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英美现代派城市诗学

如果说列斐伏尔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哲学意义，英美现代派诗人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英美现代派诗歌自产生之日起便持续发起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如果说对“进步”话语的推敲是贯穿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主线，那么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生活的艺术”的拥趸则成为20世纪英美现代派诗歌的最强音。对于英美现代派诗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城市诗学的确立既是对法国现代派诗学的借鉴，对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东方“生活美学”的吸纳和熔炼。

城市生来就是没有诗意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反诗歌、反艺术的，这是浪漫主义诗人对城市的基本看法。如英国批评家斯宾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所言：“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了对城市的彻底拒绝，他们不愿去描绘都市环境，拒绝工业主义”；“他们的诗也可以看作是从英国的都市退回到英国乡村的产物”。[19]少数浪漫派诗人即便没有把城市排斥在外，也是把城市当做自然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如布莱克（William Blake）把城市看做“桎梏心灵的镣铐”，对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而言，城市是“死水一片的沼泽”，在巴比埃（Henri Auguste Barbier）的眼中，城市是“一座永久的坟墓”。[20]尽管华兹华斯写了赞美伦敦晨景的十四行诗《西敏桥上有感》（“Upon Westminster Bridge”），但诗人是在伦敦以极其自然的姿态沉睡时来观察这座城市的，真正琐碎、喧嚣的城市日常生活通常难入浪漫派诗人的法眼。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十九世纪晚期城市已然成为欧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英国批评家布拉德伯雷（Malcolm Bradbury）曾指出：“实验性现代主义文学，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城市的艺术”，他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主义文学和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这些城市十分活跃，享有思想文化交流中心的盛名。其中有些既是文化都城，又是政治首府。在这些遍及欧洲的城市中，出现了新思想、新艺术的热烈氛围，不仅吸引了本国年轻的作家和一些未来的作家，也吸引了外国的艺术家、文学旅行者和流亡者。在这些拥有咖啡馆、卡巴莱、刊物、出版商和美术馆的城市中，新的美学观脱颖而出；……当我们想到现代主义时，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城市环境，不能不想到那些新的思想和运动，新的哲学和政治。它们波及各座城市：从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战前的伦敦，大战期间的苏黎世、纽约、芝加哥，以及各个时期的巴黎。……文学和城市之间始终有着密切联系。城市里有文学所必需的条件：出版商、赞助者、图书馆、博物馆、书店、剧院和刊物。这里也有激烈的文化冲突以及新的经验领域：压力，新奇事物，辩论，闲暇，金钱，人事的迅速变化，来访者的人流，多种语言的喧哗，思想和风格上活跃的交流，艺术专门化的机会。[21]

现代城市体现了“天堂”与“地狱”的双重特征，也引发了现代人对城市文明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在现代派诗人那里，都市给诗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对于现代派作家来说，浪漫主义的乡村乐园已不可复得，那么只有接受城市化的现实，关注城市日常生活，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通过“游荡者”的审美视角，运用“出位之思”和“艺格符换”等跨媒介、跨艺术的创作手法呈现最普通的，甚至是“丑”的日常生活图景，实现城市书写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在城市文明的“恶”中找寻美，把“地狱”变成“天堂”。这种城市诗学的审美转换肇始于19世纪法国现代派先驱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艺术批评和诗歌创作，在英国的拉斐尔前派和唯美主义运动中得到发扬，与20世纪初传入欧洲的东方生活美学相融合，成为英美现代派城市诗歌创作的主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