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挑战的初步反应

一、传统文化的第一次退却

在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以自己的高度文明化育四夷的尊贵地位。展开漫长的历史画卷，人们可以看见无数开化有限的“蛮夷”放弃自己的文明而跻身到华夏的大家庭中；为数有限的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是以武力征服开始，以文化被征服而告终。外洋各邦对中华帝国则只能接受恩典，仰慕教化，敢于一试锋芒者无不遭到天朝严惩。我们的民族有着君临天下的悠久传统。

然而，1840年的炮声宣告这个传统过时了！

然而，我们民族依然在为传统而骄傲！

当鸦片战争给中华帝国永远晴朗的天空涂上一片乌云的时候，林则徐、魏源等先进分子由衷地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把这片乌云轻轻拂去，让中华帝国高悬中空的太阳依然如故地照耀万邦。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经过一代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华帝国不但没有重振国威，反而日益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危机。“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都城沦陷、皇家园林惨遭焚掠的严峻现实，把一个我们祖先从未想过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中华民族面前：中国过去的一切真的尽善尽美吗？

严酷的事实面前，人们逐步感到了困惑，亦逐渐地滋生了认真师夷长技的意识。“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但是，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给了我们民族无限的自豪与自信，却从未给予危机意识，因而，尽管中华民族此时已面临着由至尊变为受辱者的严酷现实，人们的危机感与困惑感却并不深刻。林则徐以后的新一代人在九分自信、一分困惑的观念引导下，仍然把解决危机看做小事一桩，由“师夷长技以制夷”演变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他们应变一切的基本观念和文化大限。他们固执地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因而主张“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不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为中西文化交流筑起了一道精神堤坝，但毕竟宣告了传统文化要作出有限的退却，在自己千年稳固的领地为西方现代文化让出一块有限的空间。至于让出哪一块空间，则既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客观进程的结局。

两个文化系统在交流中进行的选择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都必然受到文化传播规律的制约。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物质文化最易受环境的改变而变迁，精神文化则惰性极大难于变化。而且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精神文化的深层积淀就越厚越硬越难变化。因此，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最先只能引起表层的变化，然后才逐步向深层切入，引起核心文化层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冲击着古老的农业文明。这种涌入与冲击，无疑是猛烈的、全面的、整体性的。那些闯进国门的令人不解的坚船利炮和洋纱洋布，绝不是孤零零的器物，而是整个西方工业文化的载体。然而，全面的冲击却只能造成片面的结果，在文化表层产生自己最初的影响。洋务运动正是循着这一规律应运而生的。它是传统文化表层的一个变迁过程，也就是物质文化现代化的正式起步。

文化选择尽管是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过程，但又必须有一定的主体作为完成选择任务的承担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都必然由一定的社会群体来实现。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出现，西方文化在中国获得了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中国传统文化对素来不齿的西洋文化表示了初步的承认，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这一以我为体、以他为用，九分我、一分他的选择，是处于困境中的儒家文化自我保护、自我修复机制的第一次反应。此变化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所谓主动，是指它是传统文化自我优化机制的主动反应；所谓被动，是说儒家文化这一退却的后果无法像过去那样可以控制。它以自优化动因肇始，却以自身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而告终。

传统文化的上述选择是由洋务派实现的。因此，应该说洋务派才是当时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儒家文化的真正代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挑战的加剧，中国官僚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文化价值观不同的三个群体，即对西方文化价值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保守派和持部分承认态度的洋务派，以及早期改良主义者。三个群体中，保守派自命为正人君子，“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闭目塞听，无视现实，丝毫没有自救能力，与传统文化自我修复的要求背道而驰。儒家文化如果以这一群体为自己的代表，就会迅速丧失存在的依据而归于消亡。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绝对固守传统文化的保守派实际上正是传统文化的败类。

洋务派则不再“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或是用盲目的自尊心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是“勇敢地承认已改变了的环境，并且企图适应环境”，力图在历史出现大变动的条件下，为处于困境中的传统文化找到新的出路。他们真正代表了儒家文化在空前未有的挑战面前自我调节、自我优化的方向。然而，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有限选择，是文化传播规律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统一的结果。表层文化的冲突是直观的，其结果速成而明显，易为主体所感知和吸收。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非功利的价值观又为洋务派提供了可以吸收西方物质文化的依据。儒家文化从来“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视仁义道德为至上的操行，物质利益则是小人的追求对象。这种价值观经过历代演变，形成了重精神文化、轻物质文化的传统心理。中华民族万古不变的骄傲和坚信不疑、一劳永逸的心理支柱不是四大发明，而是圣道教化。洋务派作为儒家文化的真正代表，自然深谙此道。因此，当西方文化向儒家文化提出挑战时，洋务派把固有价值观化为“中体西用”的选择标准，强调“新旧兼学”前提下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把一块无关宏旨的空间让渡出来——给予君子不屑挂齿的西方物质文化以一席之地。

然而，洋务派所未曾想到的是，他们走出的这有限的一步，已经给传统文化刻上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由于持“中体西用”论的洋务派尽管在主观上重“体”轻“用”，但正如陈旭麓所言，“在实施中，旧学和新学、‘中体’和‘西用’，是不会互不侵犯的，‘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这样，洋务派就无意识地成了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推动中国社会脱离传统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不过，“‘用’在‘体’中发酵”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且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时方有可能实现。同时，“发酵”能到何种程度实是一个未知数，“新陈代谢”的前景谁也不能预料。在当时的条件下，传统文化尚只能作出十分有限的退却，洋务派也就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广义现代化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