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丹溪与理学的关系

朱丹溪生平和理学的关系很密切，要深入和全面地研究丹溪的学术思想，首先要做到知人论世，对丹溪与理学的关系进行一下探索，是有必要的。

（一）丹溪生平和理学的关系

理学，后人或称之为“新儒学”，是我国宋代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用思辨的形式，研究关于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用以论证和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因而得名。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有名的“宋五子”。理学出现于宋不是偶然的，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理学标志着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宋、元、明整整七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取得了思想界的正统地位。

朱熹作为理学大师，是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遍求周、张、二程诸家的学说，作系统的研究，融会贯通，而集其大成。全祖望说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黄百家说：“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钜儒，复何言哉！”（引同上）

丹溪之所以成为理学家，有他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家学渊源。

丹溪出身于一个奕世蝉联的读书人家。南宋时，有东堂府君者，名良祐，以六经为教，儒学传家，他是丹溪的五世祖，其后代多以儒学闻名。

元时的金华地区，属浙东宣慰司婺州路。金华地区包括其属县义乌，自何基接受朱熹理学以教授乡里后，成为有名的理学之乡，程朱派的理学十分盛行。朱熹理学的嫡传黄干，曾为江西临川县令，金华人何基奉父命从师于黄干，居金华北山，人称北山先生。卒年八十一，谥文定。这是理学入金华的初祖。北山之传，源远流长。他亲传金华王柏，字会之，号鲁斋。卒年九十八，谥文宪。金履祥，兰溪人，事同郡王鲁斋，从登何北山之门。后居仁山之下，学者称为仁山先生，卒谥文安。许谦，字益之，金华人，长值宋亡家破，不仕，就学于金仁山，学者称白云先生，卒年六十八，谥文懿。《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为《北山四先生学案》，论列甚详。“北山四先生”后世习称“金华四先生”。明代章一阳著《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萧阳复序曰：“诸儒之说，至晦庵始集其成。勉斋黄氏，亲受业于朱子之门。金华何文定先生，虽后朱子生，而口传心受，得之勉斋。自是而传之王文宪、金文安、许文懿，仅二百年间，四先生踵武相承……生于一郡，相继而兴，所谓文不在兹乎？”许谦即朱丹溪之师。

丹溪年轻时，习举子业，又尚侠任气，不肯出人下。在家庭和环境浓厚的理学空气影响下，三十六岁那年，感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以下简称《石表辞》）于是拜许谦为师，接受理学学说。他在理学的涵泳陶冶下，进步很快，日有所悟。常常夜半起身，一卷在手，坐至四鼓，刻苦学习。如此数年后，学业大进。

朱丹溪素怀惠民之心，所谓“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原是历代读书人的理想。而直接促使他学医的是他的母亲和老师许谦的疾病。许谦对他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于是丹溪尽焚以往所习之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后师从当世名医罗知悌。“罗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学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翁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罗遇翁亦甚欢，即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丹溪翁传》）丹溪从罗知悌学一年，尽得其传。

朱丹溪既得朱熹五传之理学，又师从当世名医罗知悌，得继承金元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医学之真传，理学、医学，遂两造其极。第一个把理学思想引入医学领域，并取得很大的成果。

（二）丹溪学术思想和理学的关系

丹溪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远绍《内经》，而寻其指归；近承河间，旁通子和、东垣三家，而极其变化；复参之于理学之说，融会贯通，形成一家之言的丹溪之学。

丹溪学说的重心，是有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这两论的哲学基础，又和理学的“主静论”有关。要透彻理解其渊源所自，必须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说起。“太极”这个名词首见于《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指天地，“太极”表示宇宙万物最根本的来源。古代哲学家对太极并没有加以特别的重视。到了宋代，理学的先驱者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成为理学本体论的中坚，“太极”一词，乃变成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了。

《太极图说》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此一节前后还讲到“无极”，朱丹溪把理学中“太极”的概念引入医学时，不采取“无极”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医家，也基本上不取“无极”之说，故这里从删。）《太极图说》以“太极”统阴阳、五行，有它的合理性；阴阳动静、互为其根的思想，也比较深刻。它进入医学后，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医学理论，特别是命门学说的研究，把阴阳水火气血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丹溪《相火论》从凡动皆属火，人为物欲所感，不能不动，动则相火易起入手，论证“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预防之方，不外乎周敦颐“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丹溪认为，这才是“善处乎火者”。做到了“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待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这是丹溪《相火论》的主要观点。

丹溪从天地阴阳之理，及人体生长发育的事实出发，说明阳有余、阴不足。接着就逻辑地回到了同一个主题，即：阳既有余，如不能主之以静，则相火易于妄动；相火妄动，则消耗不足之真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为养生之大戒。故丹溪屡屡戒人勿妄动相火，其中尤以色欲为甚。他说：“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还吸收了程朱理学有关天理人欲的观点。程朱主张用天理来克服人欲望，用道心来主宰人心。朱熹说：“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他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丹溪结合到医学上，在养生方面，提倡节制性欲，节制饮食，著《饮食箴》《色欲箴》。

理学关于太极动静、天理人欲的学说，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精神，运用于社会人事上，有很大的消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把它引入医学后，由于医学领域里矛盾的特殊性，却取得了好多积极的成果。如养生方面提倡静心息虑，节制性欲、饮食，使人体生命活动的节律不致过快；在治疗上谆谆以资化源、养阴精为言，用四物知柏滋阴降火，发展了养阴的治疗方法等。这些方面，无疑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三）丹溪治学方法和理学的关系

丹溪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以朱熹为集大成的宋学传统。他用宋儒治经之法研究《内经》《伤寒论》，开明清倡言错简一派的先河。他又著《局方发挥》，促进了医学领域的百家争鸣。下面分述之。

1.治经倡言错简　宋学和汉学，在治学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有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这和汉学的学风“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两者的不同是很明显的。

丹溪学医，首治《内经》，对《内经》最有研究。《格致余论》有一篇《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辨正王冰章句注释之误，并进而对本文有所移易订正，卓识宏论，深得经义，学者因之尚可略窥丹溪治《内经》的方法。他说：“《内经·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论‘因于寒，欲如运枢’以下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当移在此。第四章，论‘因于气，为肿’，下文不序病证，盖是脱简。‘四维相代’二句，与上文意不相属，亦衍文也。”

于此可知，丹溪治《内经》，倡言错简，衍文删之，错简乙之，孰为文字之脱讹，孰为注释之错误，皆直斥不讳，这正是嗣宋儒治经的宗风，和以前医家随文训释，注不破经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

他十分推崇仲景的《伤寒论》，但也不放过它的“错简”。戴良《丹溪翁传》载：“罗成子自金陵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无疑，因略摘疑义数条以示。’”疑义数条，具体内容如何，传既未载，不得而知。他有《伤寒辨疑》一书，惜亦不传。然书名“辨疑”，其内容当亦不外乎辨《伤寒论》中“文有不备，意有未尽，编次脱落，义例乖舛”之类。以上可见丹溪治经不偏信盲从而能倡言错简之一斑。

2.推动学术争鸣　丹溪早年学医，已致疑于《局方》，觉悟到株守《局方》，“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丹溪翁传》）。晚年更著《局方发挥》一书，对《局方》恣用香燥热药，忽视辨证论治：风病、痿证，混同论治；泻利、滞下，一体温涩的缺点，进行了批评。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丹溪“于《局方》之多用温补燥烈之药而耗散真阴者，尤辨之恺切详明，足与其《格致余论》相辅而行。从此医家之分别门户以相攻击者，自此书始。盖其儒学本渊源于朱子，故仿朱子《杂学辨》例以著书也。”按：《杂学辨》一卷，朱熹撰，内容系指斥当代诸儒之杂于佛老者，包括苏轼、苏辙、张九成、吕希哲等人的学说。朱熹好辨，以卫道为己任，他与陆九渊辨太极、与陈亮辨功利，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两次学术争鸣。丹溪在这一点上，受到朱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丹溪之后，医学领域里百家争鸣逐渐盛行。他的弟子王履著《医经溯洄集》，继承其师的治学方法，以好辨著名。明清以来的医学大家，如张景岳、喻嘉言、徐灵胎、陈修园，以及诸温病大家，对前人学术思想，往往或申或驳，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著作中，他们几无一不是以学术争鸣的面目出现的，这和汉唐时代医家述作之风是多么的不同。

结语

丹溪由儒而医，第一个把理学学说引入医学，促进了医学理论中阴阳水火气血之辨的深入研究，是《内经》以后哲学与医学的又一次结合的开始（第一次是朴素的辩证唯物论——阴阳五行学说和医学的结合），其影响是深远的。

丹溪用宋学家法，研究《内经》《伤寒论》，开倡言错简一派。他著《局方发挥》，对医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起了推动作用。

理学影响了丹溪的一生，他为学一以躬行为本，操履笃实，内外一致，可以说是理学的实践家。他决定以医为终生职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受了许谦的影响，而他行医的宗旨，则是否“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戴良《丹溪翁传》），不是仅为稻粱谋。正因为他有理想，有目的故能勇猛精进，百折不挠。丹溪成了名医后，“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勿惮也”（见《石表辞》）。真是仁人之言蔼如，虽千载之下，尚想见其为人，使人自然产生高山景行的感觉。这一切是和他的理学思想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理学对他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

总起来说，丹溪把理学引入医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徐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