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汉学研究的兴起与汉诗英译的萌动

鸦片战争后，美国垂涎欧洲国家从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获取的好处，在1843年3月派四艘战舰闯进虎门，以武力要挟清政府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件。最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美国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利益。为了扩张其在华商业版图、加大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强化政府官员及商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这是一个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汉学研究在美国的正式确立。1877年，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受聘成为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这也标志着美国的经院汉学研究正式开始。

与欧洲一样，美国早期的汉学家也是以传教士为主体，其次为外交官和旅居游历者，有些人具有双重身份，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中国通。如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卫三畏、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ersons Martin ,1827-1916）、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e Rockhill ,1854-1914）等都曾经是美国本土汉学研究的先驱。其中，卫三畏在美国汉学起步阶段影响最大，享有美国“汉学之父”的盛誉。

卫三畏的汉学研究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不断摸索的道路”（顾均，2011:107）。由于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卫三畏并没有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一所技校。1833年6月，卫三畏作为从事印刷工作的传教士由纽约搭乘马礼逊号商船前往遥远的中国广州，自此开始了长达43年的中国生活。在顾均看来，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顾均，2011:105）。那么卫三畏的汉学研究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业余研究阶段与专业研究阶段，以1876年他退休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为界限。

由于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能辅导卫三畏学习汉语的只有马礼逊等少数几个传教士，教材主要是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做裨治文的出版助手期间，卫三畏的汉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841年，他完成了《广东方言唐话读本》的印刷工作，虽然参与写作的内容几近一半，但卫三畏并未在这本书上作为作者或编写者署名。1842年，他的广州话教材《拾级大成》在澳门出版；1874年，《汉英韵府》出版，在此期间的三十余年间，卫三畏出版了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从简易教材到大部头的字典；从对前人字典的改编补充到自己创造性的修订，从中可以看出卫三畏的汉语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汉英韵府》共计1254页，汉字达到12527个，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曾经多次再版、重印，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人士的必备工具书。

最能反映卫三畏在汉学研究领域成就的是《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其内容大量借鉴于1832年创刊的《中国丛报》。该书分为上下两卷，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历史、地理、教育、艺术、宗教以及人口民族等各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篇章包含大量详实的史料。回到美国后，卫三畏又对《中国总论》做了一些修改，修订版与1848年的版本相比有很大的改善。《中国总论》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进行综合研究，这代表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特点。顾均认为，“《中国总论》完全是卫三畏根据他本人的所见所闻创作的。所以美国汉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欧洲汉学是在‘中国热’的背景下产生的。而美国汉学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这也就决定了美国汉学家不可能带着完全赞美的眼光来看中国……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中国古代的文明”（顾均，2002:16）。

1881年，卫三畏出任东方学会主席。在耶鲁大学执教期间，他建立起美国第一个汉语研究室和东方图书馆。“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汉学从草创期步入学院派研究轨道的开始”（侯且岸，1997:6）。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紧随其后，先后成立中文教育机构，开设汉语课程。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有系统、有计划地收藏汉学研究的图书资料，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必要资料，汉学逐渐成为美国大学里的一个研究方向。一些汉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883）、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等。一些大财团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扩大海外投资和资本输出，先后成立了一些基金会，比较著名的有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1911）、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13）等，为对远东，特别是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战略研究提供资助。“政府和民间倾注的这些研究经费，直接扩展了美国汉学研究队伍的总体规模，为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做出了必要铺垫”（江岚，2009:12）。

卫三畏的汉学研究颇重实用性，在《中国总论》全书26章中，第十一、十二章介绍中国经典，涉及诗歌的论述只占第十二章中的短短10页。他把李白、杜甫和苏东坡列为中国最著名的诗人，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国诗人的基本特征：爱花、爱酒、爱歌唱，同时出色地为政府效劳。他还指出唐代是中国诗歌和文学的全盛期、中国文明最辉煌之日，却是欧洲文明最黑暗之时。

卫三畏还花费很大篇幅翻译了多首中国民间诗歌，虽然他将之称为“miscellaneous poetry”（杂诗），但从中可见他对这些诗的偏爱。其中的8首五言杂诗分别为《高瀑三千尺》《十年不相见》《文彩宜深隐》《恶树何年植》《作客春将暮》《夜中不能寐》《孤寂亦可苦》《披衣起待月》。这些诗卫三畏并未注明出处，据查，这些诗也并未包含在《乐府诗集》或任何一部较著名的中国诗集或文选当中，但感怀、送别、孤寂、待月等主题和偶行押韵的行文特点都表明他们和乐府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方面，卫三畏是同时代西方人中最为客观冷静者之一。在汉学研究的方法上，他是对中国文明整体研究实践做得最好的一个。赖特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称他为“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汉学家，《中国总论》是美国公民所写的、最早以学者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研究著作”（Latourette，1955:3）。“《中国总论》所开拓的汉学领域和研究特色为卫三畏以后的汉学家所继承”（孔陈焱，2006:79），如美国汉学家卫理（Edward Thomas Williams ,1854-1944）的《中国：昨天与今天》（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在内容上是对《中国总论》的延续和深化，方法上也发扬了卫三畏点面结合的研究特色。而“美国人把中国称为‘The Middle Kingdom’的习惯也从卫三畏的同时代人至少延续到了当代的费正清”（Fairbank, J.K，1942:1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知名的汉学家如修中诚、白之、韩南等移居美国，这昭示着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由英伦转向了北美。在此期间，乐府的文学身份日益凸显，研究方法日趋专业化与系统化。

欧洲尤其是英国汉学和美国汉学的兴起、发展对汉诗英译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为更广泛地英译中国诗歌奠定了基础。乐府诗也借此走入了更多汉学家的翻译与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