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新进展

何爱平　李清华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系列讲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国内各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开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学界对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及话语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了许多有益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2014年以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地租理论等方面。

（一）劳动价值论研究

一些学者进一步讨论了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意义。丁涛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角论证了全球价值链的霸权性质。他认为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根基，揭示了资本和资本家的噬利本性，以“资本家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正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分工层次不断深化，分工的范围持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演变为机器大工业，从机器大工业演变为全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即全球价值链。(1)裴小革通过梳理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理论，认为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表明劳动者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作用，相较于同时期的均衡价格价值论，其为现代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理论框架。(2)金碚通过分析GDP的核算、产业结构的演变、企业的目标等现实问题，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理论意义。(3)张雷声、顾海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经历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怀疑到肯定，再到创新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唯物史观的创立与运用是同步的。(4)

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何祚庥提出了“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劳动价值论。“新”劳动价值论完全继承了经典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即支持劳动是创造价值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对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计量时，要“乘”上“知识效率因子”或“科技效率因子N”。(5)对于新知识和新科技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吴易风认为新知识、新科技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通过作用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而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即新知识和新科技不能创造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6)白暴力、王智强认为世界统一市场形成之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由于缺乏一般商品所拥有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性质，故其价值由国内市场形成。而一般商品的价值由世界市场形成，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价值实体仍然是无差别的同一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等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生产该种商品的平均劳动耗费，是国别价值的加权平均。(7)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的这一论断在世界市场上仍然成立。宋树理通过在马克思对用于国际交换的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定义式中引入商品生产函数，从数学上说明了这一论断在世界市场上的适用性。(8)

一些学者进一步讨论了劳动价值论中的基本问题，如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冯金华认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形成价值量”，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实现价值量”(9)。卫兴华认为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决定由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价值量经由市场交换的实现程度。(10)又如劳动力商品问题，刘凤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起点，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微观基础，从劳动者技能水平维度和劳动力两权分离的维度考察了企业制度多样性的微观基础。(11)丁晓钦认为资本追逐利润的特点和由此导致的无限扩张和积累中产生的劳动异化、劳动力萎缩再生产、劳动者受排挤等问题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经济面临失衡的危险。因此，解决经济危机、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资本修复，也需要劳动修复。劳动修复是彰显劳动者价值、消除资本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劳动修复具有两层含义：劳动者生存与繁衍后代、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12)

一些学者研究了劳动价值论数学化的问题。王朝科、郭凤芝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函数反映的是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种商品耗用的活劳动量以及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劳动价值论的应有之义。基于此，价值函数应该包含价值创造函数和价值形成函数两种表达式，这是价值函数研究共同的逻辑起点。(13)冯金华将价值理论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工具。他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根据等价交换假定分析得出，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等于该商品的价格与整个社会全部商品的价格总量的比率乘以整个社会的劳动总量；而用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除以其单位劳动量可得到该商品的单位劳动价值量。如果一个行业或企业的单位劳动价值量大于（等于或小于）1，则其生产效率就大于（等于或小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如果一个行业或企业的单位劳动价值量大于（等于或小于）另外一个行业或企业，则前者的生产效率就大于（等于或小于）后者。(14)李海明（2017）使用中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劳动价值决定了至少90%以上的市场价格波动，而且生产价格比市场价格更接近劳动价值。(15)邱海平和姬旭辉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995—2009年中国经济的非生产劳动进行了核算，并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从简单的变化趋势来看，非生产劳动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关系，非生产劳动的过度增长将会减少可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利于经济增长。(16)

一些学者回应了西方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裴宏在阐述森岛通夫和置盐信雄传统方法缺陷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森岛通夫、约翰·罗默以及吉原直毅和韦内齐亚尼等国外学者对森岛—置盐方法的反思和修改，评论了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数理研究的发展。(17)郭冠清认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相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包含对价格背后原因的本质解释，而且包含对“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揭示。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揭示，暗含着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18)渡边雅男将非生产劳动分为承担生产以外职能（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劳动和精神性劳动，分别指出了它们都不遵循劳动生产率原则，批判了把承担生产以外的社会职能混同为承担生产职能、把生产使用价值混同为生产价值、把一切雇佣劳动都当作生产劳动的错误观点，从而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因这些劳动的非生产性而试图以节约非生产费用的原则统制这些劳动，揭示了被庸俗价值论掩盖的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与人类社会本质需要的根本矛盾。(19)高岭对霍奇森的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霍奇森量的价值决定论根源于“斯密教条”，其实质是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与供求价值论的折中。忽视了“货币”“资本”与作为实物量体系的斯拉法体系的不可兼容性。(20)赵磊认为“庞巴维克质疑”的要害在于，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与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存在“计量”上的不一致。所谓“价值量化”，其实只是价值在形式上的量化，而不是价值在实质规定上的量化。能够量化的只能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不仅劳动价值论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西方经济学定义的价值（效用价值）也是无法量化的。(21)朱殊洋和徐跃华运用数理分析借助能量守恒原理得出推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着眼于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而忽略了价值流和劳动流的形成过程。事实上，一旦从一定时间内价值和劳动的流动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价值只源于抽象活劳动，而与物化劳动无关。(22)蔡继明则通过分析钱伯海的“社会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承认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为我国的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23)

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关于剩余价值论的研究，孟捷考察了构成剩余价值论前提的十大假设，并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批判地考察这些假设的同时尝试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范畴进行了再定义，放弃了将劳动力价值作为预先给定的已知量的假设，劳动力价值只能是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这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条件——是通过产业后备军这一特殊的制度来保证的。新的定义支持了莱博维奇的下述观点，即阶级斗争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要起着比马克思所承认的更为积极的作用。(24)任洲鸿用以生产领域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借鉴并吸收知识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组织理论与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法，提出了“结合劳动—结合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的分析框架，为深化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剥削机制提供了新视角。(25)胡岳岷、付文军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存在“互释”关系，剩余价值学说不仅有足够的理论潜能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依然拥有较强的解释力。(26)

（二）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理论

一些学者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进行了研究。孟捷、李亚伟、唐毅南分析了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金融资本和金融化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27)马锦生从4个方面分析了利润来源渠道的变化即金融化的实现机制，并就资本积累金融化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揭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所导致的债务经济运行机制不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28)

邱海平、姬旭辉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角度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通过对“消费不足理论”进行扩展，进而分析非生产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非生产劳动的迅速增加会降低可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量，过多的非生产劳动必然会阻滞经济增长。(29)张晨、冯志轩利用资本积累理论，跳出通过直接界定劳动力价值3个部分的僵化框架来进行劳动力价值的测算。(30)陶为群建立了一个两大部类资本积累意愿的双边适应性预期调整模型，展现了在社会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都以积累最大化意愿为出发点，在全社会资本积累均衡的约束条件下，围绕资本积累进行“两人讨价还价”合作博弈。(31)张雷声从资本积累理论的整体意义入手，研究其宏观结构和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的逻辑思维进程和整体方法。(32)马艳、王琳、张沁悦扩展了传统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视域，并根据我国经济现实尝试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33)王金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就业的“临时性”和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成为资本全球化下的“新”发展，这一现象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需要马克思式的“工人阶级联合统一的斗争”，才能对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予以有力的遏制。(34)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对经济危机的理论与历史进行了梳理和探讨。鲁品越比较分析了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规律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现从表面上看两者是相互冲突的，然而，这种冲突实质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利润率下降规律驱使资本转移，加剧了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贫困积累不可能永无止境，终究要受到人类生理、心理和道德的制约，也会受到自然界生态极限的制约，这些制约最后必然表现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使其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这就是一次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35)裴小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论述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经济危机，在历史上和现时代都对世界各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和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36)胡乐明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研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进行分析，通过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导致不同的经济危机，合理解释了危机不仅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无产阶级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才能赢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37)朱富强试图通过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危机分析框架，并由此对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剖析，认为现代经济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没有超越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其根源依然在于社会制度引起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些国家内部的危机通过经济一体化的连接和传动会传播到其他国家，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38)高建昆、程恩富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原理的发展和创新，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结果表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应对危机的各种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39)

（三）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对立，更引发了学术界的颇多争议。薛宇峰论证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责难与批判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无法成立，认为其错误地理解和歪曲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马克思的理论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差异。(40)裴宏、李帮喜认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包含3个命题，指出置盐定理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技术进步标准的界定不同，置盐定理将“成本下降”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如果在置盐定理的框架下采用马克思对技术进步的解释，则仍然会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理论。(41)孟捷、冯金华对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和置盐定理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的结论虽然从表面上看截然相反，但双方在观点上具有互补性，在研究假设上具有共通之处，并将代表再生产失衡的产品实现率引入了平均利润率决定模型，构建了一个由技术进步、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共同决定的平均利润率的一般模型，置盐定理只是在假设实际工资不变和产品实现率为1的前提下的特例。(42)

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由于研究目的的差异，不同的研究之间产生了很多争论，其分歧在于利润率的定义和估值方法不同。谢富胜、郑琛对利润率经验估算的不同方法进行了系统概括，认为从经验上看，并不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利润率定义；在经验研究时，应依照不同的研究目的来选择不同的估算方法。(43)骆桢、戴欣认为基于剩余价值率提高而否定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观点，并未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构成真正的挑战。基于中国1990—201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在当前的技术进步模式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正在逐渐放缓，这意味着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正发挥着作用。(44)

（四）地租理论

裴宏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土地的资产化导致绝对地租以新的“金融租金”形式表现出来。在质上，仍然如马克思所主张的，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种再分配和占有。在量上，绝对地租不再表现为超额利润形式，而是表现为一般性的金融资本收益形式。这一收益将与其他资本收益服从相同的规律。这一变化，一方面将绝对地租和产业利润在量上建立了明确的耦合关系；另一方面，地租不仅通过影响生产过程来分配剩余价值，同时也通过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进一步影响剩余价值的分配。(45)梁作鹏、贾春梅、葛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级差地租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级差地租的产生有相似之处，也有特殊之处。首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肥力和土地位置的差异等均与资本主义级差地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只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级差地租现实地表现为土地的溢价。其次，独特之处表现在中国级差地租是在中国土地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46)

从应用的角度讲，李海海认为级差地租对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主要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了收入来源，同时导致竞争，诱发公共服务的改进。公共服务投入和城市发展会导致土地收益的增值，而级差地租的合理分配则会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城市的发展。将三者结合起来可以探索人口城镇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深层次问题，城市级差地租分配改革是关键所在。(47)杨奇才、杨继瑞认为建筑地段地租是对土地空间的利用，而不是对土壤的利用；建筑地段级差地租不仅存在受地段地理位置、资本连续投资影响的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而且存在受地基地权等决定的可利用空间高度和深度影响的空间级差地租，即级差地租Ⅲ。空间级差地租产生于可利用空间高度和深度带来的个别资本利润率与一般资本利润率差额的转化；其根源于土地所有权（包括空间权）的存在和垄断，且空间级差地租曲线呈“倒V”曲线。(48)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张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关于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49)

任保平认为，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来看，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时代问题的理论武器。中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是发展、转型、失衡，这些特征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这表明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予以回答。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对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规律意义重大。(50)

邱海平认为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3个方面：一是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使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三是只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51)

吴宣恭认为学好和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解决好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一些理论困惑源于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的残缺，其中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偏差，即未能从我国当前的所有制实际出发去分析经济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的研究，在方法和体系上进行创新。(52)

洪银兴认为当前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有四方面要求：一是需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掌握其提供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二是重点学好用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三是用好政治经济学可以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理解并且认同正在实施的改革措施；四是学好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可以在不同发展阶段研究反映经济规律的新常态，厘清新常态下合乎规律的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53)

于金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又具有特殊的民族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为了真正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方面理解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54)

逄锦聚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理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基于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和对实现建成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责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增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觉，是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需要认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以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学习政治经济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实践应用上下功夫。(55)

（二）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在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方面，一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蔡继明、靳卫萍总结归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其中包括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中介分析法、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以及逻辑批判与逻辑一致性原则等，并且指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方法论原则，才能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视野。(56)

二是需要正确把握学界研究成果的得与失。付文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理论特质、理论贡献、实践逻辑等方面评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学界要正确把握既往研究成果的得与失、正与误，以此增强今后研究过程中的辨识力，从而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奠定基础。(57)

三是需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顾海良指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以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为事实依据，并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进行理论升华；既要积极借鉴各种经济理论的精华之处，又要善于摒弃其糟粕之处；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建设和创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58)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丰富了人类经济思想宝库。(59)裴小革认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既要大胆探索又要脚踏实地。(60)荣兆梓对安徽大学“政治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进行了评述，梳理了多位学者的观点，得出了开拓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几点启示：第一，新的政治经济学要主动拥抱中国道路的现实运动；第二，新的政治经济学要更自信地欢迎批评，倡导争论；第三，政治经济学在扬历史分析之长的同时，还要修复数据分析之短，逐步提升科学性与现代性。(61)

四是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并着眼于世界实践。张晖明等认为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放在“全球化”潮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可知，处理好中国因素与世界潮流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以国际视野读懂中国，挖掘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因素；也需要以中国视角读懂世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只有“读懂世界与中国”，才能达到开拓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目标。(62)逄锦聚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为中国人服务，也要为全人类服务；不仅要为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服务，也要为推进全球共同治理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又要立足于时代和世界实践，肩负起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历史责任，为引领21世纪世界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做出贡献。(63)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客观、理性地看待既往的研究成果，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为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不断奋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基本原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渊源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国内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其实践来源。理论来源与实践来源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毛泽东思想(64)(65)，最终形成和完善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66)(67)(68)

卫兴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源，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就必须知其“源”。(69)杨承训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博大精深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70)黄华、程承坪同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创设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外，还来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71)贾根良认为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也应当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72)王立胜认为中国改革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丰厚土壤。(73)蒋南平认为，在近百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74)逄锦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在此基础上汲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借鉴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75)刘凤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76)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的，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连的。(77)武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7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进行探讨之后，学术界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诸多有益的观点，特别是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之后，对基本原则的讨论达到高潮。

其中，卫兴华认为公有制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守的一条根本原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的问题。(79)程恩富从持续、生产、产权、分配、市场、速度、平衡和开放8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80)葛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有制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既坚持公有制又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符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基本经济制度。(81)崔朝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原则应该是习近平指出的“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82)黄华、程承坪认为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其理论构建和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83)刘凤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4个方面：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共享发展原则和公有主体原则。(84)何自力认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言和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同时，认识和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85)沈开艳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相一致”原则，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任务和原则相一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相一致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86)孙武安认为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遵循4个原则：一是遵循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二是遵循开放吸收与主体自觉相统一的原则，三是遵循严谨规范与朴实管用相统一的原则，四是遵循继承坚持与创新发展相统一的原则。(87)蔡继明、靳卫萍认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即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中介分析法、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经济运行的生理学与经济发展的病理学、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以及逻辑批判与逻辑一致性原则等。(88)胡洪彬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借鉴性与批判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定性化和定量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目的性与工具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十大辩证统一，由此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奠定坚实的根基。(89)张雷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5个重大原则，即以人民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9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研究当代中国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实践，就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术界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进行了讨论，随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内容和构建方法两个方面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当前国内学术界仍然存在分歧。丁堡骏等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或者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91)卫兴华、聂大海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并且批判了一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只是将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作为条件，而非研究对象。(92)张雷声对《资本论》中的生产关系理论进行了整体分析，认为《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既表现为从交往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表现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研究生产关系，既表现为从总体规定性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也表现为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研究生产关系。(93)张俊山、张小瑛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这一原理时，把二者的矛盾视为外部的机械对立，忽视了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内部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94)许光伟认为“生产力科学”和“生产关系科学”整体属于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工作关系，二者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但从根本上看，“生产力理论科学”对于总体理论科学具有研究上的最终隶属性，并工作服从于生产关系范畴建构。(95)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丁霞、颜鹏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立足于“总体”或整体的内在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从《资本论》创作史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及确立过程，指出了其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价值，认为其有助于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96)邱泰如通过探究《资本论》理论的形成过程，从更为具体的层面对马克思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为以下5点：第一，合理界定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第二，正确处理经济学研究成果借鉴与创新、发展的关系；第三，调查研究客观事实及其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第四，将经济学研究与相关自然科学相结合，并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第五，进行科学抽象和经济规律揭示。(97)郭冠清认为以“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将“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强调人类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秘密武器。(98)崔永杰通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ohn Belamy Foster）的理论研究，揭示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他的“马克思的世界观是深刻的，并且确实是系统的”的生态世界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的。(99)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刘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应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100)周新城认为应该重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101)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上，其是一种研究如何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经济学说。(102)丁任重也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应当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103)张宇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其主要任务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经验并揭示其运动规律(104)，而逄锦聚和顾海良则更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阶段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经济关系。(105)(106)在研究方法方面，学术界的观点较为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在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基本方法会有一些具体化的形态。余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包括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严谨的逻辑辩证、批判与借鉴等。(107)逄锦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一些诸如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等类型的具体方法。(108)刘伟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我国改革本质特征的关键。(109)林岗则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细分为4个理论经济学的分析规范。(110)蔡继明和靳卫萍更是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到了8个方面。(11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涵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什么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大量有建设性的观点。顾海良提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为基础，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总体关系的探索中，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及其规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等，就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最初系列成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同样贯穿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探讨的全过程。(112)逄锦聚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二是经济运行；三是经济发展；四是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113)胡培兆认为，经过30多年的顶层设计、理论探索和实践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其显著特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积极要素主次有序地相互结合，具有过渡性社会特征的“兼容经济学”正在形成。(114)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体系应当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大的方向进行构建。(115)李旭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单元构成论”，认为从社会经济的不同层次出发，应当构建由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新政治经济学3个单元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116)陈伯庚等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六部构成论”，认为应当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根本任务、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6个部分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17)简新华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出发，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的8个基本方面。(118)张占斌、周跃辉更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为“十论”。(119)张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设想，即制度、运行、发展和开放“四位一体”的体系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全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120)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以《资本论》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其中包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的话语体系建立经济发展理论。(121)胡武、田子方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12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部分学者认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注重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123)(12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多地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作为构建的来源，突出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25)。更多学者认为应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结合的过程中。(126)(127)(128)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及话语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

学术界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进行了总结。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在探索把公有与私有、国家与市场、自由与集中、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稳定与变革、传统与现代等因素有机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29)随后，他又从6个方面进行了详述：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新模式和新形态，推进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破了市场经济专属资本主义的观念偏见，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根基，推进了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推进了对改革方法认识的发展深化。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共存，推进了对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配合，推进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130)

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和人民中心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企业改革理论，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31)

卫兴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效。这些理论都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创新理论。(132)葛扬认为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成果。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因此，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成果。(133)

胡家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核心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科学发展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等4个重大理论上进行的创新。(134)杨春学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重大贡献。(135)

谢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层次的划分，微观经济运行机理，微观监管必要性及其特征，中观经济运行特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理论基础，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的特征、经验、目标及手段，宏观经济波动等8个方面。

黄华、程承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有4个方面：一是从对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批判中树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方向。二是从对私有制弊端的批判中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本制度的理论创新方向。正确、全面认识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从中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可以避免的路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三是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逻辑为轴的理论创新方向。四是从对经济自由化的批判中坚定宏观调控“双有”理论的创新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和政府作为，为社会经济发展摆脱惯性危机提供理论指导。(136)

郭克莎认为新常态揭示的是新阶段的表现形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进入新阶段。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概括，是认识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体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137)

顾海良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成功地体现了“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意蕴。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5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进展，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跃升。(138)

邱海平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努力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产能过剩、库存严重、杠杆率过高等短期问题，而且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着力推进各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以不断巩固和完善。(139)

洪银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理论有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其中包括：一是经济新常态理论；二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三是五大新发展理念；四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以及生态文明理论；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14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深入发展，总结其过往的理论建设成果，构建完整的话语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重任。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为指导，要从3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首先，要坚持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其次，要坚持将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最后，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研究和揭示经济规律为基本任务。(141)

张宇也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在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还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发展与中国历史文化制度相符合的话语体系，同时也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大胆创新。(142)

逄锦聚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民族性问题。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民族性的关键在于其主体性和原创性。因此，在构建话语体系时必须要以我国的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以我国为主体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质。(143)

胡家勇在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条件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着重把握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根植于中国实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二是要系统提炼理论成果与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命题；三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概念和理论假设；四是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成分。(144)

周文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具备构建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要将中国发展的经验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同时完成我国经济从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是我国经济学界未来的长期任务。(145)黄泰岩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结果。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用通用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要注重与中国发展经验的结合。(146)

顾海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形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历史起点，也是其学科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探索，提升了生产力理论中中国话语的意蕴。(147)

王永贵、刘泰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了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指出我们应认真学习相关重要论述，进一步凝聚中国共识、传播中国声音，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148)

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在对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的研究中，杨承训初步梳理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其重点概括为6个方面：生产目的，共享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本质论；系统集成，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规律体系，五大发展理念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合力机制；发展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方略，新常态及供给结构性改革大逻辑；国际经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厚植开放。(149)张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坚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等各个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发展、对外开放、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150)

一些学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进行了评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全党要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认识国情，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吴宣恭认为，我国当前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经济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并存和互相影响。我们要从这些关系中认识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抓住主要矛盾，调整战略部署，谋取新发展。(151)洪远朋认为，习近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改革、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新发展理念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发展。(152)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海良认为，新发展理念的探索，包含着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内容，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关于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路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产生重要启示。(153)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逄锦聚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提出为进一步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54)他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5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韩保江认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充分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思想，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156)孙立冰、丁堡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毫不动摇地鼓励、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政策，需要相应地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原则紧密结合起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157)金碚认为，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理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158)同时，巫文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其理论体系需要围绕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发展依靠人民和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来建构。(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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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张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

(131)　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经济研究，2016（10）．

(132)　卫兴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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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J］．经济研究，2016（8）．

(136)　黄华，程承坪．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向——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7（6）．

(137)　郭克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研究，2016（9）．

(138)　顾海良．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J］．经济学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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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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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经济研究，2016（10）．

(144)　胡家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J］．学习与探索，2016（7）．

(145)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J］．经济研究，2016（3）．

(146)　黄泰岩．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147)　顾海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3）．

(148)　王永贵，刘泰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1）．

(149)　杨承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境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初步梳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5）．

(150)　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7）．

(151)　吴宣恭．运用唯物史观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领会践行习近平关于加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讲话［J］．当代经济研究，2015（11）．

(152)　洪远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研究，2017（11）．

(153)　顾海良．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笔谈［J］．经济学家，2017（12）．

(154)　逄锦聚．走进新时代，开辟新境界［J］．经济学家，2017（12）．

(155)　逄锦聚．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经济研究，2017（11）．

(156)　韩保江．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J］．管理世界，2018（1）．

(157)　孙立冰，丁堡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原则［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

(158)　金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

(159)　巫文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用市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兼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J］．改革与战略，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