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性质与经济效应

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相对规模达到顶峰，约占世界GDP的2个百分点和美国GDP的6个百分点强，当年美国对外净债务占全球产出的8%。经常项目逆差等于投资与储蓄的差额。然而，核算恒等式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关于这一等式通常有两种引申性解释。一种主张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低国民储蓄率常被指为“顽疾”，尤其是财政赤字的扩张受到更多诟病。另外一种主张外部失衡影响甚至决定了内部失衡。外部失衡条件主要指新兴市场经济和资源出口国的“过度储蓄”以及亚洲货币的低估，美国利用其金融优势吸引“过度储蓄”并将需求导入新兴亚洲，进而改善全球资源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必要的代价或成本就是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不断恶化的外国资产头寸。

美国内外失衡的因果方向和互动机理实际上与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性质紧密相关。关于各国经常项目余额持续扩张和不断集聚现象的经济含义，学术界和政策层长期存在认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失衡会诱发金融动荡，严重时甚至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各国当局必须采取积极强力的政策行动以确保失衡得到稳步有效的纠正和调整，避免世界经济“硬着陆”和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另一种观点与之截然相反，该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失衡”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动态中的一种相位，受到许多实质经济基本因素的支持，这些基本因素的名单可以开列一长串，诸如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经济周期波动、人口结构动态、全球过度储蓄、核算估价效应以及异质金融体系一体化等等。

失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是否需要政策干预？如何干预？一种观点认为空前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新兴市场经济所经历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容纳空间，新兴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过度储蓄被美国市场充分吸收，从而保证了增长和就业，为制度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赢得了时间，准备了条件。新兴市场经济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低效率，转而将金融中介功能部分地外包给更加有效的美国资本市场，通过这样一种次优安排来降低机会成本。因此这种失衡与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并不矛盾。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大规模赤字只不过是其凭借国际货币发行权而国内过度消费的结果。这种过度抵押未来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一旦“维持不可维持之势”，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行为往往难以避免突然的逆转。

上述关于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观点看似截然对立，实则相反相成。两者分别揭示了复杂现象的片面本质，若割裂开来，执其一端，则难免偏颇。“全球不平衡”是一种动态演变的过程，其形成是包括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全部参与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其他地区的需求不足互为条件，如果其他地区需求充分，则美国的过度消费就无以为继，有效的汇率市场会对简单的滥发美元行为进行及时校准。如果美国不去维持超出生产能力的支出，则其他地区的超额产出（从而过度储蓄）也将无处吸收，世界范围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将不可持续。就逻辑顺序而言，很难分辨美国过度消费和其他地区需求不足二者之间何种是前因，何种是后果。就作用机制而言，美国显然处在相对主动的地位。如果继续扩张外部赤字，随着跨期偿付条件的恶化，汇率调整不可避免地成为廉价的清偿方式。如果赤字得以逐步缩减，则有助于宏观经济有序调整，抑制国内利率上升，增强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如前所述，各国在国际分工地位、金融发展程度、人口结构、制度环境、经济波动和增长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或谓之差异）, “全球不平衡”现象正是众多“不平衡”因素的某种均衡结果。这种次优安排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差异因素形成互补，放松经济增长的约束边界，加速全球经济整合，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不平衡”完全是良性的，当其规模和深度超过一定范围时，负面效应就会逐渐显现并不断趋强。其中既有潜在的“危”，也有现实的“害”。前者指国际收支失衡在缺乏良好治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过度扩张，市场扭曲引起金融风险系统性积累。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发生“突然停止”甚至“逆转”。商业政策可能屈服于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政治压力，导致贸易流动的强制变化。一旦调整不能以渐进有序的方式进行，世界经济尤其是严重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经济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者指“全球不平衡”的持续扩张非但无助于消弭各国水平和结构的“不平衡”，反而促使某些“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衡”的驱动机制即使在形成初期有利于维持普遍的增长趋势，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非对称的影响，国别经济内部也会产生强烈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全球不平衡”正如沃尔夫（2006）所指出的：“令人讨厌的情况应该改变，不可持续的情况将会改变，带来危险的情况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