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上卷（总第18卷）即将出版，照例我们还是就本卷内容谈上几句。本卷刊发21篇文章，分作以下七个栏目：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方志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当代史学评论。

在比较研究栏目，陈安民的《文武分途与文武互济——王夫之与维柯的文武关系论（下）》是本刊2017年下卷所发《维柯的文教武功论——王夫之与维柯的文武关系论（上）》的续篇。王夫之与维柯是17～18世纪间的中西历史哲学家之代表，他们均有丰富的文教、武功关系之论述，反映了他们的历史盛衰思想。陈安民对他们的文武思想在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虽根植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其文武关系论多有相通之处，即都认识到文教与武功的辩证关系，对野蛮征服与文明同化及其关系有长时段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其相异之处表现在维柯论科技革命与军事变革的应对之道具有突出的近代色彩与世界意识，王夫之则拘于古、泥于儒且昧于世界大势。二者具有彼此参照的价值，至今仍具有思想启迪和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是本学刊的主干栏目，本卷安排了研究范围自北朝至清朝的五篇论文。从魏晋至隋唐，士族门阀在统治阶层、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谱牒学之繁盛是这种社会现实之反映。谱牒修纂与史学发展关系密切。陈鹏的《北朝官修谱牒的类型与发展脉络》考察了北朝官修谱牒的类型，认为北朝官修谱牒类型可分为氏族谱、郡姓谱。这两类谱牒肇始于北魏太和定姓族，延续至周、隋定氏族，展现出官修谱牒与门阀制度的密切关系，乃至唐前期仍继承了北朝官修谱牒的方式和类型。李瑞华的《层累构造下的唐代宦官历史书写》通过考察唐代至宋代史家对唐代宦官书写的变化，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层累特点，认为每一重累积，都是史实、文本与意识的碰撞与重构。庄兴亮的《论陈建〈皇明通纪〉中的“靖难之变”的叙事与史观》指出陈建《皇明通纪》关于“靖难之变”的记述与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关系密切。陈建关于此一事件的历史叙事，是以大礼议中明世宗的政治态度为指导进行写作的。尤学工的《论清初史家群体与文化秩序》将清初史家群体划分为明遗民史家、仕清史家和贰臣史家三大类型，指出每种类型的政治倾向和史学特点。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三类史家群体最终消融在官方主导的文化秩序之下，回归历史的常态。史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渐趋稳定，回到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惯常位置，文化和史学上的易代宣告完成。周庆许的《〈四库全书总目〉与官修儒林传关系考述》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学术的国家标准，对此后的官修儒林传之撰述具有指导意义。阮元《儒林传稿》作为第一部官修清代儒林传，即以《总目》为最重要的标准，并成为《总目》影响《清史稿·儒林传》的中介。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近几年热度不减，成果丰硕。本刊收到的这方面稿件也相对较多，本卷“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刊载八篇论文。余康的《章太炎〈尚书〉研究旨趣探析》论述章太炎晚年的《尚书》研究成就，可谓抓住了章氏晚年的学术精髓。认为章氏《尚书》研究有三个层次：考订《尚书》中的疑难字、词，以疏通其文句；解读《尚书》各篇，阐述其所蕴含的史义；探寻《尚书》各篇的联系，研究《尚书》时代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这种《尚书》研究旨趣，不仅推动了对《尚书》的进一步校订与考释，而且加深了经史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李长银的《非破无以立：钱玄同“六经与孔子无关”说考论》考察了钱玄同提出“六经与孔子无关”说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以及这一学说产生的影响。认为虽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是学术悬案，但钱氏的主张不失为探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代表性论说。周励恒的《试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以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瞿秋白为例，考察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梳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对东西文化所做的比较、对盲目的东方文化优越论的针砭、对西化派不加别择地拥抱西方文化的批评；指出他们中西文化观的归宿在于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文化。李玉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经学》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经学背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学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学研究及成就、经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等视角，揭示了经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经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民族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资源。贾鹏涛的《杨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了杨宽由消极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历程。1949年之前，他对唯物史观在建设古史方面的作用有所轻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担任领导工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过了短暂的适应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从事古史研究，参加古史讨论，不断有所创获。他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忠良的《南高学派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李敏的《姚薇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评》都属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文章，在学科史研究方面具有拾遗补阙之功。吴忠良对南高学派有专门研究，他发掘的南高学派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绩，无论对南高学派研究还是细化中国史学史学科史的认识，都是有益的。李敏的文章论述了姚薇元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建设的贡献，对于全面了解姚氏的学术成就和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情况，也是有价值的。任芮欣的《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再审视》认为，余英时对清代学术研究梁启超的“反理学”范式、钱穆的“每转益进”范式的归纳和解读并不准确，学界将余氏的“内在理路”说视为一种新范式、具有创新性的论断也不符合实际。文章结合梁氏、钱氏、余氏的著作，剖析了余氏对梁氏、钱氏清学研究范式的评论之失误，认为余氏提出的“内在理路”说难以取代梁、钱二氏的研究路数。

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李峰的《〈通鉴〉汉武帝元狩年间史事书写辨正》是一篇很用功的考据文章，指出了《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年间的记事之误，并进行了纠正。王舒琳的《新发现〈蔡尚思全集〉佚文述论》之所谓“新发现”，是相对于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蔡尚思全集》和2015年出版的《蔡尚思全集·集外集》而言的。该文对新发现的佚文逐一做了说明：介绍佚文发表的刊物、时间，佚文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意义。它对蔡尚思先生的文献整理又是一次有益的推进。刘卓异的《一份难被遗忘的考古学讲义》评述了著名史学家赵光贤失而复得的考古学讲义的价值。认为该讲义体例科学，内容丰富，理论性与资料性兼顾，注释体系完备，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对一些学术争议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是一部富有学术价值的优秀讲义，是赵先生一生考古学情结的结晶。

在方志学研究方面，许曾会的《民国时期北方桐城派的方志编纂》对以直隶为地域核心的北方桐城派学人所编纂的方志进行了研究，概括出几个特点：在编纂原则上秉持应时之需，在内容上呈现新旧杂糅的面貌，在资料上重考辨和翔实，在文字上重典雅。胡青松的《论美国汉学家卜德的〈史记〉研究》属于域外汉学研究的范畴。该文评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卜德的《史记》研究成果，对其研究特点和学术价值及其对西方汉学界产生的影响，做了比较恰当的评论。

朱洪斌的《一部丰满而精致的晚清史学批评史》和余伟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路线图》可以说是分别立足于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的学术背景而做出的当代史学评论。作者结合所评的对象，放眼学科发展，见微知著，立意高远。其中有称赞，有商榷，有纠谬，体现了温良宽厚、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本卷文章，创获良多。我们以此作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献礼。同时，我们亦拟于本年下卷设专栏，反思四十年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四十年了，需要一个总结，也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向着明天，向着更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