙在鼓里的国王获得处置此事的机会。从另一方面，作品从侧面也揭露了封建君王的愚笨和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丑恶本质，也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是、动辄鼓吹太平盛代的虚伪内幕。故事通过宫廷内幕丑恶现象的展示，告诉人们“于无声处蕴惊雷”“平流之下有暗流”的客观道理。
[1] 一然：《三国遗事·纪异·水路夫人》，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19页。
[2]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46页。
[3]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金庾信上》，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95页。
[4]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金庾信上》，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94-395页。
[5] 一然：《三国遗事·纪异·射琴匣》，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64页。
[6]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照知麻立干》：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