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增长动能转变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当前，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1]。

一是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从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将从低端提升到中高端；增长动能将从汗水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这些变化可能需要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完成。

二是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明确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个变化可能需要在“十三五”甚至“十四五”规划期内完成。

三是确定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强调稳是大局，稳定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样，“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一、我国提出了“三步走”的创新驱动战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7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

中国创新驱动战略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

第二步，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

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三步走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我党进一步明确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见表2-3）。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决胜三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望如期实现。然而，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的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不懈的努力和采取创新进取的措施才可能实现。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然而，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做出艰苦卓绝的奋斗。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应当承认，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我们还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首先，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0 689．4亿元，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68．2%，已基本具备向创新驱动过渡的实力和能力。然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研发经费支出分别为2 378．1亿元、1 944．3亿元和664．9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15．2%、12．4%和4．2%，尚处于投资驱动或资源驱动阶段。如何缩小区域创新投入能力的巨大差距，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严峻挑战。

其次，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法无禁止皆可为”，各地区各部门目前的先行先试尚处于探索初期。

再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与世界各国文化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氛围，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仍在探索中前行阶段。最后，2012年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呈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低于GDP年均增速，更低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难度显著增大；基尼系数在2016年出现微小反弹，都说明全体人民共富指向的改革需要加大力度。下大气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既要公平分好蛋糕，又要高效做大蛋糕，是新时代提出的更高要求。其中，就要解决好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绿色发展。

二、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基本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3]当前，无论是研发强度还是发明专利申请量，我国已经赶上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世界一些发达经济体。但在综合实力、知识积累和领军人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联储的约翰·弗纳尔德（John Fernald）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的研究表明，提高或维持生产率水平需要提高对研发的投入。^[4]然而，从“十一五”以来，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研发强度）很难实现预期指标。如按照“十一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10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0%，实际只达到1．75%。按照“十二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15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2%，实际只完成了2．06%。^[5]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预期指标，2020年研发强度应达到2．5%，2016年只达到2．11%。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往往高达75%～80%，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力度是一个重要因素。^[6]但由于企业传统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支撑产出增长，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在市场中取胜，依靠制造业代工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企业研发创新投入能力不足和意愿不足成为增长动能转换的主要瓶颈之一。另一方面，在经历2003年至2012年高速增长期以后，企业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剥离非核心业务，调整传统产品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和贡献率，这是一个中长期才能见效的调整过程。在没有强有力的结构调整资金、直接融资资金和其他长期投资人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的能力受到限制。^[7]

2012年以来，尤其2016年开始，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的总体形势开始发生新变化。我国GDP增长率分别在2012年“破八”、2015年“破七”，尤其是2016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跌到一个相对底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等待只会走向死亡，早转型早主动早见效，开始加快进入转型发展的轨道。其中一些优秀企业开始探索增加研发试验经费的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的比重，实现增长动能的转变。201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1．41万亿元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规模超过了1．1万亿元。2016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增加到1．57万亿元，其中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规模达到12 144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三、我国区域研发创新强度和增长动力类型

当前，我国区域研发创新强度和增长动力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资源驱动型经济。2016年，按研发强度衡量1．0%以下的省份有11个，其研发经费总支出仅888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5．7%（见表2-4）。其中包括黑龙江，研发强度为0．99%，2016年研发经费支出152．5亿元；吉林0．94%，139．7亿元；内蒙古0．79%，147．5亿元；广西0．65%，117．7亿元；海南0．54%，21．7亿元；贵州0．63%，73．4亿元；云南0．89%，132．8亿元；西藏0．19%，2．2亿元；青海0．54%，14亿元；宁夏0．95%，29．9亿元；新疆0．59%，56．6亿元。其中，黑龙江和吉林2016年的研发强度比上年有所下降，因此，跌入了这个组。研发强度与2015年相比下跌的还有北京、天津、湖北、山西等省市。

二是投资驱动型经济。2016年，按研发强度衡量处于1．0%至2．2%之间的省市有13个，其研发经费总支出为4 958．6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31．63%。其中，可以按研发强度分成投资驱动的不同阶段。研发强度在1．85%以上，已具备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过渡能力的省市，包括陕西（2．19%，419．6亿元）；湖北（1．86%，600亿元）；安徽（1．97%，475．1亿元）。研发强度在1．5%以上、1．85%以下，尚处于投资驱动的中期的省市，包括四川（1．72%，561．4亿元）；重庆（1．72%，302．2亿元）；辽宁（1．69%，372．7亿元）；福建（1．59%，454．3亿元）；湖南（1．5%，468．8亿元）。研发强度在1．25%以下、1．0%以上，仍处于投资驱动的前期的省市，包括江西（1．13%，207．3亿元）；山西（1．03%，132．6亿元）；河南（1．23%，494．2亿元）；河北（1．2%，383．4亿元）；甘肃（1．22%，87亿元）。

三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包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山东、天津7省市，2016年，其中研发强度最低的是山东2．34%，略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40%的平均水平，但已经超过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下一步是逐步积累知识存量，从量变到质变，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型经济和产业。这个板块研发经费总支出已经达到9 829．9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62．70%。2016年，广东研发强度为2．56%，研发经费支出为2 035．1亿元，其中，深圳4．1%，投入超过800亿元^[8]；上海3．82%，1 049．3亿元；浙江2．43%，1 130．6亿元；江苏2．66%，2 026．9亿元；山东2．34%，1 566．1亿元；北京5．96%，1 484．6亿元；天津3．0%，537．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为：广东（占13%）、江苏（占12．9%）、山东（占10%）、北京（占9．5%）、浙江（占7．2%）、上海（占6．7%）。

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由此可见，解决我国社会当前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是如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进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快速扩大是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测算，每天消费在10美元～100美元的群体即为中等收入群体，2015年中国有44%的人达到这个标准，约有5亿多人。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9万元～45万元之间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家庭，按此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24．3%，大概3亿人（见表2-5）。^[9]随着中国中高收入消费群体的规模继续扩大，并呈现高质量、多样性、个性化的消费特征，尤其是“80后”“90后”“00后”新生代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我国供给质量和结构也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呈现出高端化、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一方面，新生代的新需求正引领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老龄化正创造大量新需求，正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新需要。如2017 年3月，《财经》杂志对博鳌论坛与会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前七位最有成长前景的产业的选择分别是养老健康、医药、旅游休闲、人工智能、新能源、教育培训和文化产业（见表2-6），这反映新需求影响新供给变化的产业排序。如排第一位的养老健康产业，2016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7%，65岁以上人口达1．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8%。我国目前居家养老的比重达93%，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比重共为7%。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养老服务管理、养老护理器具、养老人才开发，将成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衍生扩展出来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将成为我国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包括预防失能和痴呆的预防训练课程、运动和辅助活动等。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其中，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20年，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点，也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创新型国家行业的关键时点。研究人员对2020年我国产业新增长点进行了实证研究（见表2-7）。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2020年，健康产业的产值规模预期将达到14万亿元～16万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1万亿元～14万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10万亿元；节能环保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8．5万亿元～10万亿元；生物产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分别是2014年产值规模的2至3倍。上述目标实现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软环境的营造，取决于提升供给质量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

创新驱动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而人才的特点是集聚在国际化、高端化、智慧化的城市。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处于现代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第一阵营，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东北城市群处于发展的第二阵营，其他城市群处于发展的第三阵营。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成为驱动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尤其是一线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竞争谁能够率先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世界城市、世界级经济和产业新增长极（2015年全球湾区经济比较见表2-8）。城市群之间的较量，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质量和效益；二是知识、技术和人才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三是经济国际化的格局和影响；四是投资环境的公平透明、营商环境的效率便利化、市场环境的规范监管；五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释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党的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的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发言说，这套经济政策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生产率增长之谜》，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097？code＝2G131304＆archive，2014-07-07。

[5]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结果，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调整为2．06%。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0／t20171009＿1540386．html，2017-10-10。

[6]2016年，我国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5%、14．4%和6．8%。

[7]近年来，国家明显增大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但如何提高公共研发试验经费投入的合理分配、高效使用、透明监督、效益显著的体制机制效率，仍是需要迫切解决好的大问题。

[8]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研发投入预计为2 190．5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宣布，2022年研发强度将达到1．5%，研发支出将增至450亿港元。201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研发经费投入4 206．8亿元。2016年京津冀地区研发经费投入2 405．3亿元。

[9]张鸣：《社科院专家：中国处于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见http：／／media．china．com．cn／cmyw／2017-03-18／1001992．html，2017-03-18。