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求知的渴望

就像古代高卢分为三大地区一样，现代的偏狭，或者说不宽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懒惰、无知以及自私自利。因为懒惰而不宽容的情况最为普遍，几乎在每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屡见不鲜，尤其在边远小村庄里或古老的小镇上。另外，这种偏狭并非人类群体所独有。例如我们家的老马，25年来一直生活在科林镇温暖的马厩里，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去韦斯特波特。它对这里的一砖一石都非常熟悉，每天在康涅狄格州乡间小路上漫步时，也没有会把它吓得神经兮兮的奇怪玩意儿。

我们的科学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方言，却忽略了小猫、小狗、马儿和驴子的心声。要是我们真能听懂动物的话，就会发现一匹住在科林镇，名叫“杜德”的马儿正向它的邻居大吐苦水。“杜德”毕竟长大了，它作为马儿的习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定型，因为熟悉，它死都不觉得科林镇的礼节、人文、风俗有什么问题；反之，因为陌生，韦斯特波特的一切怎么看都不顺眼。

正是这样的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地缅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穿上只重礼仪，不求舒适的外衣，使整个世界的沟通变得毫无效率，使怀抱新思想的贤者被批判为人民公敌。不过即使如此，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也还是无害的。我们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遭遇这样的不宽容。过去，它曾使数以百万的人背井离乡，使人们不得不聚居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幸好，随着居民的日渐增多，那些地方也慢慢热闹了起来。

我们再来谈谈第二种——因为无知而不宽容。无知的人，就算只有一个，他对事物的一窍不通也足以使其成为极其危险的人，因此这样的不宽容所能引发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当无知的人试图为自己的愚昧辩护时，情况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他首先会在自己心里竖起一堵坚实的壁垒，然后趾高气扬地站在不可侵犯的高地，凭借手上的生杀大权毫不手软地迫害那些不屑于与他同流合污的人。因为长年生活在怕别人反对的恐惧中，无知者容易变得尖酸刻薄、残酷暴虐，时常以折磨痛恨他的人为乐。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们率先提出“上帝选民”这样的概念，通过强调自己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为自己壮胆，坚持自己偏执的想法。例如，他们想处死某个叫丹尼·迪弗的人，那他们肯定不会简单地解释说，是因为丹尼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丹尼让他们看着不顺眼，或者是因为他们只是喜欢绞死这个叫丹尼的人而已。为了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他们会召开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好几个小时、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坐在一起，研究这个叫丹尼·迪弗的人的生平。而在最后宣读判决时，这个看起来只会干些小偷小摸的可怜虫竟变成了个重罪在身的可怕人物。他胆敢违反“上帝选民”的法令便等同于蔑视上帝的意志，对此，法官应该遵从神圣的职责，以大无畏的精神处死这个撒旦的同伙。

再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一旦有了这样错误的想法，行为就会变得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种情形在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上司空见惯。最典型的要数那些聚在刑场旁，兴致勃勃地围观无数异教徒遇难的老百姓。他们都不是杀人犯，相反，他们虔诚，正直，坚信自己正在为上帝完成一件光荣的事。宽容的概念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只能沦为“道德衰退的体现”，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样的不宽容是理所应当的。

于是人们在一个阴冷潮湿的早晨，兴高采烈地看着丹尼·迪弗穿上他深红色的上衣和缀满小魔鬼图案的马裤，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死刑场。而当一切结束后，人们又会像没事人似的回到舒适的家里，美美地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

不管别人怎么解释，对于老百姓而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如果错的是我，那为什么我还能安然无恙地围观行刑？为什么不是我被处死？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虽然经不起推敲，却也难以反驳。人只要认定自己的想法即上帝的意志，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犯错的可能。

最后是第三种——因为自私自利而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实际上是嫉妒的一种表现，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耶稣刚到耶路撒冷时教诫人们，大肆宰杀牛羊并不能换来上帝的垂青。结果，所有靠仪典祭祀为生的人都视他为危险的革命家，试图在他壮大成真正的威胁前斩草除根。几年后，圣保禄来到以弗所布道，因为他宣扬的新教义影响了不少通过制作和贩卖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小雕像大发横财的珠宝商的生意，差点被金匠行会的人用私刑逼死。有人靠现有的宗教信仰谋生，就有人想方设法让信徒改而追随别的新神，他们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我们准备开始讨论中世纪不宽容事件时，就必须谨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除非是极个别的案例，否则不宽容的表现不会只有一种形式。在大部分引起我们注意的宗教迫害事件中，不宽容往往都会以上述三种形态并存。

当一个宗教组织积攒起无数财富，掌管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统治着成千上万的农奴后，它自然会对那些向往“人间天堂”的平民十分忌惮，而铲除异端邪说也因此成了稳定教会经济来源的必要举措。这样的偏狭属于第三种，即因自私自利而不宽容。除了百姓，科学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施压，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为了理解教会对致力于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回到若干年前，看看公元1世纪到6世纪期间，欧洲大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野蛮人的入侵就像大洪水般横扫欧洲全境。古罗马城墙里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推翻，只余下零星几个帝国组织。书籍被通通销毁，艺术被无知淹没，收藏品、博物馆、图书馆以及那些经年累月收集得来的科学资料成了中亚野蛮人手中点燃篝火的工具。从公元10世纪一些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上，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远离欧洲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外，西欧境内的希腊书籍竟在战争中所剩无几。这似乎难以置信，却又是无法忽视的事实。人们想学习古人的语言，却找不到老师；想了解古人的思想，却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的残章断简以及模糊蹩脚的翻译可供翻阅。无奈之下，人们只能求助于因拜占庭神学争端被迫背井离乡，逃到法国和意大利避难的希腊僧侣。拉丁文的书籍倒是有不少，但大多是公元4、5世纪时的誊本，且缮写的人对原著手稿毫无敬重之心，那种七零八落的抄录，若不是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文字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至于科学书籍，除了几本欧几里得的著作外，其他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了。而更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已经不再被当时的人们所需要了。过去的统治者以敌对的眼光看待科学，鄙视所有在数学、生物、动物、医药和天文领域上的独立研究。这些科学由于得不到重视，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实用价值。

现代人肯定无法理解那样的演变，活在20世纪的我们尽管立场各异，却同样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使世界变得完美，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尝试，而这，也是我们神圣的天职。现代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进步已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但这样的想法却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中世纪人们的认同。

希腊曾梦想创造一个充满美好和乐趣的国家，却因政治动乱好景不长。连年内战拖垮了整个国家，甚至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心里埋下了悲观主义的种子。每当他们站在废墟中，凝望一度是乐土的祖国大地时，总是难免悲戚，认为人类的所有挣扎都不过是白费力气。另一方面，罗马作家却从近一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潮流。于是，罗马的哲学家们，以伊壁鸠鲁为首，纷纷挺身而出，为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再之后，世界迎来了基督教。人们开始把重心从人间转向天堂，却又在一念之间堕入逆来顺受的万丈深渊。人类是邪恶的，有着低劣的天性和偏好。人类因罪孽受孕，与原罪一同出生，每天活在罪恶之中，去世时只剩下对罪愆的悔恨。

但是，新旧绝望之间是有差别的。希腊人坚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希腊人比其他人都要聪明，也正因如此，他们特别同情那些不幸的蛮族。虽然希腊人得天独厚，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民族有什么本质区别。相反，基督教却一直无法摆脱从老祖宗时期便形成的魔障。他们把《旧约》奉为圣书，同时继承了犹太教的衣钵，认为只有信仰官方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救赎，其他人则注定万劫不复，他们以此区分自己与别的民族。这样的想法，简直是某些在精神层面上不够谦逊的人最想听到的福音，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就是沙里淘金，万里挑一。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期，使基督徒自成一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一世地在异教崛起的社会中横行。

早期的基督神学家，如德尔图良和圣奥古斯丁，大多致力于把教会的法令编写成册。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别人的渴望、别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毫不关心，一心只想在教典中建立起心中的上帝之城。为此，他们给人类起源和时空界限定义出全新的概念。那些由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经长年探秘窥见的真理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确信，随着基督的诞生，旧有的价值信仰已被全盘否定，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但在基督徒眼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地球是上帝出于特定原因给特定的一群人提供的临时住处，因此，有基督徒居于其上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来了：这群上帝的宠儿们到底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呢？一方面，现实中有大量古董、古城废墟以及上古动植物化石可以佐证；另一方面，基督徒却掩耳盗铃，指鹿为马，或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等所有人都不得不让步，将信将疑地接受了他们荒谬的说法后，他们再喜滋滋地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在基督徒创造的宇宙里，一切都是静止的，它会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开始，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结束。它只为某个独一无二的教派而存在，若数学家、生物学家或化学家之流想在这里探索时空奥秘，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许多科学家曾申辩说他们打心里服从教会，但正统基督教徒不相信。他们觉得一个人如果真心忠于信仰，就不会费事看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无用”的事——他只要专注于一本书就够了！那就是基督教的《圣经》！那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分号、感叹号都是圣贤受上帝感召而写下的！

我想，这样的“圣书”，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人是绝对不会有兴趣的，毕竟，除了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的国家历史、藏头露尾的爱情诗、所谓先知的信口开河，剩下的就只有恶意诋毁其他部落神明，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了。公元3世纪的野蛮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把“文字”视为最伟大的文明奥秘之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教会把《圣经》当作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经典传授给他们时，他们心怀感激地接了过去，如饥似渴地吸收着那里面宣扬的，人类理应了解和渴望了解的知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变得跟教会一样，谴责和迫害那些逾越了摩西和以赛亚制定的界线，试图通过探索研究，否认天国存在的人。

甘愿为原则牺牲的人或许不多，但人类对知识的渴望毕竟无法压抑，这样旺盛的精力也总得找个地方宣泄才行。于是，求知欲和教会压制的冲突催生了一个弱小贫乏的思想学派，世称“经院哲学”。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8世纪中叶，从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儿子的出生说起。如果说“圣路易”国王是欧洲君主中的楷模，那这位尊贵的皇子、日后的国王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他不需要人民为拯救自己而赔上大笔赎金，也没有恩将仇报地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进行大清洗。这位皇子受洗后起名卡罗吕斯，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查理曼大帝。他的名字在许多古代宪章文献的落款处时有看见，虽然签名的字迹有点笨拙，拼写也有点马虎，但好歹他自小学习法语和拉丁语，若不是手指在与俄国人和摩尔人的长年战争中落下病根，变得不听使唤，他也不至于请当时最好的书写匠来，替他执笔。因终年征战，查理曼大帝在将近五十年的执政期间，只穿过两次用来代表其贵族身份的“托加长袍”。对此，他引以为傲。除了军事，他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为了自己和官员们的孩子，不惜把自己的皇宫改建成私立大学。这位被尊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兰克国王喜欢与当时的大学名儒们一起消磨时间，他尊重学术自由，经常纾尊降贵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他说，学者不管地位高低，只要言之有理他自会洗耳恭听。

皇帝陛下和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以及他们的讨论乍一看高深莫测，但仔细听听，却像是田纳西州某乡间中学的辩论队在做训练似的。不得不说，他们太天真了。从公元800年到1400年，学者们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尽管他们跟20世纪的学者一样才思敏捷，却也跟现代化学家或医学家一样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虽然享有充分的自由进行调查研究，但绝不可违逆1768年第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关于化学和医学的认知。要知道，在当时，化学鲜有人知，外科医生在人们眼中更是与屠夫无异。

中世纪科学家中当然不乏天资聪颖之人，只是他们能用上的实验材料及工具实在有限，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把劳斯莱斯的引擎装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上，不仅大材小用，而且容易产生一连串故障。当好不容易把车子的状态调整到能循规蹈矩上路时又会发现，这奇怪玩意操纵起来太可笑了，即使花费九牛二虎之力都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出类拔萃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自然十分着急。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监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为教会否认的理论提出反证，从而宣扬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做出一系列掩人耳目的假象，例如身着奇装异服，把鳄鱼标本挂在屋顶上，在书架上摆满内容不明的瓶子，时不时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他们的行为吓坏了附近邻居，叫人不敢登门造访。考虑到这些举动并没有危及他人，大家便都只是在私底下骂他们神经病。因此，“挣”得这一“荣誉”的科学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用担心要为自己的失言负责。后来，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套伪装，用以掩饰他们真实的科学意图。即使到了现代，我们解读起来也还是十分困难。在历史上，会无情打压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廷，几世纪后出现的新教改革者们也不遑多让，但由于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伟大的改革者可以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却极少能以实际行动表达所说所想。罗马教廷却不一样，它不仅有能置异己于死地的权力，而且只要时机成熟，便会毫无顾忌地加以施展。若只是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那上述两者的区别可谓无足轻重；但对于生活在当时屡遭迫害的学者来说，是被当成叛徒忍受唾骂，还是被当成异教徒付出生命，那可就是生死攸关了。

我们无需苛责中世纪的科学家，说他们前畏狼后怕虎，宁愿浪费时间，拿圣经《启示录》里动物的名字作字谜游戏，也没有勇气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敢肯定，假如时间倒退600年，我也必然不敢写现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