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双向的文化馈赠

开辟在沙漠、草原和海洋上的通道　“绢马贸易”与商品的魅力　“胡人俑群”与“沙漠之舟”　西行取经的高僧　港口城市的勃兴　双向的文化馈赠

北朝时周、齐分立使华夏蒙受了损失[1]，西域诸国“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2]。隋朝立国后，要改变突厥、吐谷浑称霸西域，分领羌胡之国，朝贡不通的局面[3]，决心引致西蕃前来贸易。由于当时“客商往来，多取伊吾路”[4]，炀帝派大将薛世雄、裴矩建伊吾城以控制这一咽喉之地，又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5]。

隋炀帝在招募“能通绝域者”时，看中了知晓边事的裴矩，任命他“监知关市”，使“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裴矩积极交好“诸胡商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6]，细心纂录各国的章服物产，还丹青摹写，配以图绘，描述了通西方的三条道路：即越过戈壁沙漠，沿水草肥美的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路，以及过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点点绿洲西进，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两条绿洲路[7]。“隋之三道”最终都通达波斯、东罗马，其间经过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诸国。这些记录极大地帮助了国家决策，而草原路的提出，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此外，隋炀帝又命常骏等出使马来半岛一带的赤土、致罗刹，开通了由南海郡（即今广州）出发的海路。南海路“昼夜二旬，每值便风”，利用季节风力远航，常骏等人曾精心记录了所至地的国事风情[8]。

开通西域并非易事，人为之患以外，还有恶劣的地理和气候等因素造成的困难。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以君王的身份亲自巡幸河右，途经祁连山腹地，“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9]。但这次往返历时半年的西巡终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收获：“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马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10]紧接着诸番酋长又会集洛阳进行交易，“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命整饰店肆，陈设帏帐，布列珍货，大设鱼龙曼筵之乐，会见西方宾客。交易盛会昼夜不歇，灯火辉煌，终月而罢[11]。

隋末战乱，丝绸之路一度受到阻碍，唐朝初年平定北方诸民族后，宫中设宴庆祝，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太上皇李渊高兴地称赞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12]。太宗李世民对来自中亚安国的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丝绸之路的再度勃兴，体现在行政建制上，唐代在河西走廊设凉、甘、肃、瓜、沙五州，又于天山南北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辖亭州、轮台、伊吾、张堡守捉、弓月城等。安西都护府兼统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不光使“隋之三道”的动脉主线西移，又形成众多的支线。唐代安西四镇的四起四落，也正是唐代为通畅丝绸之路所付出的代价[13]。

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结盟，使丝绸之路向西南延伸。王玄策等从长安出发经甘肃、青海进入西藏，再由拉萨过尼泊尔到印度，打通并缩短了与印度之间的吐蕃尼婆罗道[14]。唐代后期东部沿海的扬州城兴起，南海路更加繁荣。到贞元时期，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时记录：“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15]东西交通路线犹如一个巨大的网络铺撒在欧亚版图上，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运河”（图2-1）。

图2-1　唐代中外交通路线图

“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16]的局面形成后，丝绸大量输往许多国家，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丝绸在隋唐王朝内部是赋税的来源，《新唐书·地理志》载有二十八个州郡贡绢，仅亳州每年常贡绢高达1500匹。《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年间庸调岁入绢达740万匹，绵180余万屯，布35万余端，诚所谓“缯帛积如山，丝絮似云屯”。但即便如此，外销还是供不应求。唐初曾赠帛3000段于东突厥，又以彩缎巨万赠西突厥，目的在于稳定边疆形势，丝绸被用为政治外交中的礼物。丝绸向外输出中，“绢马贸易”是大宗的交换。“马者，兵之用也”，“出师之要，全资马力”[17]，渴望由健壮剽悍的军马组成强大骑兵是历代王朝引进需要良马的原因。西域诸国渴望得到丝绸，而中原需要良马，进行交换自然就能使“彼此丰足，皆有便宜”[18]。频繁的绢马贸易，形成了常规的互市和绢与马的比价，8世纪后半叶“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唐朝直接用于“赐回纥马价”的绢每次常常是五万匹、七万匹，甚至二十几万匹。骏马与丝绸的巨额交换满足了西方贵族的奢侈，也带来了东方马政的兴旺。唐初“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19]。高宗时期“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隘，更拓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20]。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又由二十四万匹，很快增至四十三万匹[21]。宁夏固原发现的“昭武九姓”人墓地[22]，说明唐朝还以善养马匹的粟特人担任马政官。“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极大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如临洮军有兵一万五千人，配有八千四百匹马，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匹。马在唐朝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政治，如果掌握对马匹的管理，便是抓住了兵权，唐玄宗在唐隆政变后，当上皇帝前，便亲自兼知内外闲厩一职，即位后则让家奴出身的心腹王毛仲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足见对马匹管理的重视。保存至今的精美的雕刻“昭陵六骏”和隋唐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骏马塑像，成为极具特色的文物，也反映出马在军事战争、中西交通和礼仪制度上的重要地位。

与骏马相比，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骆驼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为密切。骆驼可忍耐高温，抗拒严寒，又能多日不饮不食，负重千斤行走，拥有“沙漠之舟”的美称。隋唐墓葬中的骆驼塑像刻画得真实生动，常常背负着一捆捆的丝绸，附挂着水壶，以及野雉、兔子等给养，刀箭之类的防护武器等。对隋唐人来说，骆驼能在荒凉的戈壁沙漠走过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无疑是奇迹，这些塑像正是讴歌对外开拓的精神。出土文物中还能见到属阿拉伯种的单峰骆驼，表明了丝绸之路的遥远延伸。时常和骆驼配套出土的还有“胡人”俑，与杜甫“胡儿制骆驼”的诗句正相吻合（图2-2）。大批头戴圆顶、翻沿和尖顶帽，身着圆领或翻领窄袖袍，“深目高鼻”“虬发髯须”的胡人，形象并不相同，无疑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胡人”一词在隋唐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不一定意味着对其他民族的贬义，从考古发现的雕塑、绘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赞美的倾向。

图2-2　唐代胡人牵骆驼俑

骏马、骆驼和胡人作为一组密不可分的遗物在隋唐时代突然盛行，正如张籍《凉州词》所说的“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丝绸之路商贸繁荣的物证。它们出现在墓葬随葬品中，更表明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丧葬是高于普通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的礼仪制度，要模拟现实生活。在西北、中原乃至长江流域，墓葬中普遍出现骏马、骆驼和胡人等塑像，反映出朝野上下共同的崇尚。如果将汉代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与隋唐时期进行对比，频频出现胡人、骏马和骆驼这一巨大变化，并非仅仅是丧葬礼仪和风俗的改变，而是丝绸之路兴盛的具体体现，因此隋唐以前不多见，宋代几乎绝迹。

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是隋唐时代特有的态度。唐初的高僧玄奘是东西文化交流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从佛教传入到唐朝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卫护佛教的北魏在大同、敦煌、龙门大肆开窟造像，都城洛阳等地的寺院也在激增，还发生过北魏皇室特派宋云西行取经的事情，但唐朝流行的佛教经典仍然杂乱无章。玄奘深感于此，下决心得到佛教的真谛，再赴天竺求取真经。这一大胆的西行计划，最初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玄奘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时，由于政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他西行过武威后只能“昼伏夜行”，以致在玉门关外到伊吾之间的戈壁滩上迷失道路，饮水又失手覆没，险些丧失了性命[23]。弘扬佛法激发出的顽强毅力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途经天山进入中亚，又南进至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半岛。他在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后来在印度从事讲学和著述，获得很高声誉。公元643年玄奘携带大量佛学经典沿丝绸之路南线返回长安，行程两万五千多公里，完成了西天取经的壮举。

玄奘西行自觉承担了沟通往来、传播文化的使命。途经高昌时，高昌厚赠的礼物中有绫绢500匹，托送西域二十四国大绫24匹，送突厥叶护可汗绫绢500匹。到了素叶城，叶护可汗又送他绢50匹，绯绫法服一袭[24]。作为苦行僧人，这些财物无非是帮助他打通关节，交往诸国而完成旅行的费用，而所有物品的送往也传播了各地的信息和文化。玄奘还将沿途所见所闻作了记录，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以自己步量出来的里程记录了他游历的国家，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今天的考古学家根据这些记载，已找到和发掘出几十座古遗址。玄奘对山脉河流、民族历史和物产风俗等的优美描述，也将许多陌生的文化介绍到唐朝。玄奘归唐后，皇帝为他专门设立了翻译场，诏令他在新落成的慈恩寺担任主持，修建了大雁塔保存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玄奘等人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翻译1331卷印度佛经的浩大工程，使得今天在印度绝大部分已失传的佛经，却可在中国找到译本。玄奘之外，还有许多曾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人。8世纪中叶中亚怛罗斯之战被俘的唐朝人杜环，先后在石国、康国、末禄国、苫国、拂菻、勃萨罗国等流寓十年，归国后著《经行记》详细记录所见所闻[25]，极大地增进了唐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在隋唐时期进入新的阶段。隋炀帝统治期间奇迹般完成的两件大事中，除了西巡活动，另一个就是南北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下江南，看中了长江入海之冲独特的地理环境，于是调集百万人开通济渠，连洛、黄、汴、泗诸水通淮河，又征发十万人在东吴邗沟故道上凿山阳渎引淮水入长江，使水系交通连接了大陆南北，从长安附近可沿黄河下达开封，又能至钱塘江口的杭州，再从浙江、福建的海岸南下广东。疏通大陆内部交通的同时，隋炀帝在江北运河的终点即江南运河的起点建造了江都宫，从此拉开了扬州城兴起的序幕。唐代在扬州置大都督府，围筑城墙，增修了一个更大的罗城，山阳渎水系穿城而过，东南城外也有运河。便利的交通使扬州作为商业性的城市迅速崛起，并很快因富庶而成为号称“扬一益二”的天下名城，它面对出海口，连接了东西陆路的丝绸之路，以运河为枢纽，沟通了南北往来，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四方，成为国际交往的门户。考古发现的唐代扬州的建筑遗迹、河道、手工业作坊等展示了当时的繁荣，而出土的许多遗物并不产自当地，例如长沙窑的瓷器甚至比湖南当地出土的还精美，显然是为了外销运到这里；伊斯兰釉陶器和玻璃器则是中亚、西亚人在扬州从事商业活动所遗留的物品。《旧唐书·田神功传》载，因刘展反叛，邓景山引田神功至扬州助讨，“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26]，足见有不少外国商人长期居住于扬州。

海上通商是突破陆地交通的尝试，唐朝通过海洋建立了与外部世界更广泛的联系，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红海等地的航线已经开通，广州港中外商船云集，成为世界循环交通的一环。唐代开始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职官员“市舶使”。岭南市舶使首设于广州，职责是“诸蕃舶至，尽有其税”[27]。唐玄宗时“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28]，说明市舶使与外国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乾元元年（758），一些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抢劫商店并焚烧房屋。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进行了大屠杀。这两起事件，也间接表明了广州是外国人口众多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在另一个唐代新兴的港口城市泉州，至今还留下了伊斯兰人的墓地。

隋唐对外交往不是单方面的选择，波斯、东罗马等也同样抱有打通丝绸之路的理想，甚至为了争夺对丝绸买卖的控制权，公元571年至591年还爆发了东罗马与波斯之间长达二十年的“丝绸战争”。后来在中亚发生的唐朝与大食的怛罗斯战役，产生的一个对西方文明有重大影响的结果，就是将造纸术传到了西方。中亚、西亚和非洲还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29]。长沙窑产品中那些模印贴花西域骑士、卷发女郎、大胡子男子，甚至用阿拉伯文书写题记的器物，明显是为迎合异国情调而专门设计生产的外销产品[30]。隋唐时代除各种产品输出之外，城市的建制布局也影响到中亚地区。玄奘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经怛罗斯，记述“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言辞仪范，犹存本国”[31]。此城居民均为中国人，城市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另外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32]，“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33]。“屈曲隐出伏没之状”指的是瓮城设置，可知该城布置与西域传统城市不同。自楚河流域向西以迄阿姆河下游，多有8世纪以前的类似的方形古城址被发现。

隋唐时期外来物品也很多，考古发现的遗物中就有金银、玻璃、织物等[34]。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在新疆、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湖北、广东等地都有出土（图2-3）。外国货币曾在新疆等地流通，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记录着这类金、银钱与中国铜钱的换算关系。西安隋李静训墓中的玻璃器、项链、金银器来自中亚和西亚。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塞满两个大陶瓮的一千多件文物中，夹杂着中亚粟特的金银带把杯、西亚兽首玛瑙角杯（彩图3）、萨珊凸圈纹玻璃杯等。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一批有伊斯兰贴花、刻纹、彩釉的玻璃。内蒙古李家营子出土了中亚粟特商旅随身携带的带把壶、带把杯、盘、长杯和勺等一组银餐具。波斯萨珊式的银多曲长杯和流行于拜占庭地区的银高足杯也传到了中国[35]。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中出土的凤头人面铜壶上的人面是印度人的形象[36]。外来物品不光满足了贵族的奢侈需求，也引起了仿制的兴趣。模仿侧重于外形特征，淡化实用功能，完全是出于对新奇的外来文化的崇尚。直接借鉴外来造型的“胡瓶”，则成为唐代相当流行的器物。通过模仿在工艺技术和审美情趣方面获得的启示，引发出创新的热情，最终使唐代手工业制品风格发生了改变。唐人通过外来物品了解到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刺激了自身对未知事物的渴求，从而影响到社会多层面的生活。陕西富平县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37]，绘有7位侍女手持带把壶、高足杯、多曲长杯等各种外来器物，侍奉贵族进食的场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连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种不自然的执物方式也模仿着异邦情调，这是商品输入、文化碰撞后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在与外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隋唐文化自身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和发展。

图2-3　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