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各项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贸形势较为严峻，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地区分化态势不断显现。从五大板块来看，东部、中部和西南地区保持了平稳增长，各项指标未出现大幅波动，东北地区经济仍处于下行通道，西北地区一些指标降幅较大，区域性潜在风险需要持续关注。

一、“十三五”开局我国区域经济的运行态势

（一）区域经济增长整体趋缓

2015年，我国五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平稳，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37.3万亿元和14.7万亿元，分别增长8.0%和8.2%；西南和西北地区分别为8.8万亿元和5.8万亿元，分别增长9.0%和8.1%；东北地区达到5.8万亿元，增长4.5%。

与2014年相比，五大板块的增速均有所回落。其中，东部和西南地区降幅最小，均为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降幅最大，达到1.4个百分点，其次为西北地区，降幅达到0.9个百分点。（见图1-1）

近年来，我国省区经济发展的分化十分明显。由于我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是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和短期需求叠加的结果，因此在结构深入调整的背景下，经济运行进入换挡期，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整体趋缓、板块分化的特征。我国五大板块在2013年基本保持了9%～12%的增长速度，在随后的三年中，除东北地区外的四个板块逐步回落至8%～9%，呈阶梯形回落态势，与我国的经济运行保持一致。在板块分化方面，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与其他板块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2013年第一季度的9.3%下降至2015年全年的4.5%，降幅达到4.8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见图1-2）

（二）地区投资增速持续回落

受外需萎缩、内需低迷及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2015年全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5159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增速是2000年来新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底部尚未充分探明，同时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进展较慢、房地产市场库存仍然较高等问题抑制了各类主体的投资需求。

从地区角度来看，2015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28746.9亿元，比上年增长12.7%；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3990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7%；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0033.2亿元，下降11.2%，增速降幅达到14.1个百分点，为各板块最大降幅；西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79870.4亿元，保持了相对平稳增长，比上年增长14.6%，仅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西北地区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57482.8亿元，比上年增长7.3%，增速回落了10.8个百分点。（见图1-3）

2015年，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及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较好进展，投资效率改善，经济引领带动作用增强。中部地区促投资的政策力度较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回落幅度较小。东北地区投资负增长11.2%，西北地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0.8个百分点，部分资源省份面临能源资源需求低迷、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多重不利因素，投资减速幅度较大，严重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社会消费保持平稳，地方财政增速大幅回落

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1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转型。

从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消费155161.5亿元，比上年增长11.8%；中部地区消费62576.5亿元，比上年增长14.4%；东北地区消费27060.5亿元，比上年增长8.4%，为五大板块最低增速，也是唯一增速下滑的地区，回落3.7个百分点；西南地区消费35444.1亿元，比上年增长16.7%，增速居各板块首位；西南地区消费19679.6亿元，比上年增长13.1%。（见图1-4）

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6.65亿元，比2014年同口径增长5.8%，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33.99亿元，同口径增长7%，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2982.66亿元，同口径增长4.8%，增速大幅回落了5.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长15.8%，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支出力度。根据同口径数据的对比，2015年首次出现了财政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同时，支出增速的持续增加则使得收支矛盾加大，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已突破2万亿元。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下跌、一般贸易进口总值大幅下滑导致进口税收大幅下降；二是工业生产放缓，尤其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导致按现价计算的增值税等税收低增长；三是企业效益下滑、利润增幅回落使企业所得税增幅相应回落；四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负担，也直接带来了财政减收。

从地区来看，2015年东部地区贡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466.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也是唯一实现增速提升的地区，沪、京、粤三省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3.3%、12.3%、12%，深圳市的增速则高达31%。中部地区次优，财政收入保持了平稳态势，实现收入14799.4亿元，比上年增长9.7%，增速居第二位。西南和西北地区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分别达到10474.1亿元和6739.7亿元，分别增长8.6%和8.2%。东北地区财政收入较为困难，实现收入4522.6亿元，比上年减少20.6%，辽宁和黑龙江分别减少33.4%和10.4%。（见图1-5）

（四）外贸进出口双降，中部地区逆势增长

2015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总体复苏乏力，外部需求疲软，国际竞争加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外贸总额达到245740.5亿元，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255亿元，比上年下降1.8%，进口104485亿元，比上年下降13.2%，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我国进出口的第一次双降。货物贸易顺差为36770亿元，比上年扩大56.7%，增加13244亿元。

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增速放缓，对我国外贸进口造成较大影响。2015年12月我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31.2，较上月回落0.8，表明未来的出口压力依然较大，我国未来的外贸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对象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对传统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量都出现了大幅下跌，而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新兴市场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较好，政局也比较稳定，促进了我国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发展，也逐渐成为我国出口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地区情况看，仅中部地区的外贸保持了正增长，外贸总额比上年增长4.1%，显示出中部地区外贸发展较强的稳定性，东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分别下降了6.5%、23.6%、12.8%、9.2%。从进口和出口分项看，进口降幅明显大于出口降幅，这既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同时也与国内需求疲软有一定关系。（见图1-6）

对比五大板块，东北地区外贸形势继续恶化，2015年东北地区进口和出口分别大幅下降24.9%和22.0%，分别较上年下滑了31.2个和15.6个百分点。继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再次出现贸易逆差，2015年达到570.7亿元，且逆差规模持续扩大，比上年扩大了415.9亿元。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诸多特征，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国内发展统筹推进，三大战略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进度和成果超过预期，《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高；二是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所加快，政策供给持续扩大，转移人口落户实施方案出台，经济发达镇有序设市实现突破，特色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哈长、成渝、长三角、中原等重点城市群规划相继出台；三是新一轮东北振兴全面实施，面对东北地区经济下行态势，中央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加大东部与东北地区对口合作；四是共享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落后地区的共同发展成为重要任务，2016年国家分别针对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革命老区开发出台相关规划，1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发展成果惠及了更多民众。

（一）区域发展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不同板块之间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区域间的绝对发展差距仍然在拉大，东部地区仍处在经济发展引领地位。

从经济增长来看，“十二五”期间延续了“西比东快”的发展格局，2011—2015年东部、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2%、10.0%、8.5%、11.5%、10.5%，除东北地区外，中部和西南、西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东部，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在不断壮大，发展阶段向工业中期和后期推进，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在逐步缩小。

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2011—2015年中部（9.4%）、东北（8.4%）、西南（10.8%）、西北（9.7%）地区的人均GDP增速均高于东部（7.8%），表明中西部和东北的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均财富在稳步提高，在发展质量上追赶东部地区。

相比于相对差距，我国区域绝对差距逐步拉大的局面还未扭转。虽然中西部地区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东部发展基础厚实，其发展增量始终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引擎。2015年，东部、中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4%、21.0%、4.7%、13.8%、8.1%，与2011年相比，东部、中部和西南地区的增长贡献率有小幅提高，东北地区大幅下滑了4.0个百分点。未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需要中西部地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二）新的功能平台不断涌现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打造功能平台是培育增长极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80多项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文件，形成了一批功能型、试验型区域，对改革发展进行了有效探索，包括：新成立12个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设立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大自贸试验区，推动对外开放的领域合作走向深入。一系列区域增长极日益成长壮大，对相关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区域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

1．新区建设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2010—2016年，国务院共批复设立15个国家级新区，其中有8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不同，中西部地区的新区主要围绕省会城市开展，例如西咸新区、贵安新区等，这是因为中西部省份的增长极仍然以省会为主，增长极仍然处于资源极化阶段。伴随着新区建设，省会增长极将会进一步成长，对周边的带动作用将会有所增强，进而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2．承担更多改革试验功能

从出台的区域规划来看，区域的改革试验功能有所增强，涵盖金融、对外贸易、海洋经济、空港经济、生态文明等领域。试验区被寄予探索改革模式、积累发展经验的厚望，这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理念：通过小范围的体制机制创新，及时优化政策措施，从而在全国进行推广。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运行就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借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津、粤、闽自贸试验区相继成立，对促进我国的全球化参与度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尤为重要；能够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释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等改革红利；能够扩大金融及服务业开放，释放开放红利；能够发展新兴高端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加快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3．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通过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空港经济区等功能型区域的设立，在各省区建立新的经济聚集区，以此为策源地，加快生产要素在新的区域空间的聚集，一大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已经形成。例如，最近刚刚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市，其经济实力的提升与郑州空港经济区的设立关系十分密切。空港经济区与郑东新区交相辉映，是郑州跻身“国家中心城市”之列的重要原因。

（三）区域合作意愿逐步增强

近年来，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合作广度、深度日益拓展，引领带动了国内外区域强化区域合作。

国内区域合作广度日益拓展。目前，中央力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均要求地区间加强分工与合作。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产业、交通和生态三方面的协作，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具有深远意义。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多围绕产业展开，产业的转移和承接成为区域合作的主线，安徽皖江城市群、湖南湘南、湖北荆州、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江西赣南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蓬勃发展，促进了不同发展阶段地区之间的梯度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国际区域合作逐步推向深入。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深入开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韩自贸协定推动了与周边国家的投资贸易便利化，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加快建设，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日趋完善，国际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开放合作水平。当前，我国海外需求低迷、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存在较大变数，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一定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一方面能够开发新的海外市场，拓展投资和贸易空间，另一方面能够与沿线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创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