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乔丹和波琳谁应该得“优”

我开的书法课是高年级选修课，大多数学生是来自本校不同学院的本科生，他们年轻，有生气，领悟力也快。乔丹（Jordan Ferrer）是传播学院四年级学生，专业为电影导演（图5.1）。他成长于影城好莱坞所在地洛杉矶，家中有些亲戚也在电影业工作，他的志向是有朝一日成为电影导演。他上书法课很认真，每次上课，总是坐在教室的一角，专心听讲、练习。乔丹对运笔和结构的领悟也比大多数同学强，他在短短六个星期内，已经能把书法写得有板有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第六个星期临写的对联（图5.2）。他的临摹应该说比较接近我提供的样本（图5.3），有几个字写得甚是精彩，如“花”和“禽”字（图5.4）。

有一些领悟力好的学生，把字写得整齐的同时，还能通过运笔上的抑扬顿挫来带入自己的书写韵律。我们看一下艺术学院绘画专业四年级学生克劳迪娅（Claudia Rilling）的对联（图5.5）。克劳迪娅素描和速写都很有基础，对线具有相当的敏感，因此在提按和运笔的节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她写的“禽”字（图5.6），比之于乔丹的“禽”字，同样地有法度，但更为生动活泼。

乔丹和克劳迪娅，是按照我的教学计划，在掌握中国书法的运笔和结字方面进步比较大的学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了五六个星期后，对书法的技巧依然相当生疏。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们的作品。

波琳（Nhu-Mai Pauline Simon）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白人，母亲是越南人。她也是传播学院的学生，专业是广告学（图5.7）。她性格开朗活泼，上课喜欢和她的好友陈思家（一华裔女生）说话，对临写也常是观其大略的。她临写的对联和乔丹的迥然相异，和我提供的样本有很大的不同（图5.8）。我的样本相当规矩，而波琳的对联虽然不够端正，但别有一种意趣，正像傅山所说的那样，“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

波琳把作业交给我后，我复印了局部，重新剪裁后，更觉意趣盎然。如“游鱼乐”三字，大小错落，一点不造作，用笔在无意中达到了一种相当含蓄的效果。我试着临写波琳的“游鱼乐”，写了数遍都不得其趣。这究竟是我的临摹水平不够呢？还是那“不可合亦不可拆”的“颠倒疏密”拒绝人们的刻意临摹——安排出来的支离和丑拙必有造作气？不得而知。我把波琳的字印在这里，有兴趣的人们、特别那些对自己的临摹本事很是自负的人们，不妨试试，看看自己能否获得这种趣味。

作为老师，我必须给学生打分，而且分数必须有高有低。这就遇到了如何来判断学生书写的问题了。论对技法的掌握，亦即对毛笔的驾驭和间架的结构而言，乔丹当然要比波琳娴熟，他能把字写得端正整齐，而且用笔没有大的失误。但十分明显的是，当他的字越来越接近样本的时候，也就变得越来越规矩了，失去了波琳书写中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我笼统称之为“不规整的意趣”。对乔丹的字，我会从一个不识汉字的美国人能在短短的时间（约六个星期）内掌握基本技法这一角度去激赏。但是他的字不会吸引我去临写，也不会使我产生“意趣”的联想，因为在技法上我比他熟练。而波琳的字却那样好玩，吸引着我去模仿。那么谁该得A（优）呢？毫无疑问，乔丹。通常来说，教学须有统一的标准。当学校批准我教这门课时，表示认可了我的专业资格，我曾受过专门训练，对书法的历史和技法都比我的学生有更多的了解，我有资格教学生。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教学相长之说，但教与学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会颠倒。如果我根据自己对趣味的理解和欣赏给波琳和乔丹一样的分，就颠倒了教学中所应遵循的一般准则，那将瓦解我作为书法教师的基础。因为波琳书写中的那种趣味并不是这门课程的教学所规定的目标，而且我也没有资格教学生这种趣味书写。甚至可以说，我在这方面写不过波琳，如果倒退三十五年，即我初学捉管时，或许还能和她一比趣味上的多寡浓淡。请注意，这里说的比，也应是无意识的。因为波琳在书写那对联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有什么“趣味”，那一切都来得如此自然，当我们刻意去学、去比时，它大概又会远离我们而去，去而不返。

因此，尽管我很喜爱波琳书写中的意趣，但在为学生们临写的对联打分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了乔丹A，给了波琳B。这是遵守本课程的教学规则，也是体现同一规则之下的公平。

当我把对联作业发还给学生，波琳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她也认为自己写得不如乔丹这样的学生。我在准备这本书并打算发表乔丹和波琳的作品时，由于涉及知识产权，我去征求他们的同意。乔丹很是自信，认为自己临写得不错，一口答应。

对波琳，我费了些口舌解释。我告诉她：“你的成绩虽是B，但你的书写有一种很特殊的趣味，可以通过它来观察学习书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我在书中引用你的对联作业，没有任何恶意。”她同意了。

下一个星期上课时，波琳告诉我，她家里人听说我的实验，都觉得很好笑﹕“波琳写的字居然还要在中国发表？！”波琳特别嘱咐我，书出版后，别忘了寄她一本。我欣然答应。不过，我没有告诉波琳，我曾悄悄地临过她的作业。我临她的对联，纯属好奇。告诉她，可又要费口舌解释。她一定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练字练了多年的老师会去临一个初学者的字。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天，波琳真正理解了为什么我会临她这样一个不会说汉语又不认识汉字的学生的习作时，她大概再也写不出“游鱼乐”那样有意思的字了。

为了课堂教学和批改作业方便，学生们使用的是统一的毛笔（苏州湖笔厂制“白凤”牌羊毫大楷），统一的墨（中华牌墨汁），统一的纸张（安徽净皮单宣），统一的“范本”（我从颜真卿《多宝塔碑》中挑选的字和我本人写的一些字样）。由于对技术掌握的程度不同，临写结果表现出的差异极大。可以想象，如果让每个学生使用不同的工具材料（如硬毫、兼毫，生熟程度不一的纸张）和临写不同书风的范本，那写出来的结果定会有更多有趣的不同。

本章通过乔丹和波琳的例子，来讨论技法的习得和与生俱来的趣味之间的张力。我观察的对象虽主要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但他们仍是汉字书法的初学者。这里，我想再援引一个对国内大学生书法初学者的观察，把它和我的观察来进行比较。在《书法报》2002年11月发表拙著《王小二的“普通人书法”》后，南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薛龙春寄来了他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大学生开设的书法课上一个大学生初学者的临帖习作的复印件。以下是薛龙春向我提供的书写实迹（图5.10）和有关信息：

作者：刘卫华，南京中医药大学2000级中医学专业七年制学生。

临写时间：2002年10月。刘为初次拿毛笔，此前未接触过任何字帖，也不知有多少种字体。指导教师让他直接学习行书，以《兰亭序》为范本，用元书纸，羊毫。教师未作任何示范和提示。课后，教师请他以作业相赠，刘很不好意思，同学们哄堂大笑。

下面我来对刘卫华的临作略作分析：尽管刘卫华未曾受过书法训练，但已有多年用硬笔书写汉字的经验，这是不同于我的学生之处。所以薛龙春请他直接临《兰亭序》。在临写时，他的有些连笔甚是流畅，如“所”字，右侧连笔时绕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圈（图5.11）。但总的来说，刘卫华对毛笔是相当生疏的，对行书的结构也不很熟悉，所以“足以畅叙幽情”的“足”字，写得像“只”字（图5.12）。由于没有界格，控制用笔和结字都还有问题的刘卫华，字写得有大有小，有正有歪，却很有些错落之致，如“极视听之”四字是如此生动（图5.13）。再看“列坐其次”这一行，和神龙本《兰亭序》迥然相异（图5.14）。神龙本清峻挺拔，刘卫华临本却很厚重，简直就像是临魏碑和颜真卿的效果。

薛龙春之所以要请刘卫华以作业相赠，是因为他确实欣赏这种趣味。刘卫华之所以不好意思，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写得好，不理解为什么教他书法的老师会要他的字。而同学们之所以哄堂大笑，是因为他们以为老师在和刘卫华开玩笑。

其实，我们未开玩笑。当我收到薛龙春寄来的刘卫华临作，十分惊喜。惊的是，刘的“处女作”好生有趣。喜的是，薛龙春的观察印证了我的观察。而且，通过比较处于不同文化圈中的初学者的毛笔字，得出的结论就更有普遍意义，更有说服力。

在结束本章、进一步讨论学习楷书系统以外的书法之前，我再引《中国书道》2002年第2辑刊登的一篇文章来阐发我对中国的毛笔字初学者的观察。这篇由李志军撰写的《爱的力量——北京精神病医院艺术与爱心活动纪实报道》文章，报道2001年12月30日，在京的一些青年书法家到北京安定精神医院，指导病人进行书法创作，并刊登了精神病人的书作三十八幅。文章有如下按语：

焦躁，疯狂，痴癫，孤寂，混乱，虚无飘渺，重复，怀疑，忧虑……艺术家的灵感和病人的无序状态在瞬间是如此相似……

把艺术和疯狂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浪漫的联想。中国古代艺术家的传记中，就已有不少类似的描述。自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凡高传》有了中译本后，更有人喜欢把艺术家的怪癖甚至精神错乱和他们的艺术创造力联系起来。人们常喜欢把艺术家打扮成有怪异行为的伟大天才，有些艺术家不但在这种形象下装疯卖傻，还要让世人接受他们的种种表演。究竟是文化传统驱使着艺术家去做出惊俗骇众的行为，还是文化传统教导着人们去宽容和欣赏他们的行为呢？其实，从《中国书道》刊登的作品来看，那些精神病患者的字和我那些精神很正常的美国学生的字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和初学用毛笔的儿童的字应该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字不规整但有意趣，不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而因为他们是“初学者”。不过，把精神病患者的字拿来刊登，不但是首创，也增加了整个活动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